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丽苍凉逆流而上: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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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郑苹如二三事

郑苹如是大家闺秀。她父亲郑铖出身浙江兰溪大族,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后加入革命党人的同盟会,并与于右任等人交结,情同兄弟,不分彼此。在日本,郑铖主要负责帮助留学生,为了能合法地待在日本,郑铖连续读了两个大学学历。他与日本女孩木村花子结婚,两人一共生了五个孩子。老大郑真如,在日本出生;老二郑苹如,后来为中统做间谍工作;老三郑海澄,家中长男,在日本学航空专业,回国后做飞行员,后来也牺牲了;老四郑南阳,学医;老幺郑天如,女孩,如今独自住在美国洛杉矶。

在日本,木村花子帮助照顾郑铖和他的朋友。辛亥革命后,郑铖携日本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在上海公共租界法院里做事,一直做到首席检察官,月薪800块大洋,专门负责审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国人。郑铖本人亦中亦西,他爱穿中式长袍,爱喝加点牛奶和糖的印度红茶,他还通周易,会算卦。多年的日本留学及生活经验,又娶了个日本妻子,这使得郑铖的家庭,对中日两方面文化及人物接受都比较没障碍。但郑铖治家很严,甚至有点固执,很好面子,对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女孩子,管得很紧。据郑苹如妹妹说,有一次,隔壁邻居从美国回来,带了个电吉他,邀请郑苹如晚上7点过去听。晚饭过后,大概7点左右,郑苹如准备去,郑铖却不准她去。郑苹如仔细解释,说都说好了,不去很不好意思,结果郑铖严肃地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去。

郑铖凛冽的做人原则几乎影响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孤岛时期,汪精卫伪政府为扩大宣传,办《中华日报》,免费送上门,在郑家做了十多年老保姆的周妈拒绝接受,最后竟与送报人争吵、推搡起来,惊动四舍。最终把送报人赶走,报纸还是不接受。木村花子在中国也时不时会受到“考验”。上海沦陷后,有人问木村花子,你是日本人,现在日本跟中国打仗,你怎么看?木村花子说,我嫁的是中国人,姓中国姓,孩子也是中国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国人。木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特别强调,恰恰彰显了她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但这种困惑,在中日混血的第二代郑苹如身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她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

郑苹如生性开朗活泼,爱笑,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酒窝,很漂亮。她喜欢体育,能游泳,能倒骑自行车,还向弟弟海澄学过柔道。她喜欢文艺,会弹琴,擅唱戏,还能演话剧,她扮演话剧《父归》女主角的剧照,还被刊登在1931年3月12日的《图画时报》上。她跟每一个美丽的女孩一样,爱拍照,给别人拍,自己也留下来百来张照片,1937年7月出版的130期《良友》画报的封面,用的就是她的照片。照片中她眉清目秀,照旧笑着,穿着旗袍,微微低眉望远方,走的是大家闺秀的范儿(不过,据她妹妹说,郑苹如平日里穿着其实很朴素)。这样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还登上《良友》封面的女孩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安忆小说《长恨歌》里那类只执著于情感、物质生活的上海小姑娘,而怎么也料不到最后“封面女郎”竟做了间谍。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抗日保国的大氛围,确实能在无形中影响到很多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场域,在这种场域中,人的行为有时候会变得很激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郑苹如也变得很爱国。她爱中国。上初中时,她就写壁报、传单,喊打倒日本什么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她和同学抬了很多缝纫机回家,给伤兵做衣服。郑苹如仿佛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日本血统而感到烦闷,她一方面与反战的日本人交往,另一方面又要抗日。

中文是郑苹如的母语,但因为有日本血统,她的日语也很流利,跟日本人交流起来完全没问题。当时日本人内部分两派的,一派主战,一派反战,苹如有个表舅就是反战派,姓阪,后来去到上海,取名徐耀中,还找了个中国女人结婚,但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欢和郑苹如一家人来往。郑苹如那时经常参加反战派日本人的聚会,因为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人也比较接受她。

郑苹如大概本是想女承父业,所以大学也攻法律科。读书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学”叫嵇希宗,他是陈立夫堂弟陈宝骅的朋友。因为郑钺和陈立夫认识,所以通过这层拐弯关系,郑铖也就允许他经常来家里拜访。嵇希宗爱向郑铖请教法律问题,当然,这可能是为了赢得郑铖的好感。郑铖其实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中统的人,正是他带领郑苹如走进间谍工作的。刚开始,郑苹如并没有加入中统,她只是利用和日本人的特殊关系,套到一些情报,然后转告给嵇希宗。据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称,郑苹如帮中统的忙,也有自己的原则,可能是因为郑家家教很严,郑苹如不准中统泄露她的名字,不能留有底根。

