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画家（西班牙1881～1973）
童年逸事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诞生在西班牙马拉加市的一家医院里。
11月10日，唐·何塞在圣地亚哥教堂为新生儿受洗，孩子的全名是：巴勃罗·选戈·何塞·弗朗西斯科·德·保罗·让·尼波木切诺·圣蒂西马·特林尼达德·路兹·毕加索。然而，这一大串姓名除了在马拉加市政厅的出生登记簿上出现过以外，大部分在他的生活中自行消失了。世人永远记住的只是一个名字：巴勃罗·毕加索。
毕加索来到世界上不久，便显露出他与绘画艺术的天然渊源。他还不会说话，就会用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4岁时，他开始剪纸。剪各种动物，剪花卉，剪想象中的各类奇异的东西。除了剪纸，他有空就画铅笔画。7岁时，他就在格朗奥古斯坦寓所的墙壁上创作了一幅水彩画：一只傲立庭院的公鸡——令人不禁要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之叹。
上学对毕加索来说，压根儿就是一种折磨。他是个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孩子，最不喜欢各种校规，而且总是违犯纪律。毕加索最初上的是马拉加市的一所公立学校，但他总也打不起精神读书，作业也马虎应付，课能逃则逃，考试能躲则躲。父亲对此忧心忡忡，生怕他的前途毁在这里，于是想方设法替他转学。刚巧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圣拉裴洛学校当校长，毕加索因此被送到这所严格的私立学校。校长指示班主任对毕加索严加管束。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毕加索最怕寂寞，厌恶学业，十分任性，心里有个什么主意，就想方设法实现它。他开始逃课，布置的作业常常完不成。当老师或父亲翻开他的作业本时，常常发现上面画满了图画，而课堂布置的作业却被抛在脑后。
毕加索喜欢画鸽子，便把鸽子带进课堂，遭到了老师的批评。他一气之下拒绝再来上学。父亲赶忙找老师求情，最后总算对他作出让步，允许他将鸽子放在书桌里面，默不作声地照着画，以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1889年，年仅8岁的毕加索画了第一幅油画——《马背上的斗牛士》，画中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和一旁助阵的观众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人物形象生动而鲜明，构图十分巧妙和大胆，显示出孩子无拘无束的创造才能。这幅画既体现了儿童绘画的特点，也包含了毕加索成熟期的风格特征——不拘泥于透视、比例和明暗对比，牺牲或淡化细节来突出主要形象，主观任性地运用色彩。毕加索自己也说：“我从来没画过儿童画，从来没有，即使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没画过。”后来，毕加索把这第一幅有纪念意义的油画终生保存在身边。
1990年11月，他画了一幅素描《执木棒的海格力斯》，画上署名“巴·路兹·毕加索”，并注上了日期。那时，油画和素描已经成为毕加索的手段，他用这手段展示自己的魔力，创造出自己的现实。
1890年12月，也就是毕加索9岁那年，马拉加市政府为了节省开支，撤销了市博物馆馆长的职位，毕加索的父亲失去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工资收入。为了维持生活，唐·何塞急于找工作，只要有工作，哪里都行，即使远离心爱的马拉加市也行。他听说拉科鲁尼亚市新成立的达加尔达美术学校需要聘一名素描教师，立即决定应聘。1891年4月，他接到了聘书。
拉科鲁尼亚位于西班牙的另一端，濒临大西洋，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嶙峋的礁石，让人觉得好像到了海角天涯。
同年10月，在毕加索10岁生日的前后，唐·何塞带领全家登上了驶向拉科鲁尼亚的轮船。尽管唐·何塞对拉科鲁尼亚有点心灰意冷，时时有一阵怀旧的感伤向他袭来，但对毕加索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他绘画的题材范围也会因此而得到拓展。
后来，人们在毕加索作于拉科鲁尼亚的一幅铅笔草图上找到了从“0”到“9”十个阿拉伯数字。这幅画上有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身穿农民服，头戴宽边帽子，手拄文明棍，矮个子则是一个大脸的孩子。两人站在一起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但更可乐的是，两人的形象中掺杂了阿拉伯数字，比如用横着的，“8”画眼睛，用“7”来画眉毛和鼻子等等。可见毕加索不是不懂得数字，只不过将数字的语言化成了绘画语言。
