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遇到重重阻力，连康有为都有些心灰气馁了。皇帝无权，变法无望，与其在这扯皮、受气，不如归去，继续教书。不过，光绪皇帝还没有认输，他的身上毕竟还有年轻人的朝气，他要向那帮老朽发起狠狠一击。
光绪帝看过康有为进呈的《波兰分灭记》一书，这本书讲的是俄、德、奥三国瓜分波兰的事，光绪看了嗟叹不已，这就是大清帝国的前车之鉴啊，再不发奋图强，波兰的惨剧并不遥远。光绪帝立即赏给康有为“编书银二千两”以示奖励。
随后在8月28日，康有为又以上《谢恩折》的方式，痛陈了波兰被俄国及奥地利、普鲁士瓜分的历史教训。他从中指出，“时变之急，分割之苦，新政变而不变，行而未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等变法若半途而废的严重后果。光绪帝看到后，更大为感动。在变法维新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刻，光绪帝又从上述等情况中获得了新的激发力。因此，他进而抖起精神，要以一种力挽狂澜的气魄向反对派势力采取攻势了。看来，光绪帝决心要以有力的反击举动来冲开顽固派的道道防线，排除障碍，打开局面。
原在变法之前康有为即指出，清廷中的“部寺，率皆守旧之官”。其实，光绪帝更清楚，他曾痛斥廷臣均“老耄守旧”，而集聚守旧之臣的衙门又多是些只耗费供奉而无事可办的“闲曹”。而且从变法以来，这些衙门基本均成为顽固官僚策划反变法活动的据点。至于地方的衙署，又都变为一些悠闲官吏养尊处优之所。于是，自8月末以来，光绪帝便从裁撤闲散机构与冗员入手，向举朝上下的顽固守旧势力发起了攻势。从而给已处于衰萎状态中的变法新政，带来了一线生机。
8月30日光绪帝宣布，将清廷中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即行裁撤”。这些衙门裁撤后，一些事务并入有关的礼、兵、刑各部。并把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闲置的东河总督、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也一并裁掉。同时还宣布，对于其他上下的冗员也要“一律裁撤净尽”。为此，光绪帝又在这个上谕中严正指出，内外诸臣都“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进而他还下了死命令，无论在廷诸臣还是封疆大吏，谁要在这颂改革中夹带私情“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决不宽贷。”
对于清王朝上下那重叠臃肿的机构和庞大的官僚群来说，光绪帝裁撤这几个闲散的机构和冗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当时，清王朝上下所有的统治机构和职官设置，在封建顽固派看来均为“祖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尤其在封建专制时代，机构与官、官与势、势与荣华富贵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谁要触犯于它，就等于挖了那些官僚们的祖坟，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被裁、并的清廷衙门，都是些沿袭“旧制”为皇室而设的官僚机构。因此光绪帝先向它们“开刀”，充分体现了他要反击守旧势力的坚强决心和毅力。也正因此，在其采取和推行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对于来自顽固官僚的种种刁难，光绪帝并未“获听”，还是坚持实行了。因此，光绪帝的这一异乎寻常的改革举动，连康有为也对之感到有些突然。他说：“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坚持采取较为缓和的新、旧“共处”方针。或许由于康有为在这方面持见温和，则在当时有的守旧官僚曾请他出面“谏止裁官”。事实上，康有为对光绪帝的这一果断行动还是深为钦佩的，认为这是“变政勇决”之所为。梁启超也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裁官为最难之举”。由此可见，这时光绪帝的茧新魄力已大为增强。再就这次被裁的地方官来说，广东巡抚许振祎，即是一个“老耄贪庸”之辈。他在广东与顽固官僚、两广总督谭钟麟“同出一气”，营私受贿，为非作歹。变法维新开始后，“自奉到（新政）诏书未尝举行一事”。从广东巡抚的情况亦可窥见一斑。显然，光绪帝所以采取这一断然措施，与其说是为了节省“冗费”，这或许是原因之一，莫如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打击顽固势力和拔除一些守旧官吏的活动据点。正因如此，当光绪帝裁撤闲散衙门与冗员的谕旨一颁出，即使“旧臣抱向隅之泣”，发出一片悲鸣。时到此刻，光绪帝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已显示出自己的主见和一定的勇气了。从此，他的一些改革行动便开始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这时的光绪帝所以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实在可谓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