当时郑苹如还在上学,父亲郑铖的家教又很严,她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本人那里打听情况。尽管如此,她仍旧能够提供一些重磅消息,比如汪精卫叛变之前,郑苹如从日本人那里探听到相关情况,立刻告诉了嵇希宗。嵇希宗立刻上报。重庆方面得到消息,表示不相信,因为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叛变。郑苹如又去找日本人求证,结果事实证明,汪精卫真的叛变了。

郑苹如有个男朋友,叫王汉勋,比苹如大6岁,江苏宜兴人。虽然不同级,但他俩是上海大同中学校友,同学会的时候拐着弯地就认识了。中学毕业以后去读的国民党的中央航校2期。中央航校由******兼任校长,聘请美国人做顾问,用美国飞机做教练机,只招收年龄18─24岁,体格符合条件,有志愿从事飞行事业的人。王汉勋当时能加入2期训练,说明个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王汉勋业务能力很强,大飞机他能开,小飞机他也能开(外国人一般开大飞机就不会开小飞机),毕业后他去了重庆,做空运队20大队大队长,负责运输以及轰炸,宋美龄有时候去美国买飞机,也会带上他。

王汉勋和郑苹如一直靠通信联系。郑苹如叫他“大熊”。一位署名古稀翁的王之故人,在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上著文回忆王汉勋,说他每天给郑写信,记述自己的思念,用笔向恋人倾诉娓娓情话乃是王的必修课。不过,他们一个整天在天上飞,一个后来从事谍报工作,都是把命悬在战场上,再加上上海与重庆隔着万水千山,这常常让王汉勋很失落。1939年春天,王汉勋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国难当头,诸多事务缠身,郑苹如婉约地推迟了婚约,说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走进婚姻殿堂。

1940年2月,郑苹如牺牲之时,由于隔得远,再加上整日在天上飞,很少看报纸,王汉勋迟迟不知道未婚妻已经去世。直到郑苹如的妹妹天如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找到王汉勋,他才得知苹如不在了。他一直忘不了苹如,听到消息就掉泪了。以他的条件,这些年一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拒绝,他喜欢苹如身上那种大家闺秀高贵的气质,他也知道苹如很美,每次出国,他都会给苹如带东西。听到苹如“病亡”的消息,王汉勋不敢相信,以为这些都是假话,是别人在欺骗他。他问,是不是苹如在上海跟别人结婚了,他说他知道苹如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求她,她不可能一直等他,因为他一直待在那么一个的偏僻地方,像个乡巴佬。王汉勋只留下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你。郑苹如去世后四年多,王汉勋在湖南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也牺牲了。

郑苹如搞刺杀并非主动。二十出头,年华大好,最开始她顶多只是在爱国心的驱使下,从日本人那里听听小道消息,绝不会亲自参与“锄奸”。可是,1939年3月7日之后,种种事情碰在一起,环环相扣,因果报应,几乎是逼着她做出了刺杀丁默邨的决定。

丁默邨1901年出生,比郑苹如大十好几岁,他早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之后叛逃,改投过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门下。丁默邨相貌丑陋,瘦骨嶙峋,“官运”不济,虽然也当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汉口特别市政府市长、调统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等职务,但在1934年国民党特务机关改组为军统、中统两个部门时,他却没能捞到任何好处——徐恩曾和戴笠做了两部的头目,他只捞到个闲差。

1939年,在昔日部下李士群的撺掇下,投靠了日军,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做府邸,“商住两用”,搞起了情报工作,搞白色恐怖。1939年,丁默邨在上海穷凶极恶,截至1939年12月,他的监狱里就关押了116人,其中大部分是两统成员。国民党军统、中统对丁默邨的反扑很是心焦,多次催促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到了1939年12月,两统制裁丁默邨的心情显然更为迫切。

1939年3月7日原本和郑苹如没有任何关系。这天,一个名叫熊剑东的人在上海被日军俘虏了。熊剑东在抗战爆发后,任忠义救国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司令,后任常、嘉、太、昆、青、松6县游击司令,在苏常一带抗击日军。按说身逢乱世,参加革命,不小心被捕,本没有什么特别,也和上海租界里住着的大家闺秀扯不上任何关系。可在1939年的一天,一位个子不高,身材胖胖,年纪看上三四十岁的女人敲响了郑苹如家的门。据郑苹如妹妹郑天如说,那天这位太太来的时候,带了三部车,她还听说来客身上有两把枪,车后还架着机关枪。

