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萧军那颇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流传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个“东北式”爱情的范本：女的美丽哀愁，有那么点软弱，那么点小鸟依人，然而内心却是坚强的；男的则有点大男子主义，动辄肝火上扬，怒发冲冠（似乎有点家庭暴力倾向），拯救了她，爱她，但却不给她足够的重视，只把女人当作次等公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文学，低他一筹。
这样的“解读”，其重大依据之一，恐怕便是聂绀弩在回忆萧红那篇《在西安》中，曾写到过的萧红的话（当中有一句，或可作为证据）：“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这里所说的“做出气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热暴力，即动手打人），我们不敢笃定。但梅志女士（胡风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却写过一篇《“爱”的悲剧——忆萧红》，当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鲁迅逝世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
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的确针对所谓“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
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以萧军先生的耿直，这样的注解，恐怕所言无虚。可这样言之凿凿的举证，也容易引导读者走到另一个“坚固”的真实那里去，从而忽略事情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症结所在。
即便真正的“出手”只有一次，可欢笑相依的夹缝中，那些争吵和冷漠呢，那些相对无言呢？有多少次？频率为何？强度为何？又缘何而起？1936年7月，萧红自上海赴日疗养之前，曾经有过一次为期三天的失踪，到这时，“二萧”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有了个小小爆发，这其中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都不是一个明确的“打了一次”的数字可以说明的——这些夹缠的情感线索，也许正是我们探求“二萧”爱情与创作的重要着眼点。
萧军回忆当年与萧红的相处时曾说：
她最反感的，就是当时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她总要把我作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无情的反攻了。有时候还要认真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我承认“错误”，服输了……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
从这简短的叙述里，我们不难地发现，萧红对于那个作为“女人”的自我，是很敏感的，她对于萧军的“苛刻”，一方面固然有着对爱人才有的格外的严格（你爱我，你怎么可以不懂我？），但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苛刻”，更有点像为广大女同胞讨说法的意思。她爱萧军，但同时，她也极力捍卫女人的半边天。
在与萧军的关系中，萧红似乎始终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这种被保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必然会使女性缺少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话语权，两性间角力导致的尊严旁落，让萧红痛苦。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在物质生活上，萧红确是一个极端需要保护的人。她体质差，意志薄弱，生命基础的脆弱，让萧红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摇摇欲坠，她像一只想要振翅欲飞的鸟，主观上想往蓝天，但在客观上，在物质层面上，她又缺少了一种与苍鹰并肩翱翔的基本条件，只能在低空慢慢游走。
萧红与萧军的相遇颇具传奇性。当年那个遭遇情骗，独居陋室，身怀六甲，欠一屁股房钱的萧红，鬼使神差地想到向报社求救。于是，萧军便天将般地，出现在她面前。
蓬头垢面，气血两虚，大腹便便，此时的萧红，在外形上，似乎并没有足够诱人的资本。可萧军为她初萌的文学才华吸引，暗下决心，要拯救这个女孩。
拯救，在“二萧”的关系里，这是个关键词，从最开始，萧军就是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从上往下看，望见了才华鲜异的萧红，委顿在浮世里，他同情她，爱惜她的文学才能，进而生出了爱，与她携手走天涯的。
在萧军的心底里，仿佛始终有种“伟丈夫”情结，即便是走进人生的黄昏，萧军为萧红的信做注释，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他身为一名健壮男性的自信和骄傲。
这是一个强健者，理应有的骄傲。这骄傲，是一种精神的保护伞，促进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因为身体的强健，萧军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去从事文学以外的，更大的事业。
