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慈禧太后的雷霆震怒，使光绪皇帝陷入了深深地惊恐之中。
9月18日，是晚清王朝命运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这天上午，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请求她再度出山，重掌政权，这是顽固派发动政变的信号。与此同时，康有为收到了光绪帝的密旨，光绪命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变法大业。维新派看完圣旨，跪地大哭。
康有为止住哭声，抹了把眼泪，心里畅快多了。别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但并未悲观，他完全赞同光绪不计代价，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本来，前几天他上奏皇帝，为了显示百折不回、破釜沉舟的意志，建议光绪帝改元——不叫“光绪”了，干脆叫“维新”，今年就是“维新元年”，而光绪没表态。
康有为在建议改元的同时，还献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妙计”——迁都。鉴于北京顽固势力过于强大，变法阻力重重，希望把首都迁到上海。那里风气开通，西方新事物普遍流行，一旦坐镇上海，号召变法，肯定一呼百应。然而，光绪帝还是没表态。
尽管如此，康有为依然不乏信心，他还有两个备用的“预案”：其一，向列强求援，请求帮助维新派，压制慈禧一派势力；其二，一不做二不休，发动政变，干掉慈禧太后。对此，康有为早有预谋，他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慈禧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太太，又没长三头六臂，难道就被她吓死了不成！
既然康有为有两个预案，按说应该一个首选，一个备用，或者按轻重次序一个个地落实，那么，这两个方案哪个优先呢？其实，康有为采取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哪个方案见效就用哪个。他上午布置发动政变的事儿，打算下午前往日本驻华公使馆，面见伊藤博文，争取他的支持。
由于昨天光绪帝明发上谕，让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按说接旨后就应启程，可他现在还没有收拾行李，又要布置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儿，所以，忙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附带指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纯粹的受迫害者，康有为终生不承认他曾密谋发动政变，要除掉慈禧，强调这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当然，这样一件大事想抹杀得一干二净也不现实，所以，康有为只承认策划过谋杀直隶总督荣禄的计划，坚决否认要谋害慈禧。这一问题长期扑朔迷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找到了毕永年写的材料——《诡谋直纪》，才最终坐实了康有为确实胆大包天，想对慈禧动刀这件事。
这位毕永年是谁，为什么谭嗣同看到他的告别信会如此悲伤？谭嗣同复信中的“追及南海为言”等句又是什么含义呢？
毕永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官宦之家，湖南维新兴起后，他积极参与南学会、《湘报》的创办。毕永年民权、民族意识很强烈，在《湘报》撰文宣扬“贵民、重民、公权于民”，“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因为和谭嗣同思想一致，所以两人关系很好。毕永年早年就喜欢奔走于江湖，与民间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说还曾被封为“龙头”——会党首领的称号。会党是从清代开始存在的一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为主要成员。会党遍布大江南北，人数众多，组织严密，会员之间团结互助，极讲义气，常常是一呼百应，应者顷刻云集。由于会党力量很大，又具有很强的反抗意识，所以戊戌时期的维新人士和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都曾和会党建立联系，将其作为自己的武力依撑。1898年9月中旬，应谭嗣同的邀请，毕永年从南方来到北京，当时为了议事方便，谭嗣同已经从浏阳会馆搬到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毕永年到来后，谭嗣同把他介绍给康有为，并安排他也在南海会馆住下。
康有为跟他讲了政变的计划，大意是说让他前往颐和园，除掉慈禧。当然，颐和园由重兵把守，毕永年那几十个道上的弟兄估计连大门都进不去，所以，康有为表示还要把袁世凯拉进来一起干，由袁世凯的部队打开宫门。至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活儿，必须毕永年亲自下手，这指望不上袁世凯。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官僚子弟出身，念不好书又要出人头地，后来投身军营，逐渐脱颖而出，现在直隶练兵，手中有一支新式陆军。而且，袁世凯也算是维新人士，跟康有为称兄道弟，交往较深。八月初一日，光绪帝把袁世凯召到北京，予以接见，随后给他升了一级——“以侍郎候补”，就是出于康有为的保举。按说侍郎是“从二品”，康有为不过是总理衙门的章京，介乎“从三品”和“正四品”之间，无权保举袁世凯，但康有为是皇帝的大红人，他写好了保举的奏折，交给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请他上奏皇上，结果如愿以偿。看来康有为早想借重袁世凯的兵权，他推动光绪帝重用袁世凯，就是要袁世凯欠他一个人情，等到要袁世凯出力的时候好开口。
其实，毕永年并不赞成这一计划。他反对的理由不是自己不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认为袁世凯不可靠。理由有二：其一，袁世凯是李鸿章提拔的人，而李鸿章是太后的亲信，让袁世凯帮助除掉太后，不是异想天开吗？
