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华丽苍凉逆流而上: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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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谢冰莹:突破花木兰藩篱

感觉谢冰莹极像《红楼梦》里的史湘云。

史湘云豪爽义气,男装打扮,我行我素,割腥啖膻,大吃大嚼,好不痛快。谢冰莹则是少年参军,直率真纯,四度逃婚,四度入狱,提枪打仗,飞扬恣肆。

可相对于史湘云,横空出世的女兵谢冰莹,似乎更排斥传统对于女性的定义。在她身上,真是有一种革命的豪情与浪漫。当女兵,夜行军,她没有一点娇怯,虽然没有星光月色,看不到一丝景物,她却仍然能捕捉到迎面扑来的花香,听得到风吹树枝发出的哨音。即便是被迫出嫁,她也拒绝用香油梳头,拒绝画眉,拒绝一切胭脂水粉。这些在她看来,都用不到,她更想保持本来的面目。

因为北伐的需要,中华民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兵。1926年11月25日下午,谢冰莹正式入伍。敌人的出现,让原本屈从于男性的女人们,有了和男人们并肩战斗的机会,两性的矛盾被缓解了,民族革命覆盖了一切,男人女人们拉起了手,筑成堤坝,抵挡反动势力的洪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或者说是参军)挽救了冰莹的人生。无上的革命,使得冰莹有借口从封建的家庭中逃脱出来——1926年冬天,母亲就要强迫她出嫁,要逃脱这个难关,就必须离开长沙,一个未满20岁的孩子,身无分文,带着一颗从小就受到创伤的心,能往何处去?她二哥同情她,极力怂恿她去当兵——从这时起,她才开拓出了自己的人生。

谢冰莹自己也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军服,拿着枪杆,思想又不同了,那时谁不以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富强的中国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

革命挽救了年轻的女性。年轻的女性,为革命所感召,汇入了民族国家主义的热潮中,和男人们一起,去追求一个心目中顶美好的未来。可这些女兵们,在革命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被按照“男兵”的规格塑造着。胭脂水粉当然是不能有的,得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一律剪短,最好是剃光——像“男兵”一样。在冰莹的叙述中,女兵的形象,是由男指导员来调配的。这是女兵去女性化的过程。

恋爱也成了革命化的恋爱。普通的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可冰莹们当了兵,恋爱便不再那么简单,它必须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与大家所追求的民族国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不然,恋爱便成了有闲阶级小姐少爷们的玩意儿了。怀揣着这种恋爱思想,冰莹就算是接到了情书,也没有恋爱的心情了。在她看来,生命已经交给了国家与社会,她要“一脚踢开这消磨意志的恋爱”(冰莹后来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她一生有三次婚恋)。这时期的恋爱,已经有了“革命加恋爱”的苗头:革命理想的一致,让一批革命的青年男女走到了一起。革命浪漫而飞扬,恋爱也同样浪漫。当两者叠加,释放出来的信念,足以支持恋人们走遍海角天涯,衣食住行,都不再是问题,都可以咬牙坚持。

冰莹笔下,那一段段直率天真而不失可爱的女兵日记,始一出现,便受到了男人们的追捧,冰莹自己,也凭借几篇稿件,一跃成为文坛新星。平心而论,冰莹早年的文字,其实并无超妙之处,有的地方,甚至粗朴到简陋。可正是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引起了林语堂的赞扬:

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这种少不更事,气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

所以,文字的简陋不要紧,关键的是题材新颖,冰莹笔下那有开创性质的女兵形象,多少满足了人们(尤其是男人们)的好奇心。女子与沙场的碰撞,让文人心中那条花木兰—穆桂英线索,得以复苏。每逢国难,女子便作为男子的补充,走上战场。

于是,民国时代的兵,就因为一个女字的添加,便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女兵被社会引为奇观。女兵形象的出现,是在原本只有男人胜任的战争领域,打开一道光鲜的门,那触目的光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所以,当行军途中的冰莹,把自己的稿件寄往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的时候,报社的编辑,一下子便发现了她。

读者也分外热情。“冰莹是谁”的问题,一度引起热烈讨论,甚至于某主席,竟还亲自向副刊编辑询问冰莹的真性别。这样的询问,耐人寻味,言下之意,真是女兵,便有看头,如果是“男兵”伪装成的“女兵”,便让人觉得寡然无味了。所以,为冰莹的《从军日记》写序的林语堂先生,则有点担心战争结束后,冰莹的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骨”,潜台词就是,这种女人身上的男性化气质,太难得。

不光是国内的男性们欣赏这种有豪气的女性,就连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看到了法文版的《从军日记》后,也都要给冰莹写上一封鼓励的信。这种对中性气质女性的追捧,不由得让我想到前几年红极一时的李宇春,气质上的模糊,反而激起了观众的热捧。

如果说现代文人圈,对于民国时代冰莹式的女兵,有着一种欣赏加把玩的态度。那么普通百姓眼里的女兵,更是了不起的奇观:女兵不裹脚,女兵剪短发,女兵扛长枪,女兵骑大马。女兵很先锋,领导时代潮流。所以,当冰莹独自一人骑马走到一个小镇探查落脚点的时候,竟引来了二三百人的围观,有人叫她老总的,有叫女先生的,有叫女长官的,还有个小孩叫她女司令官。女兵仿佛成了动物园的一种新奇动物,让人们啧啧称奇。镇上店里的小孩,不怕男兵,却十分害怕女兵。那时代的女兵,在孩童眼里,是新奇事物。乡村里的老婆婆,竟也会在同一桌吃饭的时候,突然向女兵发问:谁是你丈夫?

