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慷慨悲歌: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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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强大的反对派

光绪帝在推行变法新政之前,虽然已从慈禧太后那里得到一定的承诺。但实际上,他时时受到掣肘。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光绪帝在清廷的坚定支持者相继均被慈禧太后除掉: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职,继而翁同龢又被逐出清宫,使原来就十分脆弱的帝党基本瓦解。本来还有个军机大臣李鸿藻,老成持重,是朝中清流,是一位支持光绪帝,同时又受慈禧信任的人物,1897年也死了。到这时,虽然又有如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但他们都是职位较低的文职官员,起不到参与决策的作用。清廷中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后亲信和顽固官僚,光绪帝的处境更加孤立。

光绪很苦恼,在召见康有为时向他抱怨。康有为向他建议,咱们可以多选拔新人,擢升低级官员,充实自己的队伍。这确实是个办法。光绪帝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便接连降谕指出,要“切实图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此后,他又连续颁谕,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抚学政,都要迅速推举“通达时务”又“志趣向上者”随时“引见”,以备录用。光绪帝力图通过选拔、任用有志变法维新的人来改变自己被孤立的处境。又想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以广设学堂、派员出国游学的途径,再于全国造就一批基础力量。但是这需要时间,旧的土壤不是一下子就能长出新苗的。

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实权的顽固派大臣,鉴于其统治地位的危机,对于栽植一些外国的皮毛技艺并不是绝然反对的。但是,他们都惟恐变法运动脱缰危及其所谓的“祖制”,因为这是维护他们统治地位的护身符。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时,西太后即对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刚毅、荣禄等人暗授机宜,对光绪帝的变法要看紧点,要紧处随时阻止。随后,他们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当变法刚刚起步时,在光绪帝的身边,便设下了层层围扼变法维新的明碉暗堡。

至于全国各地的督抚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只有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个别人还有些进取的志向,尚能遵旨进行一些兴举。

陈宝箴(1831-1900年),字右铭,江西义宁州(今修水)人。陈宝箴原以举人从湘军将领席宝田治军,后以“功”保知府。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在甲午中日战后的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9月),升任湖南巡抚。值此,陈宝箴愤于国难日迫,遂意欲“创兴”。山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来,他就积极响应光绪帝的图强号召,率先在湖南联合倾向变法图强的学政江标等,在当地“提倡振兴之法”。陆续在湖南开办矿务、设置电报与轮船,并为“讲求实学”,支持维新之士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中外兼习的时务学堂。后又请梁启超前来讲学,宣传变法培养新式人才。由于陈宝箴、江标等“皆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所以,他们不仅聚结了一些维新力量,还使湖南走在全国各地维新之前。

光绪帝颁诏定国是之后,陈宝箴仍继续在湖南“力行新政”,保荐人才“锐意整顿”。虽然他曾迫于守旧势力的“胁制”与“恫喝”在兴举中有过波折,但在全国各地的变法维新中其尚可称为一个出众者。至于多数地方官吏,皆是些“庞然自大”、“贪劣昏庸者”。他们只图谋取“高爵厚禄”,“置国事于不问”,终日“如梦如醉,”花天酒地、养尊处优。这些人,对于频频而下的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另外,有很多人还在地方制造事端,公开阻挠维新措施的贯彻,甚至有些地方官吏居然“藉新政以扰民”。

这其中,身为封疆大吏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就是一个透顶的守旧官僚。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进士,历任御史、知府等,光绪元年(1875年)任陕西巡抚。期间,因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器重,经左荐举“遂膺疆寄”。后调任浙江巡抚,升为陕甘总督,继任侍郎、尚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任两广总督。此前,他在逢灾赈济等方面尚且有些作为,尤其在抚浙期间重建文澜阁并“延文儒校刊群籍”,从而“治闻一时”。但其思想极端守旧,为官“唯知奉行例案”。而且后来他又受到西太后的赏识,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降“懿旨赏加太子少保衔”。变法维新展开后,谭钟麟对光绪帝颁发的大量变法诏令不仅长时间毫无动作,且又“无一字复奏”,一直“置若罔闻”,死心塌地地对“抗变法”。因此,他的顽固态度,直接干扰了东南门户的维新进程。

再拿湖广总督张之洞来说吧,湖北的洋务搞得有声有色,可是在新政进行的紧要时刻,他抛出了《劝学篇》打出维护“圣道”的旗号,以纠偏、辟“邪说”的面目,对维新派的主张大肆抨击,极欲把变法维新运动引向更加温和的轨道。与张之洞相通的另一个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变法进行中与张之洞、谭钟麟相呼应,也在暗中抱定,凡是光绪帝“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对变法维新采取了观望、放任的态度。

当时已失去实力地盘的老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其内心并非毫无改革之意,但由于他已声名败坏,只是在西太后的庇护下寄于清廷总理衙门。这个洋务派大官僚,为了收买人心和给自己打圆场,有时在暗地里向康有为传递点小话,搞点小动作,但其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依然如故。

总之,在来势迅猛的这场大变革面前,洋务派官僚以一种“新人物”的面孔,怀着复杂的心态游动于新、旧势力之间。推行新法,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