其二，当年甲午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不知走了什么门路，从朝鲜调回了国内，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为你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吗？康有为是个极为自信的人，他认准的理儿谁也改变不了。听完毕永年的一席话，康有为笑着说他用了“反间计”，不怕袁世凯不为自己所用。毕永年考虑到康有为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未必付诸行动，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现在大祸临头，康有为孤注一掷，捕杀慈禧的计划提上了议程。维新派紧急开会研究，大家对这个计划普遍持谨慎态度，他们跟毕永年想法一致，最担心袁世凯靠不住。且不论袁世凯胆识如何，这毕竟是一件把天捅个窟窿的大事儿，就算袁世凯欠康有为一个人情，也不能强求人家拿身家性命来报答吧？
据毕永年回忆，康有为面对众人的质疑，得意地拿出了一封信。原来，这是袁世凯写给他的感谢信，感谢他向皇上保举自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今后有用得着我袁某人的时候，肯定“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有为以此表明袁世凯值得信赖，但大家依然不敢苟同，因为按一般的理解，“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往往并不是真要去献身，而是表达感谢的客气话，这类客气话怎能当真？而康有为偏偏较真了。由于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大哥”，他固执己见，大家只好服从了。最后决定：其一，康有为今天下午去游说伊藤博文，如果不成功，当晚就派人去游说袁世凯，启动政变的计划。附带说一句，此时袁世凯还在北京等着光绪帝的再次召见，正住在法华寺。其二，一旦政变成功，就处死慈禧太后，当然，跟皇上只说废掉慈禧的太后身份而已，先不提杀头的事儿。
商议完毕，大家草草吃完午饭，康有为就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去了。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一些列强对中国的事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所以，康有为求助于列强的干涉，并非异想天开。此前，他就跟英国人打得火热，恰巧这时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又让康有为看到了新的希望。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元老之一，曾任首相，是日本从东亚小国成长为世界列强的主导者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是甲午年间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逼迫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
当然，那是国仇，不是私怨，况且在日本野心家中，比较而言他还属于温和的一派，文质彬彬，见面就鞠躬，并不似想象的那样穷凶极恶。
此次伊藤前来“游历”，一度让维新派浮想联翩。当时，曾有人建议光绪帝留住伊藤博文，任命他为顾问，甚至可以考虑给他一些权力，帮助清政府改良政治。就像今天的球员转会那样，引进个“中场核心”，或者“强力前锋”，以他的魄力和手段，肯定有助于扭转败局。为此，在伊藤抵达天津的时候，光绪帝曾给荣禄发电报，让他询问伊藤能不能在中国多留几天；另外，光绪帝还决定在伊藤抵达北京的时候亲自接见，时间确定为八月初五日。这引起了慈禧一派势力的警觉和不安，甚至认为伊藤是康有为勾引来的。
其实，康有为哪有那样大的道行。伊藤此次经朝鲜进入中国，名为游历，实际上是借机考察东北亚形势，为日本的下一步扩张做调查。本国的政务还不够他忙的，怎能顾得上中国的维新派？所以，即使光绪帝想引进这位“外援”，伊藤也不会同意。但伊藤的到来惹得中国政局更为纷乱，大家各怀心事，自作多情，胡思乱想，暗中较劲儿。
这天下午，康有为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拜会了刚刚抵达北京的伊藤博文。康有为讲了慈禧手握大权，昧于世界大势，不愿变法，光绪帝锐意维新，但手中无权无势，备受打压的事实。伊藤初到北京，跟康有为交往也不深，自然较为谨慎，没有顺着康有为的话题深谈。康有为见无法交心，只好请求伊藤如果有机会觐见慈禧，请代为劝说慈禧转变立场。伊藤打着哈哈，把康有为送出了大门。这次见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鉴于跟伊藤博文的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通过政变除掉慈禧就成了康有为的唯一选择了。回到住所，他召集维新志士，决定今晚派人面见袁世凯，正式摊牌，拉他下水。派谁去合适呢？康有为跟袁世凯称兄道弟，夸夸其谈，感染力极强，是合适的人选。但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要拿身份，不便亲自出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收拾行李，准备前往上海，也根本没有时间。而梁启超虽然是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但他最擅长的是“书面表达”，“口头表达”不行，他那一口流利的粤语，估计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只好由维新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出面了。
然而，别看谭嗣同平素行侠仗义，敢做敢当，但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谋害慈禧的计划。据毕永年回忆，谭嗣同跟他说过：“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也就是说，我拗不过康先生，如果皇上再让我干，我就没辙了，我也想开了，豁出去了。可见，谭嗣同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而且此时正在病中——当然，他年过三十，正值壮年，并不是起不了床的大病。既然大家都认为他去最合适，他就一言不发，穿好衣服，又从枕头底下摸出把手枪，往腰里一别，出门而去了。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的晚上，谭嗣同抱着拼死试一试的决心，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神秘而又悲壮的一幕就此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