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另一种影响较广之传说。相传杜宇死后仍不忘农事，其魂化为杜鹃鸟，年年阳春时节便昼夜苦苦啼鸣，以至于口中流血，音似“布谷布谷”，促人春耕春播，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晚唐李商隐《锦瑟》)。由“亡国之情”、“失位之恨”，其哀怨转换为“死化为鹃”后，仍“不忘农事”，仍念及蜀地百姓。“杜鹃啼血”之意象，成为“爱国抚民”的象征！神话叙事本身流传的演化，无疑令人感动，满足了民众的“接受期待”，从而广为传播。
“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望帝禅让归隐是好的选择。然而，杜鹃声声传天涯，何以化鹃后仍丢不开，放不下？何处无芳草？何处不是故乡？“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季节更替是自然规律，何以没完没了地感时伤春？光阴似箭，流转无常，人便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生命的意义又何在？前四句诗，诗人所“思”有遥想、联想和寄寓，如此创作之心境暂时跳出了破败离乱之现实，其“诗”道出一种随性释然之意。联系此诗序文提及的“婆媳相向而泣”之梦境理解，诗人此刻存在于“思与诗”的有关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中，似乎对人生之生离死别有了新的感悟，暂时获得了一种较纯粹的超然心态，一种难得的无利害之超脱！
后四句诗，其铺陈勾勒及诗境意指，则完全转回到了战乱动荡之现实中。“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其所指是杀戮之后的战场，阴森恐怖，大沽口的惨状使作者震撼，从而产生了有关地狱的鬼魅联想及形容描绘。“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在如此愁惨的清冷意境中，似乎明月亦能理解人间生离死别之痛楚：迁流所及，生民涂炭；月儿亦不忍看到世间的悲惨景象，收敛起光亮，明月仅剩下了暗淡的一弯月牙儿，失去了它清朗的光影。月与人同苦，月与人同悲。
晨起登岸，行李冗赘。至则第一次火车已开往矣。欲寻客邸暂驻行踪，兵燹之后，旧时旅馆率皆颓坏。有新筑草舍三间，无门窗床几，人皆席地坐，杯茶盂馔，都叹缺如。强忍饥渴，兀坐长喟。至日暮，始乘火车赴天津。路途所径，庐舍大半烧毁。抵津城，而城墙已拆去，十无二三矣。侨寄城东姚氏庐，逢旧日诸友人，晋接之余，忽忽然如隔世。唐诗云“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其境乎！到津次夜，大风怒吼，金铁皆鸣，愁不成寐，诗云：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
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
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
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此诗前面的诗序中，有关背景的交代非常具体详细。诗序提及“晨起登岸”，轮船夜泊塘沽，翌日一早上岸，由陆路赴津。“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晚唐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这一诗句，非常契合李叔同登岸后的心境。当然，“故乡”所指，正是被列强军队攻占的天津。“旧时旅馆率皆颓坏”、“人皆席地坐”、“强忍饥渴，兀坐长喟”、“路途所径，庐舍大半烧毁……”作者从登岸至到达天津，这一路行程中映入眼帘的，皆是庚子之役后，一派兵燹的残破景象。“逢旧日诸友人，晋接之余，忽忽然如隔世”，感时伤世，作者内心所受之震惊、创痛可想而知。所引唐代诗人司空曙五言诗《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句“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其意为忽然的相逢，却怀疑身在梦中，彼此悲戚相怜别后的生活，并互问了庚年。由此足见久别后，重逢于乱世的感伤之情。
这首五言诗总的格调是既沉郁亦愤懑。“鱼龙混”所指，正是其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与所谓国际社会弱肉强食之秩序。“天心”为何？依上下文之诗意，应该是“天道”，或世之“公理”。有公理吗？即便有，又如何实行？而“物竞天择”、“争于力”之丛林法则，却正当其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国人自近代以降，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才总结出的惨痛教训。作者深感民族存亡之危局所至，更苦于世上无公理可言，满腔激愤之情遂转为无奈之悲戚：“岂因时事感，偏作恕号声。”初至兵燹之地，再遇大风呼啸怒吼，恶劣的天气更加重了内心忧郁。烛尽难入梦，春寒浸体更无眠，无奈辗转至五更。逆风北征羁旅客，夜闻马嘶残月稀！外国列强的军营中传来的笳鼓声声，更加重了诗人的屈辱之感。
居津数日，拟赴豫中。闻土寇蜂起，虎踞海隅，屡伤洋兵，行人惴惴。余自是无赴豫之志矣。小住二旬，仍归棹海上。
天津北城旧地，拆毁甫毕。尘积数寸，风沙漫天，而旷阔逾恒，行道者便之。
晤日本上冈君，名岩太，字白电，别号九十九洋生，赤十字社中人，今在病院。笔谈竟夕，极为契合，蒙勉以“尽忠报国”等语，感愧殊甚。因成七绝一章，以当诗云：
