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实主义巨匠（法国1799～1850）
悲剧的童年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诞生于扎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里，出生的时候，巴尔扎克夫妇就把儿子托给别人喂养，奶娘是圣西尔-卢瓦尔村一个宪兵的妻子。第二年，即1800年9月29日，妹妹洛尔出世后也和他寄养在一起。
对于母子分离生活的这种作法巴尔扎克永远不能原谅母亲，他曾写道：“我母亲的冷漠使我的身心遭受到多么不良的影响！难道我只是义务的产物，偶然的产物？……我被寄养在农村，被家里人遗忘了三年，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以致引起了外人的同情……”实际上巴尔扎克夫人只是由于自己哺养的第一个男孩夭折，而照当时的习惯去做而已。不过必须承认，尽管孩子们离得很近，她却很少去看望他们。
4岁时他回到图尔的父母身边。他母亲不善于培养和孩子间的感情。其实巴尔扎克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性格活泼愉快，美丽的小嘴带着微笑，褐色的眼睛明亮而温柔，高高的前额，乌黑的头发，使他在散步时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漂亮、天真、惹人喜爱的小男孩遭到的却是他母亲那道咄咄逼人的严厉目光。她“不懂得抚爱、亲吻和纯朴的生活乐趣，不会为别人创造幸福的家庭气氛”。她一味追求奢侈，摆阔，讲排场，这损害了她的性情。
巴尔扎克和他的两个妹妹落到一位可怕的家庭女教师——德拉埃小姐手中。他们整天提心吊胆，既害怕母亲深蓝色眼睛的严厉目光，也害怕家庭教师的谎言。她认定奥诺雷厌恶这个家，说他并不是傻，而是心地阴险。她嘲笑他那么好奇地瞧着天上的星星。巴尔扎克很小的时候就会编一些小故事逗妹妹们开心。洛尔回忆道：“他可以整整几个小时地拨弄一只红色小提琴的琴弦，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说明他认为自己弹出了美妙的曲调。我恳求他停止这种音乐的时候，他吃惊地问：‘你没有听出这曲子多么好听吗？’”奥诺雷天生有生活在幻觉世界中、倾听惟有他能听到的仙乐的本领。
他童年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去巴黎的一次短期旅行。外祖父母萨朗比耶想见见他们的小外孙，巴尔扎克夫人把孩子带去了。漂亮的小男孩把老人们迷住了，他们对他百般爱抚，送给他各种礼物。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宠爱，回家后对妹妹们讲个没完。
不幸的是这次旅行以后几个月，老外公因患中风去世了。巴尔扎克非常伤心。不久，外婆就到女儿家里来住了。她给这家人带来五千法郎的年息，可惜的是她将一些本钱交给女婿去做一桩“可以发大财”的买卖，结果亏损了四万法郎。要不是女儿严厉，萨朗比耶老夫人准会把外孙们宠坏的。母亲一说起要管管儿子的学业，巴尔扎克便当真吓得发抖。不知怎么他倒更喜欢他父亲的严肃的谈话和别出心裁的俏皮话。巴尔扎克夫人把女儿们送进伏盖寄宿学校，将儿子送到勒居埃学校当走读生，每个月花六个法郎进修一门阅读课，教理讲授由拉贝奇神甫担任。巴尔扎克夫人在圣加蒂安教堂“订了自己的座位”，每次都带儿子去做礼拜。正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所以表现得格外虔诚。
巴尔扎克八岁那年，巴尔扎克夫人决心将他送进旺多姆学校住读。必须指出，那时候她正怀孕，人们传得沸沸扬扬，说这个孩子是冉·德·马尔戈讷的。巴尔扎克非常不愿意离开他的好妹妹，她是他“忧患中”的伴侣。也许他过于敏感地夸大了童年时代的不幸，后来他甚至写道：“我从来没有过母亲。”这太过分了，他是在盛怒之中写下这句话的。但这两个孩子确实曾经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即使事实上并不这么严重，但毕竟他们自己是这么感觉的。有一些明明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因不理解自己为何不受宠爱，便想像自己是私生子，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他们为了弥补内心的感伤，比一般人有更强烈的追求成功和荣誉的欲望。
求学生涯
1807年，在母亲的安排下，8岁的巴尔扎克进入旺多姆学校读书。旺多姆学校是天主教的奥拉托利会成员创办的一所学校。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刚进旺多姆学校的时候，是一个脸上红润、腮帮滚圆，神情忧郁而文静的小男孩。幼儿时期家庭生活缺乏亲情和温暖，给他的生活打上了永远的烙印。
