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表明，光绪帝推行的变法新政，在反对派势力越发强烈的干扰与抵制下，出现了全面的颓势。事实上，光绪帝是毅然地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为了顶住守旧势力对变法的阻挠，从而扭转新政出现的“颓势”。在8月10日又郑重降谕，再次向内外臣工作了有针对性的动员与宣示，意在通过劝导、忠告与表彰在推行变法新政中有所举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来促使上下臣属振起精神，齐心协力地投入变法维新中来。接着，到8月下旬，他又连续颁旨，语重心长地告诫其臣下“务当洗心革面”，“力矫疲玩积习”。希望他们能“一心一德共济时艰”，把变法新政推向前进。然而，光绪帝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劝告和尖锐训斥，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守旧或心怀他意的各级官吏来说，犹如对牛弹琴，依然无效。
光绪帝决心要“发奋为雄，励精图治”革新祖国。到七月中（8月底），变法新政以迅雷之势推行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虽有一定酌建树，特别是在社会上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奋发精神。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些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杀；有的被改头换面使原议走形；多数既经颁谕推行但却未能得到切实贯彻。变法维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两个来月变法维新的曲折历程，越发清楚地表明，这个王朝上自西太后下至各级拥有大小实权的绝大多数官吏，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他们的确都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了维新运动的对立面，构成了一个益为顽固的强大反对派势力。从而，使新旧营垒越发分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就愈形尖锐激烈了。
早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初，光绪帝和康有为，曾对顽固派权贵抵制变法的危险性有所预料。因此，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启示与促进下，原想通过设立制度局、选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士（即康有为所说的“擢用小臣”）辅政的办法，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以大力创办各种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培养新式人才的途径，在地方培育一层基础力量。但是，议设制度局，历经周折，还是流产了；办学育人，一方面远水不解近渴，另方面也很不顺利，成效甚微；选用人才，光绪帝也同样付出了力量，颁发了大量“选贤任能”的渝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然而从一开始，他自己就陷入重围而难以举足。
对于左右变法维新方向的康有为，起初光绪帝因看到“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未敢公开委以重任，只让他在幕后筹划变法事宜。但后来仍然是“旧党皆侧目于康”，进而“谤言益甚”。尤其荣祖等西太后的亲信大官僚的气焰益形嚣张，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既猜烈攻击康有为，又阴险地中伤光绪帝。这时，就连脚踏两只船的审部尚书、大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在议请大学堂总教习的问题上极力排挤康有为。于是，在变法陷入危机之时，康有为又成了内外反对派势力诋毁、排挤的首要目标。鉴于这种情形，据康有为自己说，一些友好和同情他的人，“皆为我危，劝我勿预政事。”就在这攻康的火药味日浓的情况下，光绪帝既“不敢多召见”，更不便把康有为纳入清廷要枢。到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光绪帝迫于“不得已之苦衷”，作为一种“保全”措施，任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但当时康有为正忙于编写准备进呈光绪帝的《波兰分灭记》和《英德变政记》等书，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故未成行。
原来，光绪帝在准备召见康有为的同时，赫赫有名的另一个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也引起了他的重视，命总理衙门先予“察看”以备召见。此后，还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作梗，拖到7月3日，光绪帝才得以召见梁启超。梁启超自己说，他以“布衣”被破例召见，亦足见光绪帝对他的器重。在当时，由于梁启超已成为与康有为齐名的维新派核心人物，因而光绪帝的此举亦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恐惧。光绪帝通过召见也只是授予梁启超六品衔，命其办理译书局事务，未能加以高位。应当说，这还是迫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大压力的结果。但从一种策略的角度来看，在此特定的境况中，光绪帝让康有为、梁启超主持负有“开通民智”使命的两大官办舆论阵地，也可谓此“职任不为不重”。不过从变法维新的全局来说，作为推动与筹划变法的两大支柱康有为、梁启超，均终未在清中央取得发挥更大作用的应有位置。这对整个的变法维新事业而言，又不能不认为是一大损失。显然，所以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当然也与光绪帝虚弱无力有关。
