书城传记华丽苍凉逆流而上: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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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关露: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如果拿一种颜色比关露,我选过去裁旗袍用的老绿——近似于路边的冬青叶。可质地上,又比冬青柔软。这老绿,比嫩绿厚重,比正绿低调,比苍绿轻灵。着附在身上,暗自华丽,不出挑,也不犯冲,和谁都能打成一片。遇红则艳,遇黄则明,遇紫则淡,走到哪里都爽爽朗朗,是天生的衬色胚子,默默付出的好材料。许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关露的气质,是内敛的。不卑不亢,少言寡语,一对深黑的单眼皮眸子,眉宇间隐含英气,站在人堆里,绝算不上触目的美女,但又是清朗的,像一身洗白了的蓝布衫,自有一种味道。当年上海《杂志》社组织沪上文人去苏州旅行,女作家中有苏青和关露二人,满身活泼的苏青,对她亦是敬而远之,不与关露笑闹。根本不是一路人吧。能让苏青噤声的女人,会有怎样的一种平和的冷,说一不二,分明得清洌。仿佛学生时代干练的辅导员,在场面上,总是“正色”,不苟言笑,可对知心的人,往往又有种娓娓道来的温婉。

父母早逝,关露身世飘零,但这无形中,也给了她走出来的机会。因为过早告别完整的家庭生活,家庭对于关露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所在。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而不是打出封建家庭的幽灵塔。因此,在那个时代,茫茫一片的出走娜拉群体中,关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从出走之初,就没有太重的激愤,代际之间的矛盾,在她身上,似乎没有烙下刺目的印记。飞鸟入天,人生朝哪走,她自己选择。但在民族危难铺天盖地的时代,关露的选择空间,其实又是有限的。自小孤苦,使得关露更加自尊自强,进步的路,几乎是她唯一选择。在南京读书之时,她也曾和进步女学生一起驱赶女生宿舍指导员,也曾写过热衷于文学作品,也曾青春激愤,但更重要的是,她即将遭遇到战争。

时代浪潮把千千万万革命之士推向中国东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革命和文艺的中心。革命是浪漫的,26岁,身居沪上,关露的兴奋可想而知。这种兴奋里,有责任,上街贴抗战标语,为抗日伤兵募捐,到前线慰劳抗日战士,去纺织厂做宣传,组织姐妹团、读书班、诗歌小组,担任组织高层的“交通”。从两性的角度看,作为女性,关露在革命和战争中,自觉地扮演着配角。当然从某种方面说,这也是一种力所能及。但在男性主导的时代,战争与革命,女性的参与,注定需要更大的付出,这种付出里,夹缠着女人的无奈。

一首“春天里来百花香”,让关露的名字红遍大街小巷。关露的文字里,有种温贫暖老的亲切,她绝不会是在夜上海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而是有种“和暖的阳光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的革命乐观。正如李安评《色·戒》的一句话:一派病态的繁荣,当年的上海滩那个浊世里,关露无异于一泓清泉,写出这样词作的女子,深知人间苦痛,怎会做汉奸。世人误解,事前也未免太不做分析判断。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关露31岁,留在租界搞活动。次年春,她开始写长篇《新旧时代》。大批文人搬离上海,上海的文艺界一时间人才急缺。男性主导的文坛,竟在民族革命战火连天的局面下,削弱了许多。一批女作家涌上来了。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群星璀璨。柯灵评张爱玲那句,只有上海沦陷成全了她,不无深意,放在关露身上,也同样合适。

“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让她们的人生彻底改头换面。苏青从少奶奶的生活突围出来,热辣辣地在沪上文坛直言不讳谈女人,张爱玲则从香港转回上海求生,一支绮丽缠绵的笔,写尽女人传奇。她们的写作,背后都有一个谋生的背景,是不得不为,时事而逼。那关露呢,这位当年在沦陷区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她的奇崛处,在于一种分裂,背后更艰巨的任务,让她清醒与超脱,但同时也给予她精神的压抑。革命的精彩与残酷,叠加在这个女人身上,转身的红绿旗袍与一丝不乱的波浪头下面,却是个扭曲的姿势。1939年深秋,关露接到组织通知,去香港接受秘密任务,她的无间道生涯,就此开始。试想,在20世纪30年代香港黏稠的空气里,于异国风格的港式饭店某个包装良好的房间中,两男一女表情凝重,低声交谈。女的可能穿着旗袍,男的可能是西装革履,也许都还夹着一支烟,都是风流人物,十足的罗曼蒂克。可这罗曼蒂克又不单单是那环境那行头,不顾一切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浪漫。香港低窄的天空里,关露穿着旗袍,端着手臂,踩着嗒嗒嗒的皮鞋声,在深黑的夜,走过一个潮湿的转角,前面的天空有些暗红,这是城市的灯火映天,还是黎明将至?黎明前窒息的黑,还是一下便把关露融了进去。