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七言绝句《感时》是1901年3月作于天津(《遗墨精选》中，第二句为“虚名况敢望千秋”)。此诗序文交代，在天津居住一段时间后，本打算赴河南探亲，又因乱世兵匪横行，旅途所至之地，则人人自危，只得取消赴豫探亲之行，拟在天津“小住二旬”，再乘船返回上海。战乱后的天津城北地区，刚被拆毁，尘积数寸，风沙漫天，道路被拓宽，以方便行人，旧时之景象已是面目全非。会见日本友人上冈岩太，其人为红十字会人士，笔谈交流中，感到极为相投，虽是日本人，亦勉励李叔同“尽忠报国”，使其感动不已，于是写下了七言绝句一首。
此七言诗的篇首，李叔同又用了古蜀国王“化鹃啼血”的传说，自喻虽不能与杜宇报国抚民之美德望其项背，但尽忠报国之志不可移；后两句则宣示，于此国难之际，热血男儿的最后结局，要么是活着并一直战斗下去，直至成为将军，要么是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战死疆场，表达了高昂的爱国激情。
越日，又偕赵幼梅师、大野舍吉君、王君耀忱及上冈君，合拍一照于育婴堂，盖赵师近日执事于其间也。
居津时，日过育婴堂，访赵幼梅师，谈日本人求赵师书者甚多，见予略解分布，亦争以缣素嘱写。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追忆其姓名，可记者，曰神鹤吉、曰大野舍吉、曰大桥富藏、曰井上信夫、曰上冈岩太、曰塚崎饭五郎、曰稻垣几松。就中大桥君有书名，予乞得数幅。又丐赵师转求千郁治书一联，以千叶君尤负盛名也。海外墨缘，于斯为盛。
北方当仲春天气，犹凝阴积寒。抚事感时，增人烦恼。旅馆无俚。读李后主《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句，为之怅然久之。既而，风雪交加，严寒砭骨，身着重裘，犹起栗也。《津门清明》诗云：
一杯浊酒过清明，觞断樽前百感生。
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
《津门清明》写于1901年4月5日清明节时，为李叔同滞留天津时所作。在天津这段时间，李叔同拜访了昔日之师友及一些日本文化人。
仲春时节，北方仍凝阴积寒。回顾北征一路的所见所闻，“烦”、“恼”油然而生。天寒，于旅馆无聊，读南唐李后主《浪淘沙》词后，“为之怅然久之”。词中李后主之“五更寒”多为亡国后的切肤之痛，因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必尝得“心寒”；而现实中“风雪交加，严寒砭骨”的“战栗之寒”多为现实“危局之寒”。于是，遥想这位南唐的亡国之君，于被囚期间创作出的这首千古名篇，特别是诗中饱含的刻骨铭心之感悟，引起了李叔同“为之怅然久之”，于阅读审美接受过程中，有了更深的阅读体验，也产生了某些深层次的共鸣。阅读主体在有限时间中的个人存在之“亲在”，予“在者”(作品)以观照，“怅然久之”。李叔同也是国家处于存亡之际的诗人，于仲春清明时节，重阅历史上亡国之君留下的诗词文本，从而有了进一步的“思”与“悟”。清明，民族传统之凭吊祭扫之日，观照“在者”——《浪淘沙》文本，因此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于清明思李后主之遭际，解李后主文本之深意。李叔同个体之阅读的“前理解”，又正是身处外强入侵之时，于此催生出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意识、民族人文心理结构等意向性的凭吊联想。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的这首词，前阕听雨声，感寒侵，伤春时，悲梦境；后阕独凭栏，见江山，思故国，伤今昔……词之诸多意象，无不与此刻“亲在”之诗人的周遭相适。对《浪淘沙》文本意境的审美观照，必创生无尽的“神思”、“兴会”。“当‘兴会’萌发的时候，就是‘神思’最活跃、最丰富的时候。‘兴会’是神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神思活动发展到最高潮时的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在者”(文本)之诗，触发“亲在”(此刻李叔同作为阅读主体之存在)之思，再由思而赋之于诗！“随着观者的接受才实现的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游戏一样，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之意义的回转在理解中才发生，这一点完全适用于本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叔同在重新阅读理解《浪淘沙》词的文本过程中，实现了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的转换……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
“历史存在的诗人”与现实中“亲在的诗人”，由文本这一中介的接引、相会，开始了沟通、对话。
浊酒过清明，为何断饮？因凭吊亡国之君李后主，伤世感时，从而百感俱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思绪一转，由时节又联想到仲春的江南，因北征省亲，身不在莺飞草长的江南，颇感遗憾。清明时节，亦是杏花绽开的时节。边城，相对于此时好风景之江南，即指诗人此时所在的天津。感时节，哀兴亡，无缘江南好春光；遥想江南美景，仅以“思”与“诗”作为遥望和期盼。
孤馆寒窗独坐，“为之怅然久之”，李叔同的内心深处，正默默地进行着清明的祭扫。为谁祭扫？首先是为亡国之君李后主祭扫。再回到现实，为当下国破战乱之中的生灵涂炭之冤魂祭扫，如再引至更深一层，亦为这个行将崩溃的王朝祭扫……
世人每好作感时诗文，余雅不喜此事。曾有诗以示津中同人。诗云：
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
自分聪明原有限，羞从事后论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