6月13日宣布准备先后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时，经徐致靖的推荐，又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将著名的地方维新人士、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及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可是，就在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当天，在清中央即有御吏黄均隆出来“参劾”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随后，湖南的一些守旧党人，也“妄造谣言”，恶毒地诽谤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维新活动。尤其是作为两湖地区的最高长官张之洞，已对谭嗣同等在湖南等地宣传、组织变法的活动认为“其偏尤甚”，心怀反感。所以，他与刘坤一迟迟不予引送，也是有其用小的（当然亦与黄、谭患病有关）。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未见人影。恰在这时，由于变法新政遇到愈来愈大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光绪帝正在争取助力以扭转危局。因而在此之间，他谕令“保举人才”的次数增多，召见亦更为频繁了。在其中，光绪帝对准备召见尤为著名的黄遵宪、谭嗣同的决定，更是毫无动摇。到7月30日，他又电谕张之洞、刘坤一及湖南巡抚陈宝箴，气愤地指出，“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言下之意是指责他们，为何长时拒不引送又不回奏。干是光绪帝便严词责令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该二员迅速来京，毋稍迟延。”事实说明，光绪帝在力图任用地方维新人士的问题上，同样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在用人的问题上，光绪帝不可能对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能够作出本质上的分辨，制订出明确的任人标准。他只是从表面上看，是否“通达时务”和有否维新的表现来决定任取。不过，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心态复杂的人物也受到任用。这除了在任命管学大臣上有所体现之外，后在8月21日于北京设立主持全国农工商改革事务的农工商总局时，光绪帝又委任直隶霸昌道端方及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等督理其事。从一方面来看，端方，系举人出身，号称“通人”，曾“附保国会”，似乎他与变法维新还有些联系；徐建寅是近代中国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懂得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并曾“颇游外国”，可算为一个“通达时务”的人；吴懋鼎，在这时正于天津创办了一个商办工厂，而且他还为新政建议，更可以说是个既“通达时务”又从事制造者。从另方面来说，这三个人又都是顽固派官僚刚毅、裕禄、王文韶的“私人”。其实，他们对变法维新并未完全具有诚意。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既暴露出光绪帝的弱点，但主要是反映了当时的复杂情景。不过，在选拔人才方面，光绪帝还是有一个大的界限的。那些支持或倾向变法的官员向他推荐的人，基本都予采纳，力求召见任使。相反，在当时，如西太后的头号亲信、反对变法维新的大官僚荣禄，先后曾向光绪帝推荐30余人，但“无一召见，无一用者”。康有为说，曾有“要人”告诉他：“我请皇上召见荣禄凡三次矣，上未尝一召见之”。这或许具有帝、后矛盾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认，光绪帝对于明显的、心怀叵测的荐举还是有警觉的。而且，这对维护变法新政显然是必要的。然而从总体来说，光绪帝任用的人还是比较复杂的，这对变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
另外，特别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有许多官吏又利用光绪帝让“保举”人才的机会，出于各自的企图“滥保私人”。他们趁机安插心腹，与其“同出一气”狼狈为奸。再如两广总督谭钟麟，竟公然违抗光绪帝的指令，对“全省有谈时务者，不委差使”明目张胆地抗拒光绪帝的旨意。对于以上种种违旨营私的卑劣行径，光绪帝曾多次降谕予以严词训斥，甚至还郑重宣告，各种“滥保”行为“一经查出，定将原保大臣，从严惩处”。但是，对于那些以西太后为靠山或怀有私自企图的各级官吏来说，光绪帝的这种谕旨，岂能放在他们的眼里！实际上，光绪帝指令保举人才的谕旨，竟成了一些权势者“营私牟利”、网罗党羽的借口。就这样，光绪帝以及康有为，要尽力在清廷上下扶植维新力量的迫切愿望，也未能实现。因此，举朝上下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不仅毫无改变，反而更加突出了。笼罩在变法维新上的阴影愈发浓重。光绪帝力图排除障碍推进变法维新的努力，又完全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