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1889），谭嗣同赴京考试失败后，遇到了著名学者刘人熙，因仰慕其才学，谭嗣同拜他为师，跟随他钻研学问。
刘人熙，字艮生，号蔚庐，也是浏阳知名的学者，同欧阳中鹄、涂启先合称浏阳三先生。刘人熙从18岁补县学生，23岁在湖南乡试中取得解元（乡试第一名），从那时起，他的文章就很有名。光绪三年，33岁的刘人熙考取进士，文章道德更加被人称道。
由于刘人熙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学问，并且对各种学问的弊端和谬误有着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在治学的时候，非常重视区分正统和异端。他认为，自孔孟以来，出现了诸子百家各种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说，其中只有儒学是正统，而其他学说都属异端。因为除儒学之外的三教九流以及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等，都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他们中卑下的人沉溺于功利之中，而高尚的人又崇尚虚无，所以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儒家学问由孔孟传到程朱，属于正统的圣人之道，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虽然在清代，程朱理学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和非难而摇摇欲坠，但刘人熙在固守程朱理学方面异常坚决，俨然以程朱理学的后继者自命。
与同欧阳中鹄一样，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刘人熙特别推崇王船山，认为王船山直接继承了孔孟的衣钵，集程朱理学之大成，在儒学史上，是仅次于孟子、周敦颐的重要人物。他声称自己对于王船山非常景仰，自己虽不能达到王船山学问的高度，但心向往之。故而在教授谭嗣同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引证王船山，并反复地介绍王船山的著作和思想。这让本就对王船山学问和为人非常景仰的谭嗣同更坚定了研究王船山的信心和决心。师从刘人熙之后，谭嗣同购买了全套的《船山遗书》，一本一本仔细研读，系统地研究王船的思想，并在哲学观念上成为王船山的信徒。
刘人熙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加上用力研究过老庄和佛教的学问，并致力过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能够对各种学说进行比较，指出各类学问的优点和缺陷。这对于谭嗣同后来知识的积累和思想来源的驳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过，刘人熙死守儒家孔孟之学，将其他学问统统斥为异端，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思想。他不能明白儒家孔孟之学问，在近代中国面临着重大社会危机的时候，是不能找到解决社会危机、国家危机、民族危机的办法的，而他一味地将自己禁锢在儒家学说中，努力在儒学中寻求挽救危机的方法，就让刘人熙显得保守。他提出的诸多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愚昧的。谭嗣同在作《治言》的时候，思想也是非常保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刘人熙的影响。
在刘人熙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优胜于西方近代文明，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比西方优越。中国是礼仪之邦，伦理道德就如同无形的战船和武器。中国应该用自己的伦理道德去改变西方，绝不能向西方学习，导致夷夏不分，甚至以夷变夏，败坏中国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他——再强调，中国要想抵御外夷的侵略，除了使用孔孟之道外，别无他法。刘人熙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今天的中国还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外夷情况还是原来外夷的情况。中国的立国之道，仍然是了解夷狄之情并驾驭之。方法可以不断变通，但根本不可改变，只要中国的孔孟之道得到延续和发扬，则中国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这些言论就如同当年反对洋务运动的守旧派官僚一样。
由此可见，刘人熙的思想已经落后了不止一个时代，但就是这些极为陈旧的观点，仍然对比较年轻而且还没有太多接触西学的谭嗣同具有重要的影响。就中外关系以及中外优劣之比较方面，谭嗣同在作《仁学》之前的作品中，其论调几乎同刘人熙如出一辙，甚至在论述这方面问题时，谭嗣同都照搬照抄刘人熙的词句，可见影响之深，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谭嗣同能够承认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