可当这种身为男人的骄傲，遇到身体柔弱，但在精神上，尤其在文学写作上，有着强大可持续发展力的女性的时候，产生摩擦，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摩擦的周围，始终满簇着相濡以沫的爱意。
有名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萧红与萧军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爱情与自由的博弈。这种博弈，在相濡以沫的情况下，两人抱作一团，还可以勉强保持平衡，可一旦遭到外力的冲击，这爱情之堡，往往就容易崩塌。
由于身体和情感的柔弱，自相逢之始，萧红对萧军，便有着极大的依赖，以至于到上海后，两人同屋分床而眠，萧红半夜都要哭醒，她是觉得两人离得太远了。
爱情是排他的，爱情当然需要近距离的接触，要“在一起”。可这个距离，到底要有多近，是比肩而立就可以，还是一定要到肉贴肉的程度才足够？我想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的实验结果。
在这里，萧红需要的，则是一种近乎于密不透风的爱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作为五四以后从家庭中走出来的娜拉，萧红最初的“出走”，虽然有反父权反封建的成分在，但更多的，是出于她的天真和对两性关系的不谙熟。
最初的出走，她就显示出对男性的过分轻信和依赖。鲁迅谈及出走的女性时，曾给出过回答：“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我们跟着也可以追加两条出路：她也可能死去，也可能被青年男性所“拯救”。
萧红就是这样一个被拯救的女孩。万分危急的时刻，萧军破门而入，仿佛好莱坞电影里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这是宿命般的相遇。在这个生命的关节点上，萧红只能选择被拯救，只能选择崇拜，顺带成就一出英雄救美的传奇。
但拯救之后呢，女性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真的得到大解放，还是又跳入了一种新的牢笼？两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与“新男性”（即新一代反封建的男性人群）同盟而得到缓解，从父亲的家门走出来，照样还是得走进丈夫的家门，新女性的尴尬，正在这里。
萧红爱不爱萧军？当然爱，深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见钟情（她自称热爱粗大、宽宏的灵魂）。那萧军呢，爱不爱萧红？当然也爱，只是这爱的成分，或许更为复杂，并且这种复杂性，在他们相遇之初，便已经奠定。
萧军曾经用第一人称写过篇小说，叫《为了爱的缘故》。小说中，一个知识青年，因受过军事训练，便总憧憬着去参加抗日军，但这时，他“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能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而且必须要同她结合到一起才能拯救她。他的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忠于他的爱人，决定留在她身边，等她身体恢复了再说。
这样一个故事，无疑有着二萧初期爱情生活的影子。为了爱情，把自己搭进去，缩小了自己理想的广度，这在萧军看来，或者在他的潜意识中，会觉得这是一种爱的牺牲。
这种牺牲，在爱侣关系比较和谐的时候，尚可以得到自我的认同，可一旦他们的爱情遭遇不和谐的音调，这样的牺牲，必然会被认为是无谓，爱情也必然遭到冲击，进而破裂。难怪萧红看了这篇小说后，也会觉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
那么，“二萧”的爱情，究竟是因为遭到了怎样的冲击，才最终走向破裂的？有人解释为，在萧红因写作享有盛名之后，萧军没有及时调整自己对萧红的态度和看法，这才导致了二萧感情的破裂。这样的解释，真近乎于居委会对夫妻不和的判词，缺少了一种深入的体察。
1935年，二萧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的重头戏，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当即震动文坛。萧红凭借自己哀沉深重的文学主题和质朴清新的文学手法，迅速在左翼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声名。
此时的萧军，即便心里有些许不平衡，也属正常。昔日那个躲在自己身后，自称“悄吟”的女孩，如今一夜长大，一跃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力量，并且在文学理想上，萧红的大写意式的创作方式，也同萧军相去甚远。她比萧军起步晚，却比萧军走得远，可谓开创了一条有萧红特色的文学道路。
萧红这种在文学上的飞速进步，在萧军心里，或多或少，我想都会形成一个落差。这就好像原本一个全靠丈夫养活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一个转身，竟成了日进斗金的富婆，女性的进步，使得家庭中那种固有的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关系被打破了，丈夫的权威性和自尊心受到了挑战，家庭矛盾，这便像是强压在水里的木块，一旦释放压力，它必然会慢慢浮上来。
