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鲁迅的。在此之前，她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乱终弃的情骗，并且已经和萧军铺展出了一场不无痛苦的爱恋。更令人忧伤的是，在情感上，萧军似乎始终不能给予她满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和不稳定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推挤出了萧红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萧”从青岛出发，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和文学上的出路。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滩头，他们面临着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酷考验。“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这个“精神上所信赖的人”，便是鲁迅。在最初的沪上生活中，鲁迅，这一中国文坛“祭酒”的精神抚慰，如春雨阳光，支撑“二萧”克服困难坚持走下去。对于自怜自卑但又自尊的萧红来说，鲁迅的支持无疑有着更大的效力，萧红曾写道：“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抵沪不到一个月，鲁迅便见了“二萧”，此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近。这种靠近，有感激，也有感动，虽然鲁迅先生对于年轻人，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热心和帮助，可这在从小便受尽白眼的萧红来说，却无异于上天难得的恩赐。这时的鲁迅，就仿佛是一座光明的岛屿，给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有他在，一切总归会好起来的吧，这种似阳关普照般的慈爱，当然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萧红从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首次登门造访位于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并深聊入夜，电车停开她还未离去，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且嘱咐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则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亲所做的请安了。
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生命色调，是明亮伴随黯然，像是大雨将至前的乌云镶着金边。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虽然上海十年，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并且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可在精神上，他确是孤独的。这是一个前驱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已经不是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所能全然抚平——当年那个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许广平，为了照顾伟大导师，整日麻缠在日常生活的重担里，艰难现实，已经不允许她像一株木棉般，傲然矗立在鲁迅先生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更像一个园丁、一座加油站，支持鲁迅不断走下去。可愈往前走，鲁迅的心愈是沉郁。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亮色。鲁萧之间的交流，是两个写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鲁迅在萧红面前，从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种柔软的慈祥。很难想象鲁迅和萧红谈话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话对一口东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种奇境，鲁迅在萧红面前，应该很放松，他甚至热心地指点萧红的穿着，告诉她红衣服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为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导师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而且她仿佛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一个活泼小女孩的角色，这种角色，仿佛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她不拘束，她似乎是有着自由出入大陆新村9号的特权的。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异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的末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鲁迅对萧红的感情，近似于父女，但萧红出色的文学才华，又让鲁迅对她另眼相看，进而生出一种对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时期的“二萧”，矛盾逐渐加深，萧红与鲁迅一家的亲近，多多少少，也因为情感上的苦闷所促成，人海茫茫，漂泊沪上，除了鲁迅先生家，她还能去哪呢？在萧红友人梅志女士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许先生对萧红经常造访鲁家的态度：1936年夏，因翻译上的事，加上冯雪峰从陕北回来了，胡风就常去鲁迅家，有时梅志一起去。“胡风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低声对梅志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有一次，许广平在楼梯口迎着梅志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在鲁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早上，萧红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阳光吸引过去，气喘着爬上楼，连茶也不喝，见到她，鲁迅说：“来啦！”她忙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
的确，在犹如孤岛的上海，在静谧柔和的鲁迅家里，萧红经历了生命中少见的日丽风和人情温暖的岁月，那是她短暂的避难所。可没想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竟离开了这世界，而萧红在这时，却远居日本，开始了人生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这个东北女孩的天边，渐渐地，又涌起了层层云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