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依据康有为的要求，为了议设制度局、“十二局”与民政局，的确牵动了光绪帝的巨大精力。但当这一改革议案被顽固派官僚紧紧拖住，使之迟迟难以议决时，却未缠住光绪帝的手脚。
他从五月初（6月下旬）起，又按照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之请，开辟了一条新的改革战线，废八股改试策论，向在文化教育界相沿已久的科举制度发起了冲击。同时，光绪帝又试图以此作为新的突破口，把变法革新的战线全面拉开。从而，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也就广泛地展开了。
八股，从明代沿袭至清末，文体越发陈腐，它已成了在文化教育界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维新派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把中国引向近代化发展道路，势必也要触及到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领域。因此，维新派人士在宣传、组织变法维新的过程中，即把八股取士视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甚至认为它是中国“致弱之根源”。于是，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废除八股，并把它作为变法图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冲破封建主义思想藩篱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原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月），为请设制度局和要求颁诏定国是而忙碌不已的康有为，又通过御史杨深秀上书请废八股。但却遭到顽固派官僚的竭力反对，而且当时光绪帝又在争设制度局对此无暇兼顾，因而此请未得行。到光绪帝颁诏定国是的前夕，梁启超又联合百余名举人“连署上书请废之”，结果未能上达。后在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时，他进而当面向光绪帝指出了八股之害，认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从而，康有为强烈要求废除这一积弊。光绪帝亦出于仿效西方强国力行革新图强，对康有为的这一要求先后以“然”、“可”，表明了他对此请的赞成与支持态度。
于是，康有为在被光绪帝召见结束后，立即将其已拟好的请废八股之奏折经改动又另抄一份，请御史宋伯鲁代呈。次日（6月17日），康、宋便将此同一内容的上疏相继呈递给光绪帝。康有为在其《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原折中，于进一步陈述了八股的由来、演变及其种种弊端的同时，又明确地指出，当今形势，最急迫的莫过于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必须从废除八股始。至此，康有为与宋伯鲁紧密配合，向在封建时代教育界的精神枷锁八股发起总攻。
已在议设制度局的问题上吃到“部议”苦头的光绪帝，在看到康有为、宋伯鲁请废八股的奏折后，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和要求“即令枢臣拟旨”。决心要按照康、宋之请，以不经“部议”直接颁谕的方式废除八股。但是，光绪帝的这一果断举动，又当即受到顽臣们的多方阻挠。西太后的信臣刚毅说，“祖制，不可轻改”，扬言“此事重大”，让光绪帝必须先向西太后“请懿旨”而后行。事态的发展，又集中在这个皇太后的身上了。为了冲破阻力迎刃而上颁诏废八股，光绪帝不得不再振起精神，亲自到颐和园来过西太后这一关了。作为清王朝的老练权术家西太后，在玩弄伎俩方面她确比刚毅等“高明”些。在尚未触动其权位的条件下，她还不愿出面干预。而这正是光绪帝之所求，于是他便来了个趁热打铁，在其回宫后遂于6月23日颁发了上谕，宣布“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至此，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文化教育领域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
八股文体，固然只是一种考试做文章的形式，策论也不是康有为和光绪帝的独创，在康熙年间就曾一度改试过策论。但是康有为以及光绪帝提倡的策论，却给它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力图以此促使人们摆脱“圣贤”的迷网，起来注重“时务”、吸取新思想，为变法维新扫除障碍。而这一变革，无疑既触犯了广大守旧文人的世袭“领地”；也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因此，当光绪帝甩开刚毅等顽臣的竭力纠缠，毅然颁布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诏旨以后，清王朝上下的守旧势力又气焰嚣张地进行反扑。
在清廷，御史文悌披挂上阵攻击康有为。文悌，满洲正黄旗人，原以笔帖式任户部郎中，曾为河南知府，后改为御史。文悌“心术诡诈”，而且“好誉沽直”，贯于沽名钓誉。到此，他与许应骙等顽臣密结，不时地监视与刺探康有为及杨深秀、宋伯鲁等的言行。当光绪帝颁布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上谕之后，其又与许应骙密谋，于7月8日递上《严参康有为折》。在其中，文悌既将其斗争矛头主要对向康有为，同时又指向了光绪帝以及杨深秀、宋伯鲁等。他在摆出似以“算总帐”的架势，诬告康有为此前成立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之后，竟声嘶力竭地叫嚷康有为“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乱绝”。还说什么废八股改试策论是“尽弃名教”，并与黄桂整等人相串通，欲谋联名上奏“翻国是，复八股”。
接着，礼部尚书许应骙又勾结刚毅，企图通过攻击康有为向光绪帝施加压力，以达到反攻倒算的目的。与此同时，那些醉心于通过“八股取士”的阶梯，以图爬进统治阶层的“守旧之徒”，也以为舍八股“无所为学”。觉得“一旦改革，失所凭依”，便亦纷“起而力争之”。甚至直隶（今河北）的一些守旧文人，为了死抱着八股取士这块“敲门之砖”不放，居然要以“行刺”的野蛮手段杀害康有为。
为回击守旧势力的猖狂反扑，康有为便支持杨深秀、宋伯鲁具折上奏，要求光绪帝对抗拒改革之徒采取坚决的反击措施。在这尖锐的斗争面前，光绪帝仍然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新派一边。他迅速降谕“再责旧党”，并“怒”斥了文悌的反扑活动欲将其革职。之后又因刚毅再三求情，乃令文悌“回原衙门行走”。按文悌的职务，这种处置实“与革职无异”，从而再次大煞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嚣张气焰。此后，对废八股改试策论持以反对态度的人，感到再公开对抗已无济于事了。于是他们又采取各种阴谋伎俩企图尽量冲淡这一改革的影响。
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便急忙递上了一个《妥议科举新章折》。张之洞在这个奏折中，虽表示同意废八股改试策论，但又打着维护“圣道”的旗号，极力宣扬“四书五经道大义精，炳如日月，讲明五伦，范围万世，圣教之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中，实在于此”的说教。在这里，张之洞以要求将考试“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的手法，企图提高四书五经的地位来冲淡策论，以维系清朝统治者的思想链条。
张之洞这个人对维新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尊崇圣教，也大谈“西学”。因而，光绪帝在7月19日所发布的一个上谕中，表示同意张之洞“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的要求。就这一点来看，光绪帝似乎是加大了向张之洞的倾斜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取消考试策论，反而又强调和补充了康有为的要求，宣布今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显然，这项改革的道路，同样是坎坷不平的。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到8月19日，光绪帝终于顶住下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于是，他再次颁发上谕郑重宣告：“各项考试，改试策论，一洗从前空疏浮靡之习”；同时又决定，过去的“朝考一场，著即行停止”；并且“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至此，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这方面的第一步改革建议，可谓全部实现了。
以上改革，固然仅仅是有关科举考试制度方面的一些革新，但其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考场的范围。由于废除八股“专试策论，海内人士，乃恍然今是而昨非，莫不争自濯磨，以求通达时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首先，在社会舆论界，当人们看到光绪帝的废八股改试策论诏时，“恭读之余，不禁额手称庆曰：‘此我中国由衰而盛，由弱而强之大转机也’！”进而社会各界人士，不论士绅还是庶民，莫不交口称赞。可见废除八股已深得人心。梁启超也说，当废八股改试策论的诏书颁下，“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又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使人们的“耳目既开，民智骤进”。社会风气，亦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只能围着古人说教作文章，只求政治正确，内容空洞无物，而现在，人们可以摆脱陈旧的文风，探索实学，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