他渴望摆脱孤独，渴望得到亲情、友情，渴望得到温暖的母爱。在旺多姆学校，巴尔扎克在同学当中缺乏威望，别人瞧不起他。因为他母亲出于审慎，连一个铜板都舍不得给他，他很少参加同学间的游戏活动。同学的父母都来参加学校的发奖仪式，只有他的父母从不光临。从1807年到1813年，整整六年时间，母亲只看望过他两次。
旺多姆学校的一位老师——勒费弗尔神甫对少年巴尔扎克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早年的学习笔记中有不少对这位老师的钦慕之辞，说勒费弗尔神甫“有头脑，有才能，记忆力好，想像力比判断力更强，他相信奇迹和神机妙算”。巴尔扎克和这位老师一样也喜欢奇迹，他曾经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被贬谪到地上来的，有朝一日上天会在他身上创造出奇迹。勒费弗尔神甫受巴尔扎克的父亲之托，辅导他学习数学。但这位老师的教学风格和气质更像诗人而不像那些刻板、守旧的数学家，他辅导数学时并不是让学生捧着厚厚的数学书不放，而是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允许学生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这样，师生二人形成了一种默契，巴尔扎克从不向人抱怨学不到东西，而勒费弗尔则对他所借的书保持沉默，不妄加评论。奥诺雷阅读的书范围极广，涉及好多学科。他对知识的渴求是无止境的，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广阔的书海里贪婪地吮吸着它丰富的养分。
广泛的阅读使巴尔扎克获取到异常丰富而杂乱的知识，正是这些杂乱的知识帮助他形成了早熟而独特的思想。他曾说，“我幼年的时候经常像安德烈·谢尼耶一样拍着自己的脑门说：‘这里面还有点东西！’我觉得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他在设想着自己的远大前程。但当时，在他的老师和同学眼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是他对书籍的爱好和一种似乎毫无根据的自负。
受勒费弗尔神甫的影响，他写下了几首小诗。在一首歌颂印加人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啊，印加！啊，不幸的多灾多难的国王！”
他的诗写得并不成功，同学们纷纷取笑他，并给他起了个“诗人”的绰号。起初他对这个绰号还有点沾沾自喜，但他不久便发现，他的作品难以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而且确实蹩脚，他便开始追求一种神秘的、天真的哲学。由于在肉体上和感情上都经受了深深的创伤，他“躲进了思想为他开启的天国里”。他阅读了欧洲神秘主义作家的大量著作，这使他“习惯于灵魂上的强烈反应，而凝神沉思既是这方面的手段又是其结果”。
巴尔扎克从不盲从书本里的知识，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说他是一个并不虔诚的学生，倒也符合实际。在做晚祷的时候，他是在“叙述或倾听白天的业绩”；星期日做弥撒时，他内心算计着口袋里少得可怜的几个零用钱“可以从学校小卖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买些什么东西”。伏尔泰的信徒贝尔纳-弗朗索瓦的儿子远不是那种既不思考也不问个究竟就盲目信奉上帝的孩子。他因善于独立思考，经常勇敢地提出问题，使那些口口声声称颂“全能的上帝”的神甫答不上来，惹得他们伤透了脑筋。
从小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书，不加选择地涉猎各种类型的著作，包括宗教的、历史的、哲学的、物理的大部头著作。他阅读的速度之快和博闻强记令人咋舌。他可以一目十行，并能敏捷地捕捉住书中的内容，往往只需抓住句子中的一个单词就能使整个句子的意思了然于胸。他可以真切地记住那些从阅读中获得的思想和与别人交谈时获得的灵感。
在巴尔扎克12岁的时候，他的想像力因不断地开发和运用，已达到异常发达的程度。从书本中了解到的知识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如同亲眼目睹了一样。他善于举一反三，也许先天赋有第二视觉的本领，使他能够统观大自然。
1813年巴尔扎克从旺多姆回来就被送进图尔中学了。但是巴尔扎克夫人更重视“灵魂的教育”。她以自己的教学里的虔诚努力地弥补丈夫对上帝的不敬。她带大儿子去教堂。孩子逐渐熟悉了圣加蒂安教堂周围的古老房屋，街上漂亮的牌楼，甚至神甫同他们的房东老小姐之间的争吵。在圣加蒂安他嗅到一种“神圣的气息”，常常独自来到教堂内院，“在阴湿静穆的气氛中”徘徊。巴尔扎克在父母家里住的是四层顶楼，穿的是“寄宿生的破旧衣衫”。洛尔写道：“我母亲认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就是学习，她对作息时间规定得非常严格，从不让儿子有一刻空闲。”