毕加索进入了拉科鲁尼亚的达古阿达工艺学校，先学装饰画。毕加索开始了严格的画法训练，画石膏人体模型，用炭笔画右脚、左手、右腿。他的眼睛和他的手配合得非常密切。他画的那些素描显示出惊人的观察力，考试成绩不是“优”，就是“优上”、“特优”。
回到家里，唐·何塞仍继续训练罗勃罗作画。他把一只死鸽子的双爪切下来，固定在一个板子上，让毕加索做局部写生，直到他满意为止。很快，毕加索就能在父亲的画布上为他画鸽爪子了。
在拉科鲁尼亚，他那天才的创造意识才萌发出来，他的贯注力也才被唤醒。也正是在拉科鲁尼亚，他第一次体验到了爱情的神秘。他永远都不能忘记他的第一次爱情。
他曾深深地被这样一个故事迷住：在拉科鲁尼亚战役中，英国将军约翰·摩尔爵士光荣地战胜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但他由于受伤过重，也在战场殉身，临终前，他还喃喃呼唤自己恋人的名字。毕加索当时还不到13岁，但他的****就像他的天资一样早熟。他的班里只有两名女生，他选中了其中的一个作为自己的恋人。她名叫安格丽丝·蒙代兹·吉尔。毕加索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缩写成“安·巴”，签写在自己的课本上。他还梦想着进一步的结合，用“安·尼·路”的缩写来签名，意思是：安格丽丝·毕加索·路兹。而安格丽丝·蒙代兹·吉尔也为毕加索出众漂亮的外表所倾倒，尤其是他那双谁都想多看几眼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使她感到他就是她的一切。他们天真无邪的恋情没持续多久，就被安格丽丝的父母发现了，开始遭到非难。两位家长意识到，在这个边远的小城，他们半贵族式的家庭与那位新来的绘画教师的家庭间，社会地位相差太悬殊了。他们决心不再让女儿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于是便在这对小恋人间设下了重重障碍。但还是没能阻止安格丽丝与巴勃罗的恋情，相反，他们的恋情越来越深，就当他们书信传情，看来就要“海誓山盟”时，安格丽丝的父母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他们对女儿与毕加索同在一个城市甚不放心，为了使女儿免受诱惑，便把她送到了潘普洛纳。在毕加索一册课本的尾页，紧接着安格丽丝缩写姓名的后画有一个字：“潘普洛纳”。
毕加索在给安格丽丝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这些都是至为重要的大事，是深探拨动了他心弦的秘密，在他来说能否保守秘密是衡量爱情是否忠贞的尺子。他开始怀疑安格丽丝不能严守爱的机密。他只有13岁，但在他身上，纯真与痴情已不复存在。他穷，没有钱，出身于社会底层，所以遭人白眼，被人拒绝，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现在，他有理由去怀疑一切人，一切事物，甚至爱情。
1895年元月10日，毕加索8岁的妹妹康契塔死于白喉。毕加索对自己的这个满头金色卷发，常露笑脸的妹妹感情很深，他哄她玩，给她画幽灵像。妹妹死后，他便认定，上帝是灾难，命运即是敌人。康契塔的死，给他带来了两种神秘：权力的神秘与死亡的神秘，强烈地诱惑着毕加索，使他确信自己注定要做一个画家的命运，而且不论后果如何，他都应该勇敢地响应那上天赋予的权力的召唤。
终于有一天，毕加索开始模仿画家，试图出售自己的作品了。展厅设在一家卖服装和小百货商店的后间，事先还做了一则简短的广告。画没卖出去多少，主要是人们发觉这些画是出自一个还不到14岁的孩子之手。然而，父亲却神情庄重地把自己的画笔和颜料送给了儿子，他所表达的方式是对一个13岁神童的畏惧。他不仅是这个神童的父亲，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但现在，面对自己所生的这个天才，他只有诚惶诚恐。
在拉科鲁尼亚的四年时间里，毕加索开始接触正规的美术教育并尝试了一些严肃的创作。更重要的是，他在心理上已为他的奋斗做了初步的准备。他可以扬起风帆，朝艺术的王国启航了。
蓝色时期
1895年，唐霍塞因小女儿之死被迫远走巴塞罗那，无意中为毕加索打开了一方新鲜的窗口。
毕加索一到达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料，这竟然是满口反对教会和政府****的现代运动的气息。一群颓废派诗人、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哲学家在街头集会游行，他们举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口号，“印象派”的光波在他们迷乱的眼神里激荡，“象征主义”的沉梦在他们蓬松的长发间出没。巴勃罗一下就注意到了那个拖着脏污卷发、络腮胡子的卡塔鲁那人圣地亚哥·鲁西诺，他是位画家，可他的讲演好像比画画更出色。这位罗那现代运动的领袖是西班牙16世纪末绘画大师格列柯的崇拜者。1894年，现代派在海边小镇西特赫斯举行隆重集会，鲁西诺自己出钱，买下了格列柯的两幅面，专门赠给这次集会。