接受任务时,上级领导P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坚定地答应了。不辩护,是为了大局,可不辩护,那就只能成为“汉奸”。这个伪汉奸的身份,像一条毒蛇,纠缠了关露一生。接受任务的关露,来到汪伪特务头子L夫妇身边。据鲁迅的公子周海婴回忆,关露还曾和影星白杨一起去隆过鼻。那张整过容的照片,事隔多年,关露的亲妹妹都认不出是她,可见修改力度之大。整容?是单纯为了美,还是为了工作需要?看关露1939年的相片,高高的云头,淡淡的笑,碎花旗袍罩着披肩,带着深色手套。平心而论,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超出不少。在革命战争中,关露的女性身份,得到了凸显,可这样的凸显,是幸还是不幸?

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的高门大户里,关露即将和特务头子L夫妇见招拆招。对于关露来说,这段生活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始终是“剑拔弩张”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去苏联或者延安。电影《无间道》里,陈永仁微笑着对他的心理医生说,其实,我是个警察。这微笑,太沉重,光天化日,身份的错位,仿佛一杯不加方糖的黑咖啡,越喝越有种清醒的苦痛。这时的关露,像极陈永仁,明知自己是好人,却不得不与敌特为伍。斗争前所未有地复杂:一方面,是关露姐妹对李士群夫妇曾经有恩,这是人情;另一方面,关露想策反李士群,可李士群也想策反关露,同时他还想利用关露保持和地下党的联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是各为其主,各有各的打算。所有问题都摆在桌面上,彼此把对方看个透亮,这个前提下谈策反,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在这场猫鼠游戏中,关露明显处于下风——误入虎穴,原来的暗斗转为明争,随时需要防范对方的攻击。恰如伴虎,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怎能不内心纠结?1941年,L向关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闷的心情,表达了想同组织联系的意愿,1942年2月,P由港赴沪,充分肯定了关露的工作,并安排关露撤出76号。

在深居76号的日子里,关露以女情报人员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组织派遣的任务。可就在这段日子里,作为一个女人,关露失去了太多,最重要的是,她失去了一种正常的生活。当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平凡生活,原本就是种奢望,但关露的绝望,在于空前的孤立。她仿佛一个人在走着夜路,周围魑魅魍魉,她怎么也走不到头。1942年,刚从76号脱身的关露,又接到组织派遣,前往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导部合办的《女声》杂志当编辑。《女声》的主编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有民主思想,关露需通过接近她,进而与日本方面的组织取得联系,搞到情报。

又是情报工作。宿命像张逃不脱的网,关露仿佛注定吃情报这碗饭。关露这段时间的生活,相对76号的日子,是和煦的,这同时也是关露在上海文坛逐渐上升的一个阶段。1943年8月,日本在本土召开所谓的“大东亚学者代表大会”,关露经组织同意,前往打探情报。出发前,中国方面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全被登报,并且配发照片。这当然是日伪拉文人下水的手段,可身担重任,关露没有选择的余地,“汉奸”名声远播。

在《女声》当编辑的日子里,关露和佐藤俊子的交往值得我们注意。佐藤原本是关露观察的对象,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交往,因为真心的参与,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战争带来的对立。更何况,即便敌我有分歧有对立,敌在明,我在暗,虚与委蛇也有了余地,关露的生活,毕竟有了一丝暖意。1945年,佐藤俊子去世时,关露写下的怀念篇章,字字含情,她并没有因为她是日本人便“另眼相待”,二人之间的友情确真,具有某种纯洁的底色。女性天空的对接,有时候,也会有种相互扶持的感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关露圆满完成任务,赴苏北解放区,可“汉奸”阴云依旧笼罩在她头上,一个出尽风头的“女汉奸”,在淮阴的街道,会经常遭到进步青年的唾骂。革命胜利了,为革命付出的女性,却依然蒙受不白之冤,关露痛苦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可关露一生的折磨,从这里又接上了断点。如果说沪上时期的折磨,依靠坚定的精神支撑,还可以扛过去。但这时候的关露,遭遇的却是精神世界的崩塌,关露将自己对组织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相关工作人员却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

