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心灵蕴藉显高德”
李叔同的个体文化人格，主要体现在对文化艺术及终极精神皈依的求索探寻，自我精神修养的不断提升，自我宗教道德意识的不断完善，始终不渝地认真践行自我确立的人生抱负等。这些正是他的文化人格特质的充分展现：自为的文化心性守持、自觉的文化道德意识、自性拓展精神境界至宗教皈依，再至终极精神的实现！此乃文化人格的坚守，“心灵蕴藉”之“高德”。
社会学意义上人的“社会化过程”，是指个人通过学习社会群体文化、学习承担社会角色，以此发展社会个体的社会性。社会不断发展，个人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人的一生，正是处在这样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引德国大文豪歌德的有关论述，加以比较分析：
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某种与之相应的哲学。儿童是现实主义者：他对梨和苹果的存在深信不疑，正像他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一样。青年人处于内在激情的风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内心，于是预感到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了理想主义者。但是成年人有一切理由成为怀疑主义者：他完全应当怀疑他所选择的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确。他在行动之前和行动当中，有一切理由使他的理智总是不停地活动，免得后来为一项错误的选择而懊丧不已。但是当他老了，他就会承认自己是个神秘主义者：他看到许多东西似乎都是由偶然的机遇决定的；愚蠢会成功而智慧会失败；好运和歹运都出乎意外地落个同样下场；现在是如此，而且从来就是如此，以致老年人对现在、过去和未来所存在的事物总是给以默然承认。
歌德对儿童、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人生阶段作了一番总结。他提出的“某种与之相应的哲学”，正是人生不同阶段社会化过程的某些规律。笔者认为，歌德的“相应哲学”暗含了这样一些人生哲理：在特定的时代，所谓社会化过程，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带有强制性的“归纳过程”，常常会表现为社会个体的精神、文化人格意志等个体基本生存状态的“自在性”与个体主体精神追寻的“自为意志”间的矛盾冲突。社会的“归纳过程”经常体现在“社会主流强势意识”对个体自为意志的不断消解中。而不同个体的“主体自为意志的张力”却千差万别。
从年龄看，“五四运动”前的李叔同，刚进入中年，乃歌德所谓的“成年人”，正由于他已经秉有独立的意志人格、自为的心灵蕴藉，在文化断裂时代的社会化过程中，他没有成为如歌德所说的“怀疑者”，反而因其独具个性的选择，穿越了时代与自我精神的双重迷失，表现出自由、独立的高蹈意识。这一个“中年人”毅然决然的选择，穿越了存在处境的迷失，是“此在”(dasein)选择的“绽出”(extase)——“澈悟”，从而获得了精神升华。
置身于20世纪初，李叔同作为文化断裂时代的中国知识人、艺术家，从国外学成归来进入现实社会后，时常感到自我价值的失落、自我认识与社会文化认同的相悖。在极度衰败的封建帝制社会基础上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民国”——这一非常勉强的共和政体，理应需要大量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对现代知识人、文化人来说，实际的社会现实却是一个处处隐含着异己张力的松散、漠然的现实存在。
李叔同的学生、画家吴梦非有这样的回忆：
1916年暑假，我住在西湖孤山苏公祠度假。一天晚上，李先生突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划子来找我，并邀我同去游览，两人泛舟湖上，促膝而谈了许多话。当时先生一面愤慨地回忆了万国博览会作品落选的往事，一面出示了日本权威性报纸《朝日新闻》报上刊载一篇关于李先生的消息，大意是：“上海艺术界如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每月竟能得数千元；而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怀才不用，任其自生自灭，真可使人叹息！”先生也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当一名艺术教员的……”由此看出当时旧中国对先生如此天赋高的艺术家未予重用，使他未能发挥大才，连国外新闻界也发表了评论。
内心的迷惘、苦闷、煎熬，也源于所置身的社会“怀才不用，任其自生自灭”，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受挫，它意味着深切地痛感到个体人格尊严的被蔑视。因为从伦理学范畴看，“尊严”指个人或集体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或集体庄重而威严、独立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形象。商业广告艺术已大行其道，整体文化环境与个体生命承载的文化人格的矛盾、冲突，理想抱负与冷漠现实之落差，时时触动着、动摇着知识人有关社会公正的信念，也使其内在的心理失去平衡。
但李先生毕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人，他不以个人得失为重，决然肩挑教育重任，认真悉心地施教。当时浙江的一般学校艺术教育，不过临临范本，唱唱用简谱记载的极简单的歌曲而已。经过李先生的教导，造就了一批图画音乐专修科的学生，分配于全浙江的中等学校；加上初级师范的几届毕业生散布于全浙江的小学校，浙江的学校艺术教育才出现革新气象，才纳入正常的轨道中。所谓五线谱、所谓合唱、所谓复音曲，到此时期才得出现于一般学校。
李叔同的“高德”，既体现在“不以个人得失为重，决然肩挑教育重任，认真悉心地施教”这一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先的个人情操守持上，也体现在“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学生王平陵回忆：
民国七年夏，他在西湖大慈寺皈宗佛法，我去看他，他说：“人家也许说我是消极、厌世、颓废的行为，而实际上我过去的生活太平淡了，现在才是我一生中的最高潮。”李先生的这几句话，正是他平素对我们说的“一个富于至性的人，表面是冷若冰霜，好像是无情一般”是同样的意义。
正因为“心灵的蕴藉与从容”，才使其富于至性，显出超凡脱俗的高德！
心灵之蕴藉，也反映在个体的自我反思与自责上，这是李叔同入佛门后，个体文化人格提升到更高的宗教道德境界的延展！1937年3月在厦门南普陀寺做《南闽十年的梦影》的讲演中，弘一法师自喻为“二一老人”：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不如呢！……
……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做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它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作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李叔同以古人的两句名言作为自我鞭策、警醒的“二一”，可谓发人深省。“希望所做的事失败”，目的是为了从失败中发现自我“德行”的欠缺、“修养”的不足。在常人看来，宗教意识的自律近乎残酷，是一般在俗之人无法企及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位精神境界超拔的人所拥有的“道德与生理的抗拒性完全消失了，二者合而为一”的超越常人的自律精神境界。
李叔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为黄福海书蕅益大师警训曰：
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以切磋之谊取长，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
此乃李叔同自己禀有，也是他所认同、推崇的“高德”！这一警训概括了极高的道德行为风范，它包含了品(属类)、德(道德精神)、学风、道行位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