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8月16日下午，一个叫李超的广西女孩在北平的法国医院死得无声无息。的确，乱世纷扰，大家自顾不暇，谁会关心她呢？父母双亡，遗产被过继的嗣兄继承（当时女儿没有继承权），倔强的李超不满家庭环境，先是逃到梧州女子师范读书，学校停办后北上，入北平女高师旁听，后转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就被诊出肺病。人生地疏，贫病交加，没过多久她就死了。好心的同乡把她的尸体用棺材装了，停放一座破庙里，任其自生自灭。李超的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1919年11月25日下午1点，北大教授胡适开始写《李超传》。此前，他曾收到李超生前好友寄送来的李超的信札。李超的故事感动了胡适，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孤苦的北漂女孩身上，找到了为五四女性解放呐喊的材料。李超去了，缄口不言，可她的这种缄默，却给胡适们最大程度上的历史阐释权。在胡适笔下，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博士认为都是因为交不起“学费”闹的，“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借此，胡博士导出了家庭财产继承制度问题和女人的权利问题，并从中看到了“旧家庭的黑暗”。《李超传》一出，群雄声应，大家都见怜不幸的北漂女，纷纷以实际行动明志。
胡适开始写《李超传》五天后，李超的追悼会如期在女高师举行。李超遗像摆在会场前端，相框上方有蔡元培题的四个大字：不可夺志。场内名流汇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均发表演说，主题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等敏感社会事宜，台下则群情激奋，学生们都为“旧家庭之压迫”痛哭流涕，痛心疾首。
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参加追悼会后，写了一篇名为《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刊登在长沙《大公报》上。各路媒体紧跟着其后，李超很快声名鹊起，成了反抗罪恶旧家庭的代言人。在以扮演出走娜拉为时尚的五四时代，在众多教授、名流的鼓吹和引导下，李超的家庭反倒成了弱势群体，无法发声。一片山呼呐喊中，谁还会去深究李超之死的复杂性呢？或许，她是一个百劝不听任性妄为的女孩，又或许，她和家人的沟通有问题，即使反抗，也不讲究策略……
可历史，从来都不是由弱势群体写就的。邓中夏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从“没人晓得”到“惊骇”，中间的过程，即是历史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