毕加索平生第一幅最重要的作品即将问世了。
1896年，为了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16岁的毕加索决定画一套具有“沙龙风格”的作品，他征求父亲的意见。父子俩商量了好久，最后选中了三个题材：《唱经班的男孩》、《第一次圣餐》、《科学与仁慈》——既有宗教的，又有科学的，反映了当时两代人的妥协。
4月，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上，毕加索的《第一次圣餐》陈列于第一展览室，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次展览的综合评述，其中也提到了这幅画，称其“画中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马德里全国美术展上获得赞扬，接着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摘取了金像奖。
他在别人吹捧的光晕中，他在别人的期待的眼神里上了报纸，上了展览。如果他按着别人为他指明的道路走下去，以巴勃罗洛的聪明，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画家，至少会超过他的父亲，名望于当地，传诵于当时。但是，我们就永远也见不到天才的毕加索了。
1897年秋天，毕加索16岁，来到了马德里，进入西班牙最高美术学府——圣菲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但一进入校门，他又感到失望了。他受不了那里的空洞、教条和死气沉沉，他很少到学院来，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课程。他三天两头去马德里最著名的美术馆——普拉多美术馆，仔细观察、品味和临摹格列柯、香拉斯凯兹、戈雅还有提香、鲁本斯等人的作品。从这些本国的和外国的大师们身上吸取养分、获得灵感，毕加索沉醉于璀璨明珠一般的名画之中。
毕加索不上课的消息传到马拉加。唐·萨尔瓦多和其他叔父、姨母们很快停止了他的经济资助。他们的原则是：对天才倾囊相助，对浪子决不姑息。只有他的父亲，继续“尽其所能”供养他。毕加索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春天，毕加索病倒了，有人说他得了猩红热，有人说他得了胸膜炎，也有人说他得的是梅毒。几个星期下来，毕加索几乎脱去了一层皮。幸运的是他终于没被病魔杀死。等病一好利落，他便动身前往巴塞罗那，回到父母身边。很快，他就同巴拉斯一道离开了巴塞罗那，来到了巴拉斯的老家，一个叫奥尔塔的山村。在那里，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八个月。毕加索此时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创作了一幅名叫《阿拉贡人的风俗》的作品，并在马德里和马拉加的画展上再次获奖。
1899年2月，毕加索回到了巴塞罗那，这是他的“黑色时期”。1898年12月，巴黎条约声明古巴独立；美国人攻占马尼拉，宣告了西班牙帝国的末日。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复员的残废士兵，他们沿街乞讨，求人施舍。那些知识分子群情激愤，猛烈抨击西班牙的腐败衰落，主张无政府主义。毕加索的情绪低落、悲观。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作品中都有死神的出现或死神的幽灵。这时毕加索离家出走并住进了罗丝塔·迪尔·奥罗卖身的那家妓院。他的“黑色时期”构成了他的个性的几大要素——狂热的独立性、旺盛的活力及炽热的创造欲。
1900年，毕加索来到了巴黎。
他目不转睛地眺望着埃菲尔铁塔，像阅读一部传奇。他不断地往来于塞纳河两岸，穿梭在乞丐、妓女和颓废派诗人之间，他掀开巴黎“自由而浪漫”的封面，看到的是和西班牙同样的内容，处处充满了生存的艰难。
这一年，巴黎真热闹。
迎接20世纪到来的巴黎国际博览会规模空前，经历了无数屈辱、已年届六旬的大雕塑家罗丹在展览会上获得了他生前最大的一次成功，“令人恶心的罗丹”一夜之间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光荣。正如美国作家戴维·韦斯所说：“巴黎是无法预言的。”
毕加索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作为西班牙当代名作选入了博览会出版的画册。
在卢浮宫博物馆，毕加索潜心研究安格尔、劳特累克、莫奈、塞尚等前辈大师们的作品，他手摹心追，会意忘言，抽空自己画几幅，虽不多，却可以看出他吸收新影响的快捷。他的临时画室在加布里埃街49号，附近是一座山，山上便是蒙马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