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轮船缓缓地从下关码头驶出，甲板上簇拥的人群正在向送行的人告别，唯有一中年男子怒视着自由进出的外国军舰，愤愤的目光中仿佛有火在燃烧。
南京是六朝古都，巍峨雄伟，古雅壮丽，有风景秀丽的秦淮河，引人人胜的桃叶渡。而今这里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被一层灰黯凄凉的色彩所笼罩，特别是那些炮口对着岸上居民的外国军舰，那些悬着各色国旗的外国货轮，这一切，我们的主人公能不愤怒吗？此刻谭嗣同正乘坐南京去武汉的客轮，应湖南巡抚府陈宝箴的邀请，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开始革新湖南的维新运动。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10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稣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慨。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会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年11月，德国派军舰强行占领胶州湾，12月，俄国以抵制德国为借口，悍然出兵旅顺口，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大连划给它作租界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愈演愈烈。
眼看着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谭嗣同忧心如焚，想那巍巍的山岳，滔滔的江河，尽被人霸占，本已苦难深重的同胞还要遭受列强的欺凌，谭嗣同的心如刀割般的疼痛，他痛苦地低吟道：
风景不殊，山河顿异。
城廓犹是，人民复非。
1898年2月，谭嗣同回湖南浏阳安置了家眷，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约来到长沙。
原在湖南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徐仁铸、皮锡瑞、樊锥、毕永年、易鼐等设宴为谭嗣同接风洗尘。
刚饮了一杯酒，唐才堂就把话引上了正题：“复生，你南来北往这么长时间了，陈宝箴大人把你叫了回来，让你革新湖南，说说你有什么见解。”
谭嗣同放下手中的筷子，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说：“我们湖南维新也不外这三个方面，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办报纸宣传新思想，设学会议论新政，通过这三个方面大开风气。等风气一开，设厂兴工，移风易俗之举，自然相随而行。”
“嗯，的确是个好办法。”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赞同。
“可是，眼下的时务学堂，名字虽新，但没什么新鲜的内容。”说话的是皮锡瑞，此时正任时务学堂学长。
“那是由于老师多为顽固派人士，”谭嗣同把目光转向了皮锡瑞，“我打算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多吸收维新人士作教习，我和各位都要去讲课，另外，尽快多开新学科，取替旧学，皮兄意下如何？”
“没问题，我一直感到孤掌难鸣，现在有你带动大家一起主讲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一定会有新气象。”皮锡瑞非常高兴。
“那我们什么时候办学会？”樊锥问道。此人家住衡阳，思想极为激进。
“越快越好，”谭嗣同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学会向大家讲爱国的道理，求救亡的办法，地方变革的措施由这个学会讨论，然后再提交政府实行，使一般绅民也有参政权的权利，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都调动起来了。”
“那么，这个学会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地方议会了？”唐才常说。
“对！”谭嗣同接着说，“这个学会可以在省一级设主会，在县镇一级设分会，一级一级都能表达人民的意愿。”
“那样就可以民情上达了！”樊锥激动得欢呼起来。
皮锡瑞也高兴地说：“我们该给这个学会起个名字。”
大家相互对视着，最后把目光又落到了谭嗣同身上。谭嗣同略微凝思了一会儿说：“就叫南学会怎么样？通过维新湖南影响南方各省，如果南方各省都能维新，就可以保住南中国不倒。”
“好，就叫南学会！来！大家为南学会干杯！”唐才常又把大家引回到酒席上。他们边吃边谈，又从办报谈到设厂，从缠足谈到移风易俗，满怀爱国热情，设计着中国的未来。
谭嗣同等人很快投入了维新湖南的实践，2月底长沙时务学堂面目一新，从教习到课程都大有改观，不仅招收正式生，还设有外课生，随堂旁听。
3月，南学会正式建成，由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谭嗣同多次演讲，无论讲什么题目，总能和变法自救联系起来。
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批准南学会建立时，竭力歪曲建立南学会的宗旨，把民族危机刺激下，南学会提倡维新变法以达到救亡的目的，歪曲为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
谭嗣同主持南学会以后，团结唐才常、梁启超等维新派竭力扭转南学会的方向，赋予它以新的内容，使它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团体。实际上，凡遇地方上的兴革事项，均进行议论并提出具体方案，起到了议会的职能。会员分为三种：一种是议事会友，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凡会中一切章程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其负责处理。一种是讲论会友，以学识渊博，擅长言论者充任。这是南学会的讲学议政人员，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一种是通讯会友。凡各府州县士绅和人民，如对新学新政有疑问，均可来函咨询，这样南学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
谭嗣同的讲演总是围绕着救亡之法这个中心逐日，以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有一次，他讲人体解剖学，在介绍了人体的各个部位之后，他突然换了腔调，满怀激情地说：
“我们大家都是堂堂7尺之躯，我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奴仆，更不是牛马！诸位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局势，再不奋起直追，离当牛马的日子还远吗！”讲到激愤的时候，谭嗣同脱下帽子，撩起长衫，挥动拳头，所有的听众都为他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所感动了。但是在这次讲演中，又暴露了谭嗣同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讲演的时候，他提议建立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他认为这样内患就可以消除了。这反映了刚由封建阶级转化过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对农民群众的藐视，他们不仅不依靠农民群众而且站在农民群众的对立面。
谭嗣同与唐才常商量把《湘报》作为南学会的喉舌。本来《湘报》是唐才常和熊希龄筹划、经陈宝箴批准创办的报纸，陈宝箴规定要以大部分篇幅刊登本省新政、各国时事、商务等。但是谭嗣同竭力主张改革和充实《湘报》内容，使它成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宣传工具，发挥报纸在维新变法的现实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湘报》应当更多地刊登这类敢于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罪恶的文章。
谭嗣同还和熊希龄发起设立延年学会以移风易俗。这个学会要求免除一切请客、拜客及其他生活的繁文缛节，改变社会风气，革除陋习旧俗。并专门写了《延年会叙》一文，号召大家废除封建旧习，简便的生活，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多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谭嗣同回湖南仅仅几个月，湖南的风气就大大地改变了。各种学会、报馆蔚然而生，许多受新思想影响的人纷纷投资实业，办工厂、开矿山、买轮船，一时间湖南省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