旧式女性对于裹脚留发的顽固,在冰莹笔下是可叹又可笑。三寸金莲的婆婆说:你的脚这么大,岂不要和你的“老板”穿错鞋子吗?有人劝妇女剪发:你们剪了发,就可以免得你的“老板”牵着你的头发打。妇女们则说:是呀!我们放了脚也都可以打得赢他了。她们感觉到了缠足的痛苦,但是她们又说,大脚要多耗许多布。但是无数层地用布缠着小脚,就省布了吗?简直成了悖论。

在战争中,冰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打量着旧中国的一切,她的笔触里,有一种发现的快乐,有一种改天换地的豪情,可是战争终归要结束。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牺牲了70多个同学,但是冰莹们还是高奏凯歌回来了。再往后呢,战事结束了,冰莹们该去哪?只有回家。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可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替父从军的过程中,始终是女扮男装。因为只有女扮男装,她的从军,才具有合法性。一旦从军结束,木兰照样得回家,跟着就是“对镜贴花黄,当户理红妆”。木兰是要嫁人的。木兰的形象,被古人塑造得没有一点挣扎,一切都仿佛顺理成章,去打仗,是对父亲的尊崇,还原成为女性,成为妻,是对丈夫的尊崇。

花木兰的形象,似乎已经成为古代女战士的一个通例。女人带兵打仗,在男人的天地里,大多数时候,也只能作为一种俏皮的点缀。最终回归女儿身,走入旧式婚姻的一路,才是永久不变的天经地义。那战争胜利的果实呢?花木兰被塑造成为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可汗要给她赏赐,她心甘情愿不要:“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种心甘情愿,多少有点男人臆想的味道,在现实的情况里,革命胜利的果实,木兰大概不是不要,而是根本分享不到。

谢冰莹第一次参军,仿佛一次冬日的旅行,很快就落下帷幕。西山的落日,给了她无限的惆怅。退伍的冰莹,失去了革命的庇护,一个月零四天的战事,对于冰莹的逃避旧式婚姻,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很快,她回到了家乡,被母亲逼着去结婚,很不情愿地走到木兰的老路里去。

倔强如冰莹。她要逃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她终于在做了新娘子之后,成功地从婆家逃了出去。从冰莹的记述看,她的婆婆,对她似乎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蛮疼爱她。土匪来的时候,冰莹帮婆婆煮鸡蛋,更是让老太太既兴奋又感动(这也是冰莹骗取信任得以逃走的计谋)。

冰莹的新婚初夜也颇具喜剧性:夫妻二人整整谈判了一夜!老话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可冰莹的结婚当夜,却成为两个人相互说服、表达理想的演讲会。在冰莹和她丈夫之中,冰莹倒像是个男人,丈夫却在她面前哭泣了。她上来就给他一顿说教,颇具黑色幽默意味:人生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生就是一幕悠长的戏剧,每个人也都像舞台上的演员,有时演喜剧,有时演悲剧……丈夫问:那么,我们今天演的戏是悲剧呢,还是喜剧?冰莹答:在你看来是自然是悲剧,我看却是喜剧。

冰莹逃了出去,并最终解除了婚约。她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突破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回乡结婚的老路。可是,未来的路,又在哪里呢?以其独立的个性,万水千山,她似乎并不常有同盟者,刚逃出来的时候,她曾在小学教过书,但是很快就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受到同事的排挤。她去了上海,吃苦、受穷、读书,后来又去北平的女师大读书,1931年,她用自己几部畅销书的稿酬,去日本留学。

冰莹的出走模式,即便对于当代女子,也颇具有启发性。娜拉走后怎样?堕落或是回来。可冰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新的生存模式:穷到去偷饭吃,她也坚持要接受教育,去上海艺大,去北平女师大,用知识武装自己。回首民国时代那些风华绝代留名留姓的女子,无非两条途径,一是从学校里学出来的,一是从革命的道路上杀出来的。当然很多时候,这两条道路在女性身上,有叠加,冰莹就是其中一例。

冰莹拿稿费去日本留学的姿态,颇令人赞赏。虽然苏青觉得能花丈夫的钱也是享受,可是,如果自己一分钱不赚,永远手心朝上,恐怕丈夫也要烦厌。自己赚钱自己花,到底是多了一份独立的惬意,有了经济权,说话都要硬一点。

在日本,冰莹因为拒绝出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而被日本特务逮捕。在狱中,她遭到酷刑:不给饭吃,被大圆棍子打中前脑,被竹杠夹断了手指,被施以电刑,昏迷不醒,然而她还是坚贞不屈。残酷的战争,在冰莹身上留下的永远的痕迹——她那被击中的头部留下了后遗症。

被遣送回国后,冰莹在1935年再度改名换姓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立志为抗战服务。从上一次的参军到彼时,冰莹的女兵生涯中间已经隔断了十年。十年生死,颠沛流离,冰莹接受了生活的考验。如果说第一次的入伍,多少有着逃避封建家庭、逃避封建婚姻的因素,那么第二次她走上沙场,则完全是出于对民族解放的热望。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挑旗,率领女兵上前线,抢救伤员。

抗战时期的冰莹,更加坚决地摒弃一切女儿做派,显露出一派雄强作风。喝脏水、睡湿地、吃硬饭、嚼冷菜、穿单衣。战争的强大覆盖力,已经超越了性别,没有女人男人,只有战士和敌人。经历的恋爱的困扰、人世的苦痛、敌人的折磨,冰莹彻底蜕变成为一名女战士,踏着花木兰的脚印,又往前走了一步。她就像数九寒天里的一树冰莹花,百花开后,才忽然绽放。然而作为一名女性,冰莹在战争年代的女兵实践,只能说是代表了女性发展的一种可能,毕竟女人什么时候都不会、也不能等同于男人。“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句话,本身就饱含深意。那么,女性解放的路,究竟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