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些封建主义的官僚们却对日益汹涌的变法洪流感到忧心忡忡，惊恐万状。湖南顽固派的总代表王先谦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他身边聚集了刘风苍、叶德辉等一批人，都是异常顽固的守旧分子。他意识到谭嗣同等维新派的运动必将把他们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吸吮人民鲜血的封建卫道士赶下历史的舞台。他们开始向维新派反噬了！
湖广总督、洋务派张之洞虽然也高唱“变法”，但是他的“变法”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是根本，是不能改变的，“变法”只是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加强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所以不能抛弃“三纲四维”的封建之道。当他看到《湘报》上提倡民权、设立议院的文章，非常气愤，指责陈宝箴办事不利。
张之洞在维新过程中的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早在1895年8月，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张之洞名列其中。10月，康有为南下，到江宁（今南京）会见张之洞，二人交谈甚为和气，在主张变法图强上意见基本一致。康有为请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南京和上海分会，刊发《强学报》，力言科举制度积弊等内容，这也是张之洞一贯主张的内容，为其所允许。然而康有为主张“孔子改制”，“赋予儒学以变革、进化的主题”，“赋予儒学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要变中国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张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强调中学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全面维护满清的封建纲常及其统治。
康有为主张《强学报》要以“孔子纪年”，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意后，张极为愤怒，指责康有为“行其经学”（孔子改制），遂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月）宣布解散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张、康因政见不同不欢而散。
张之洞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梁启超于1896年秋冬之季，在《时务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张看后大为不悦，称其“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急忙加以制止，“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面对维新派运动的深入发展，张在1898年4月推出了以“辟邪说”为目的的《劝学篇》，系统阐明自己有关维新改革的主张，对维新派在思想上进行了隐隐的攻击，达到“绝康梁并谢天下耳”的目的。张之洞部分认同维新派的主张并予以支持，当维新派过于偏激则拉开距离并加以反对。在整个维新时期，张之洞对维新派的一切不合自己的言论都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说明张之洞的政见与维新派实有相当大的不同。
1889年以后，张之洞一直与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齐名。时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掌声名坠地，张之洞却如日中天。为在政治上谋求更大发展，张之洞与维新派靠拢，显然就有利用维新派造势并扩大自己影响的目的。名列强学会，支持康有为办南京和上海强学会分会，捐资办《时务报》、《强学报》，并要求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等，无不是想从舆论宣传上抬高自己。在光绪也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维新的情况下，张的所作所为就更增加了自己在政局中的地位，后来光绪诏其入京主持新政就是明证。《时务报》也在张之洞的各种授意下，成为张之洞的宣传喉舌，主笔之一的汪康年遵张之意，从第48册后几不再发表“越轨”文字，完全按照张之洞的意志行事。在整个维新过程中，张之洞都在广揽人才，利用他们为其服务，而与其政见不合者多不见用。可见张之洞在维新过程中有利用维新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推行自己政见主张的动机。
从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起，张之洞就已经明白，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是不会允许维新变法走得太远的。张之洞在1896年虽仍赞助支持，但严复就已经看出其并非诚心拥护，说张之洞“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1898年5月，在袁世凯等要求下，光绪电召张之洞入京“辅翊新政”，恰沙市发生骚乱，朝廷指示“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俟办理此案完峻，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入京一事，就此搁置。到了同年9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拟电至总理衙门，建议张之洞进京。张对陈说：“自来便遽请止，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即可看出其老成持重。而更显现张之洞的稳重成熟还是安排自己的亲信杨锐参与维新，成为张之洞驻京的亲信。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参与维新政务。杨每月都有一两封密信送至张之洞，向张通报宫中政事等事情，张之洞对全国及朝廷之事是明察秋毫。最可见张之洞深沉的是，他要安插杨锐参与政务，自己并没有上折，而是私下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