“二萧”的争吵，乃至于最后的分手，原因为何，萧红曾经做出过解释，她说问题还是老问题，就是到底为了一个人考虑，还是为了更多人考虑，言下之意，萧军要去参加抗战，那是为了更多人的考虑，萧军若是留在她身边，那就是单为一个人考虑。可走到这种结果，绝非一朝一夕，如果此矛盾一直都在，那么最终的爆发，我想还是和二萧对于这段感情的认定程度有关。
当初为什么能为了一个人考虑？现在为什么又不能为了一个人考虑？抗战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大环境，但在这之前，两人经历的内心挣扎，也格外引人注目。
1936年7月15日，鲁迅一家为萧红饯行，几天后，萧红远渡日本创作、疗养。萧红的这次为期近一年的旅行，无疑是二萧矛盾激化的产物。我们知道，在临行之前，萧红甚至有过一个短时间的离家出走，两团苦闷，仿佛两片浓雾，压在二萧各自心里，无处诉说。
远渡日本，是短暂的分离，也是软化矛盾的一个缓兵之计。有了空间上的距离，有了二人相对冷静的思考，“二萧”希望这次的分离，对两人恶化关系有所弥补。然而，从出发之始，萧红就展现出了对萧军的强大向心力，而萧军则像一个想要脱离轨道的小小星球，时刻准备往更自由的空间飞去。
在渡海途中，萧红写道：“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从东北到上海，一路都是相依相伴，乍别离，萧红的痛苦，难以复加。这种孤独之苦，思念之痛，使得萧红似乎根本无心发现日本岛的各处新奇，取而代之的是她每日纠结的相思和身体的病痛，她把这种思念付诸文字，写在纸上，用信传递到海那边的青岛，风筝飞远，线永远在手上，萧红保持着她在精神上，对于萧军的依赖。
这时节，自小便开始毁坏的身体，让萧红痛苦不堪，到了日本，她的这种痛有增无减，加上医疗条件的缺失，萧红根本无处医治，日后那些致命的苦病在萧红赴日期间全都显露出来，头痛，胃痛，发烧……可就这样，她还是总想着写作，希望自己能多创作点，这是她全部的骄傲和趣味所在，她怎能放弃？
萧军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萧红的关系：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身体条件的不匹配，让萧军也很难捕捉体会到，身为病人的萧红的那种敏感和神经质。即便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等等——这样温柔的“强迫”，加大了爱情的密度，压迫彼此间应有的空间。这对于已经有了厌倦情绪的萧军，无疑只能是促使他更加远离（吃鸡蛋萧军遵命了，她便很高兴）。如果当时萧红洒脱一点，轻松一点（但这几乎不可能，环境也不允许），“二萧”的关系，大概也不会这么快恶化。
此时的萧军，独居青岛，过着一种单纯的、有规律的写作生活，在这期间，他写完了小说《第三代》的第二部，也写了两篇散文《邻居》和《水灵山岛》，创作成绩不可谓不丰厚。那种从繁难的两性关系中，暂时超脱出来的轻松，让萧军感到一种身心的爽适。多年以后，回忆起在青岛的那两个月的日子，萧军仍备感怀念，摆脱了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烦扰，他找到了自由的呼吸。
都说距离产生美，小别胜新婚，但萧红和萧军的这段小别，却引出了萧军的一次对萧红的“不忠实”。这次点到为止的感情出轨，在现在看来，也许并不算是多大的错误（更何况出轨双方都做了急刹车），但另一个角度看，它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二萧关系的恶化程度。
那一年，萧红还远在日本。萧军在青岛度完了两个月的假，便返回上海，寄住在好友H家里，H夫人是一位美丽温柔的女性。她对萧军的照料很周到，也很赞赏萧军的男子气概。相互久了，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恋爱的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对于萧军和H夫人，都不能说是没有痛苦的（此过程为萧军先生自叙）。
可更痛苦的是萧红。她从理智上，想要宽恕萧军，可在情感上，却很难做到，如此一来，“二萧”那原本已在毁坏的关系，雪上加霜。“二萧”一路跋涉走到这里，当然依旧有爱，可两人之间的心结，似乎已经无法解开。
1937年，抗战爆发，萧红与萧军都很兴奋。10月，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人一起共办《七月》文艺月刊。当时他们是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诗人蒋锡金家中，DM也住在这里。12月，武汉形势恶化，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先生的邀请，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等人一起去山西临汾任教。
1938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到乡宁。萧红和萧军在路上发上严重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起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起去打游击战，萧红主张仍然从事写作……二萧结合之初便有的那个究竟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为了更多人”的矛盾，在这时，终于找到了袭击“二萧”关系的机会，长期的感情纠葛，让二萧在婚姻的道路上无法继续前行，结果，萧军留在临汾，萧红随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聂绀弩、DM等人乘火车去了西安。
初夏，萧军由延安到西安，萧红当即向萧军提出离婚。萧军同意了。1938年4月，萧红和DM回到武汉。他们走到了一起。萧红开始了另一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