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亲到天津考察工业设施的发展状况。在那里，他看到了新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领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这些耳目一新的东西，他赞叹不绝，称赞这些设施规模宏大，至精至当。谭嗣同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当作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资金用于赈灾扶贫，使灾民们得以糊口，恢复生产，进而不断铲除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对华侵略的基础上，想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商品倾销的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到这时，列强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并逐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盐税、厘金（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和铁路建设。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加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面临着空前的，来自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封建政府的压制，步履艰难。封建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刁难、勒索，使民族工商业难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竞争。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原料、廉价劳动力所开办的大型工厂，以其生产规模大、产量高、成本低的雄厚优势压倒了中国工业。在商品纳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可以享受清政府的优待，而中国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关卡重重，捐税繁多，这样就使得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而处于经常亏损乃至破产的境地。
谭嗣同看到帝国主义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十分忧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鞭策着他提出救亡图存的方案：大力开采矿产，发展资本主义；用本国充足的经济力量来对抗列强的经济侵略势力，以使祖国真正富强。
刚刚就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受到谭嗣同爱国思想的感染，接受了谭嗣同实业救国的方案。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湖南矿务总局。不久，为了商谈创办矿业的具体办法，谭嗣同离开南京，赴湖南面见陈宝箴。恰巧这时欧阳中鹄也来到长沙，做陈宝箴的幕僚（官府中辅佐行政的人）。他对办矿有一定经验。谭嗣同万分喜悦，立即和他的老师进行商量。他们打算先从开采煤矿人手，运进机器，物色矿师，以期事半功倍。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谈得十分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把开矿事宜设计得滴水不漏，非常周详。
湖南矿务局成立后，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共同筹建湘矿。与唐才常、刘善涵开始在浏阳东乡开采“安的摩尼”（锑）矿石，矿石经过化验，证明是质量优良的稀有矿。于是唐才常筹划在浏阳西乡跃龙市创办煤井。谭嗣同并为已于1896年由官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采办炼焦用煤，等等。
湖南矿务总局先后开采了煤、铜、锡、锑、璜等矿。把企业分为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经营。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由总局派员主持；官督商办企业，由商人自己管理，但总局要按章抽税，会同地方官“维护”地方局面。在三种企业中，官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因官员徇私舞弊，经营不善，收效不大。而改为商办以后，如益阳板溪锑矿，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因此，不少人要求由商人独立创办企业。对此，谭嗣同坚决支持。他多次请求陈宝箴，允许商人招股开矿，设厂生产，并准其专利若干年。在谭嗣同的呼吁下，以往开办的一部分官督商办矿业企业改为商办。同时，私人创办的工矿企业也陆续出现，并获得明显的发展。士绅梁肇荣等创办了湖南水利公司，获得专利10年。湘潭人张本奎等创设化学制造公司，制造樟脑，被允许在湖南境内专利15年。此外，张祖国等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黄自元等创办的宝善成公司，也曾得到湖南当局的鼓励。
自长沙至湖北蒲圻、咸宁、江夏等县站，设置了有线电报。在交通和运输方面，谭嗣同筹划了湘粤铁路、内河轮船公司的兴建。当时，宝善成公司制造电灯，先在衙署内试照后，打算扩大到全城。但有些人窃窃私议，怀疑电灯有损人的健康，况且电线交错，难免招致火神之灾。为此，谭嗣同写了一篇《论电灯之益》的文章，根据他所理解的自然知识，加上推测，说明电灯的益处，消除了人们不必要的疑虑。
谭嗣同积极参与了在湖南兴办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活动。在此期间，他深刻体验了在内部资金缺乏和外来势力排挤的情况下经营企业的艰难。
当时湖南矿务总局决定对商股进行控制，如接收唐才常、刘善涵和谭嗣同等筹划开办的“安的摩尼”矿，改为“官办”。谭嗣同对于这种排斥民族资本的行径非常不满。指出：这样一来，企业的权与利都被当局所占有，不但民不准过问，即使是一切有益的公事也都不能分享其利，这是“最不善的办法”。改为官办的“安的摩尼”矿，由于当局“负责人压抑商股而专横跋扈，同时又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以饱私囊”，而惨淡经营。这些使谭嗣同深切感受到“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感受到封建专制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压榨与摧残。
在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的交往中，他更深人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摆脱封建势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分享一部分政权，然后才可能冲破封建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干扰，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顺利的发展。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封建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并设立学校，讲求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工业和农业纳入机器生产的道路；另一方面希望统治者改变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允许大家自由地兴办工矿企业，不但给予他们自主的权力，还要扫清一切阻碍，鼓励大家办企业。减轻捐税，如果厘金暂时不能废除，也应“以学会及商会中人办理厘金之事”，使资产阶级拥有参与理财的权利，从而杜绝征收厘金的种种弊端，然后逐渐代以印花税，这样才能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可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为此，就必须要实行政治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