大概她曾把巴尔扎克送进巴黎伯兹南—岗赛学校寄宿过几个月，1814年3月又接回图尔了，因为她害怕盟军开进首都。总之从3月到7月，巴尔扎克在家单独补课，拉丁文有所进步。
1814年1月，巴尔扎克进图尔中学当走读生，重新从三年级读起。在那里他获得了“授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百合花徽章。其实这并不说明他学习成绩出色，而是因为王室复辟还没有巩固，需要收买年轻的一代。在图尔中学，巴尔扎克像在旺多姆一样，吃尽了母亲无意识的吝啬的苦头。她在大开销上挥霍浪费，却在小处斤斤计较。同学们大吃大嚼家里送来的香喷喷的熟肉酱，小巴尔扎克则在一旁啃他的干面包。同学们嘲笑地问他：“你真的什么也没有吗？”很久以后还有个同学称他为“可怜的巴尔扎克”。他感到受了羞辱，伤了自尊心，发誓总有一天要以自己的光辉成就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什么样的成就呢？他还不知道，但他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他早熟的判断力甚至令他的母亲十分吃惊，她呵责他说：“你一定不懂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巴尔扎克！”他却只是狡猾地微微一笑，嘲讽中含有善意。这无声的辩解使巴尔扎克夫人有点恼火，她不能容忍自己膝下有这么聪明的孩子，他懂得的事情太多了。听见他满有把握地说：“有一天巴尔扎克这个小鬼会震惊世界的。”妹妹们都直乐，在震惊世界之前，他首先得研究这个世界。
在他那非凡的头脑里，记录着一件件事物和一个个形象。都兰地区的优美风景，郁郁葱葱的河谷，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小村庄，壮丽的卢瓦尔河上划过的悠悠白帆，圣加蒂安教堂上哥特式的钟楼，古色古香的彩色玻璃窗，神甫们的表情以及经常来访的客人们的谈话，全一一存入脑中。他不仅记得这些人和事物，而且还能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来，“当时他只是积累材料，并不知道要用它们建造什么”。
那时他父亲隐隐约约还有让他攻读理工科的想法，给他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辅导课。于是他聪明的头脑成了各种知识的大杂烩，其中有精确的科学知识，父亲的奇谈怪论，外婆的迷信和母亲所热衷的光明异端派信仰。暑假要结束的时候，他应邀去冉·德·马尔戈讷在萨谢的城堡小住几日。这时白杨树已开始落叶，树林披上了暗淡的秋装。在乡下他又遇到了几个在图尔的舞会上曾经使他倾倒的年轻女子。他渴求一切，包括爱情和荣誉。
巴尔扎克进勒彼特学校住读，这是一所私立的保王派天主教学校，创办人雅克·弗朗索瓦·勒彼特是个跛子，拄着拐杖，很像路易十八。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参与过保王派营救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的行动，因此波旁王朝返回的时候他颇有点威望，并获得了荣誉勋位缓带。其实勒彼特跟贝尔纳——弗朗索瓦一样，在困难的年代也竭尽看风使舵之能事。他的学生都到查理曼中学去听课，校址设在丢兰纳街九号的一所贵族宅邸“快乐大厦”里。学校看门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走私犯，玩牌戏的能手，夜出晚归的学生的亲信，禁书出租者”。他还向学生出售牛奶咖啡，在拿破仑时代，这是贵族才能享用的早餐，因为从殖民地来的咖啡价格昂贵。巴尔扎克有时身边没钱了，就在这个看门人那里赊账。对于王宫市场的烟花女子，他只能作一番梦想，比他更有钱更大胆的同学则可以到那“爱情的乐园”去领略女性的妩媚，“在那里解除童贞的疑团”。据米昔莱说，勒彼特的某些寄宿生对那些“相当漂亮的男孩”公开表示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1815年“百日”期间，勒彼特难以控制那些仇视君主政体的学生们的示威行动，他举起拐杖威胁捣乱分子，但无法慑服拿破仑皇帝的狂热信徒。到第二次王政复辟，重新实施“镇压”的时候，很多学生被开除了。巴尔扎克到9月29日才带着战斗的荣誉离开学校，结业证书上还表扬他学习勤奋、品行端正。很可能他也跟其他学生一样，带着强烈的关切和希望注视着拿破仑的最后一场战役。至于波姆勒将军，因为他过分忠于拿破仑，在王室第二次复辟的时候被放逐了。贝尔纳·弗朗索瓦比较谨慎，平安地度过了这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