来客叫唐逸君,是熊剑东的妻子。在郑天如的回忆里,唐逸君和郑苹如的见面充满了戏剧张力:熊太太来势汹汹,进门就对郑苹如说,郑小姐,你的身份暴露了。郑苹如看着她,一直不说话。熊太太又说,郑小姐,我没办法,我要救我丈夫,游击队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汉奸的头,就是那个姓丁的,他要认识你。熊太太见郑苹如反应冷淡,又说,他做过你的校长。1933年9月,郑苹如插班民光中学高三,读了一个学期后休学,1935年9月重新回来读书。而丁默邨是1934年任民光中学的校董,是年12月离开,和郑苹如在民光中学的时间正好错开,所以不能算是“师生”。但为了认识,搭搭关系,装装面子,熊太太也就勉强认为他们是师生了。

丁默邨跟熊太太为“放人”谈条件,认识郑苹如是其中之一。丁默邨要认识郑苹如,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已经知道郑苹如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搞情报,对他们非常不利;第二,是因为觉得郑苹如漂亮。熊太太告诉郑苹如,如果认识了丁默邨,对她的家庭也是只有好,言下之意,毕竟是乱世,她爸爸郑铖上下班也更安全一些。在郑苹如爸爸手下做庭长的郁华,是作家郁达夫的哥哥,此前不就刚被暗杀了。郑家一方面是气氛,另一方面未尝没有担忧。

熊太太拜访过后,郑苹如赶忙把此事向嵇希宗汇报,向他讨主意。嵇希宗向他的上级陈宝骅通气,陈宝骅听了,要求见郑苹如。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弟。早年参加北伐,抗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主任,并以新生命书局总经理的身份在上海潜伏活动。重庆方面当时已经给陈宝骅下命令,希望能制裁丁默邨。见到郑苹如,陈宝骅觉得机会来了。他跟郑苹如摊牌,说重庆有消息来,要把丁默邨除掉,这个人太危险了,还嘱咐郑苹如认识丁之后,要把他骗出来,在外面才能把他杀掉。陈宝骅派了一个叫陈彬的人,他和他手下负责打枪暗杀。

因为是爱国行为,家里也很支持郑苹如的这项工作,事实上,自从郁华被杀以后,郑铖对于“锄奸”这件事大概也是默许,郑苹如找父亲摊牌,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郑铖没有阻拦说不要去,父女俩的关系反而更加和睦了。

认识了丁默邨以后,郑苹如一直在找机会。1939年12月21日(但据郑天如回忆是24日),丁默邨在沪西的一个朋友家吃中饭,打电话邀请郑苹如参加。傍晚,他们一起坐车回去,丁要去虹口,郑要去南京路。丁默邨一直说要送郑苹如东西,郑一直没提要什么,这天,郑苹如突然说要不你送我一件皮大衣吧。他们的汽车驶向静安路、戈登路的皮货店,人还没进去,就出事了。有人朝丁默邨射击,子弹打在汽车上。事先安排好的另一个人枪坏了,子弹没打出来。丁默邨就这么逃走了。

据郑天如女士回忆,郑苹如回到家以后,丁默邨打来电话,让郑苹如去自首,说即使我放过你,我手下的人也不答应。郑苹如找嵇希宗和陈彬商量。嵇让她赶紧逃走,陈彬却建议去自首,说说不定在里面还能打死丁默邨。

1939年12月25日,圣诞节,上海很冷。郑苹如跟她母亲说,今天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咱们出去吃。郑铖因为要上班,没能和郑苹如一起吃饭。第二天下午三点半,郑苹如走了,去“自首”。据郑天如回忆,那天郑铖提前下班回家,特地算了一卦,算完之后说:“哎呀,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了。”郑苹如的离去无疑让郑家阴云密布,他们只能默默地难熬地等待。

郑苹如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忆定盘路37号和“76号”。郑被捕后,为表“感化”,76号并没对其施以酷刑,还特别“宽大”,让她给家里挂电话。郑苹如还给家里写过几封信,据说还托过同狱难友的家属带过纸条,上书: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

关于郑苹如在狱中的情况,还有一个不可考的传言。据说,郑苹如被捕后,负责审讯她的,除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她后来又嫁给胡兰成),汪伪政要的其他几位夫人也来探过监,其中包括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等。丁默邨“出轨”,赵慧敏来看看“情敌”是何模样,应该也在情理之中。猎奇式的探监,等于在这批女人的妒火上浇油,汪伪《中央日报》总编辑金雄白曾提及,一次在周佛海家吃饭,这批女人称:“此豸不杀,无异于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

1940年2月15日,郑苹如被“76号”残忍杀害。郑家从嵇希宗那儿得到消息,痛不欲生。更可气的是,郑苹如被杀害之后,76号还找郑家人要钱,不给钱,就不准领回尸首。可是,上海被日本人封锁之后,郑家已经拿不出钱了。郑苹如的尸首一直没领到,至今下落不明,后来,上海福寿园内立了一座郑苹如的雕像,像高一米八五,背后是艳艳的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