句句都在理上,有苦说不出。关露精神分裂了,直到P送来了相关材料,关露心情才开朗起来,逐渐恢复了健康。1955年,因为受上级领导P案件的影响,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1957年3月26日,才被释放出狱。1966年,“**********”开始,次年7月1日,年逾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25日出狱,关露一案,尚未有确切结论。这时的关露,已经年近古稀,她对组织没有任何怨言,只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历史结论。

作为一个女战士,关露的女性的身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淡化的。身为革命的一份子,为组织付出,她是骄傲的,可对于身为女人的个人体验,关露却很少提及。在她为数不少的文字中,革命的浪漫与现实充斥其间,但我们很难在这里,找到张爱玲苏青笔下的那种女性体验。干革命,男女都一样,关露想发挥她最大的效用,为社会服务。关露的全部热情,似乎都扑在了写作与革命上。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她的情感一直很低调,可她两次情感的最终失败,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1932年,26岁的关露与S结合,可革命工作的繁忙,却让关露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在与S结合的日子里,关露似乎不止怀过一次孕,可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经烧到祖国的土地,大家都在抗战,关露怎会愿意落后?她是女人,她需要丈夫,她也定是爱孩子的,可在民族革命的关口,让她坐在家里坐月子带孩子,年轻气盛的关露,怎可能答应?革命和女性自我的发展,在这里形成了冲突,在生孩子和闹革命之间,关露选择了后者,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小家庭的崩塌,很快,关露便与S离了婚。假如关露有了孩子,她未来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是不是会埋下幸福的种子,又或者最起码,结局不会如此孤苦?打掉孩子的关露,失去的,是做母亲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算是一种剥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露认识了W。1938年,关露在启秀女中教高中语文的时候,住W家。后来关露被组织派去做情报工作,她曾和W约定,日寇投降就结婚。可等到抗战胜利,关露来到淮阴,等到的,却不是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一封W的绝交信。“汉奸”的困扰,折断了关露原应有的幸福,W当然有种种不得已,他还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但作为关露最亲密恋人战友朋友,在关露困难的时候,他却不能站在她身边,这是何等的遗憾,男性世界对于女性的惩罚,又何等的严酷。

1949年,关露和W在北京重逢,W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劝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曾经沧海难为水,人到中年,满心伤痛,关露又怎么可能再爱上别人,所谓刻骨铭心的爱,就是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永远不会觉得幸福,人生的错过,使她不能不关闭自己情感的大门。

“****”时期,关露被打入大牢,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写下诗句:“椰林遗憾未为家,孤鹜长空恋落霞。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洪吴的故事里,无疑投射了她逝去恋爱的影子。她一直不曾忘记W,可生命太短,她已经没有机会。

1982年,关露被平反,恢复名誉,可这时的她,已经是满头白发,周身病痛。这年冬天,关露服安眠药自杀。从外面回来的小保姆发现时,关露已经告别了人世,身边唯一的告慰,只是枕旁的一个大塑料娃娃。她留下的信封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W年轻时送她的一张照片,背面书: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这行字下面,有关露题诗曰: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一个偷偷生活过的女子,又偷偷地死去了。

统观关露一生,最精彩的一段在哪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苏青张爱玲一样,上海的沦陷成全了她,但她一生苦痛,也正从这里开始。写作成就她才女的声名,让她在上海滩头,格外突出;与特务周旋成就她志士的壮烈,这是她一生的丰功伟绩。但值得思考的是,革命的牺牲固然伟大,可身为女人,关露在革命中处于什么位置上?革命终究是男性的事业,胜利的果实,关露又何尝分享?女性的天空是晦暗的,即便是在充满希望的革命之途,她们于黑夜出发,却终没有看到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