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心性澈悟秉懿行”
1910年夏天，李叔同在日本时，借范当世(伯子)的诗句“独念海之大，愿随天与行”，书联赠好友杨白民。此借诗咏志之时，正当辛亥革命前夕，它道出了青年李叔同的高远志向、阔大胸襟——行将回国施展抱负的风发意气。“愿随天与行”中作为审美意象的“天”，无适无莫，寥然自得。“以美储善”的“天地境界”之“天”与审美主体之“愿”的融合，不只是泯灭一己，与自然万物同一，它蕴含了一种阔大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彰显了一种高远的精神志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家入世的人生理想和实践追求，从古至今，有多少志士仁人怀着类似的抱负、信念前行。然而，个人的抱负、个人的精神意志，必须付之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最后总还得落实在自我也生存其中的具体现实社会。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仅以1905年计，就足见实为一多事之秋：在东亚崛起的日本，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于前一年与没落的沙俄帝国爆发“日俄战争”，此时战事正酣，中国的辽东半岛地区及其海域却成了两个瓜分者争斗的主战场；清王朝苟延残喘，为蒙骗国人亦上演“变革”，派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标志着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国实施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在这一年被废除……这一切，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借书中的主要人物列文之口，所指出的社会动荡不宁的事实：“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转借这一话语比喻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也未尝不可。当然，相形之下，其时的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矛盾，而且它们具有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复杂性。人们说，历史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其总体趋向应该是上升的，总会给人带来希望。但处于如此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国度，如此腐朽的封建王朝，如此纷扰之世事，有识之士的种种抱负的实行、种种变革的具体实践，所面临的是异常艰难的局面，其结果是一次又一次挫折，更多的则是失望、怀疑、徘徊、彷徨……社会变迁的时代，存在诸多希望、选择可能性的同时，也潜藏着诸多幻灭、失败的可能。就社会中的个体而言，或许心志有多高，失望就有多深。
在这一年的3月，李叔同的母亲去世。这无疑是其人生中的又一个巨大的伤痛。办完丧礼后，他于8月东渡日本留学。
李叔同作品文本中所透露出的诸多思绪，如沉静的追思、幽深的苦思、无解答的疑思……这些由“思”而“诗”这一精神层面的苦苦探寻，构成了其作品内涵的个性特征，以及对“深层自我”存在的意义、存在价值的不懈的求索。这种精神寻觅的艰难、获得诗意升华的欣慰，印证了宗白华先生在论及文艺与象征关系时的评析：
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愈深，文艺的境界邻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脱而不得解脱，情深思苦的境界)。
曹聚仁对先师的《落花》、《月》、《晚钟》这三部“文艺的境界邻近到宗教境界”的歌曲所蕴含的精神超越的三个递进关系的境界，有非常好的解析。他认为，三首歌曲代表了李叔同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李叔同心灵的第一境界：中年后，对生命无常的感触、精神上的苦闷，“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月》是其后静悟到的第二境界，“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晚钟》是第三个境界，是由文艺的境界进入到宗教境界，“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完全升华至宗教境界，从而获得精神的皈依。
诗之蕴涵的意象、意境，又何以“邻近到宗教境界”？何至于达到“情深思苦的境地”？这是作家主体独特的文化人格使然！
于此，有必要对“文化人格”的含义作简略评介。
“人格”是“适合于个体心理过程与状态的有组织的聚合体”。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给“人格”这一人之秉性归纳出的精炼定义。他进一步指出：“人格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综合结构，在身体现象层面上没有什么可以与它相提并论，而且，人格也无法被直接观察到，我们只能从人格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中推出人格特质。再者，人格通过时间作为活动实体的延续，其存在的唯一基础是个体外在行为的一致性。”拉尔夫的表述较清楚地指出了，人的外在社会行为呈现人的“人格特质”，这种个体社会行为的延续、个体外在行为的一致性是人格特质的唯一外在存在基础。
所谓“文化人格”，则应是个体文化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心理过程与状态，这样一种有个体文化行为内涵的社会行为延续。
拉尔夫还指出了文化对人格发展的两种影响方式。一是由文化模式的行为引导出的其他个人对儿童的影响。这种影响自人一出生就开始起作用，并且在婴儿时期是很重要的影响。二是个体通过观察社会行为模式或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在这些模式中，许多并不直接影响个体。第二种影响方式在婴儿期不算重要，却在其后的一生中一直影响着他。李叔同的成长过程，也正是这样两种影响方式促成了其人格的形成。特别是后一种影响，更具人格塑造意义，比如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他所受的各种教育等等。
宗白华先生在论及中国艺术的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时，引用了王船山论诗之意境创造的评论，即“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认为这是“使我们领悟‘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终极根据”。何以如此？立足于文学艺术本体的审美实质洞察，人生审美层面的深意在于：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人生才能摆脱在概念化和功利化的眼中看到的那种黯淡的、单调的模样，而向我们敞开一个永远是新鲜、有意蕴的世界；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使人超越日常生活中那个与“有意蕴的世界”分离的“自我”，使“我”沉浸到审美的世界之中，去感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宗白华所言，“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深层的境地”，澈悟意义，体验本真，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李叔同在其艺术创作生涯中正是这样认真实践的，他在出家后的修行生涯中亦是如此。所以说，其心性守持的精神，无论是在艺术创造中或佛门修行守持中，都是一以贯之的。李叔同的个体文化人格，体现在他的信念上、行为中，即内在心性秉持的自为坚守、外在懿行的身体力行。
有学者指出，在艺术领域，李叔同极富创造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是个缺乏实践尤其是社会实践能力的人。他所钟情执著的艺术门类，又都是比较抽象空灵的，易于远离现实而接近宗教。从小就有佛化倾向、在艺术造诣上进入了较高层次的李叔同，当他在现实中看不到人生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时，是很容易到非现实中去探寻究竟的。
要论及李叔同人生道路的最后选择问题，还必须结合他存在于其中的具体历史处境，来探究其个人的终极选择。人的社会实践有多种，处于社会风口浪尖的革命实践是其中之一种，然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不可能都成为社会革命的实践者。潜心艺术创作、艺术教育，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无疑仍属于社会实践范畴。至于遁入佛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此乃个体心性的选择取向，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个体终极精神皈依的取舍、抉择，应结合具体的历史处境、个体的历史心境作深入的分析。而作为文化人的李叔同所处的具体历史处境，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千年大变局”，所谓“文化断裂”的时代。特定的时代，有它特有的时代精神内涵：它曾带给人们以希望、期盼；随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现实存在也不时地出现诸多的阴霾，亦使人困顿、迷惘……敏感的个体心性，必当切身地领受“文化断裂”后，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诸领域随之产生的种种失序、混乱。作为社会个体，以有限的选择，回应“无所适从”，其选择本身就意味着接受了时代、社会的挑战。
李叔同以澈悟的心性，秉持着慧然懿行。
入山之日，未破晓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仅一校役名闻玉者，肩一行李萧然随行。及至虎跑寺后，上人易法服，便自认为小僧，称闻玉曰居士，坐闻玉，茶闻玉，顿时比在校中，主宾易位，已使闻玉坐立不安。少顷跣足著草鞋，打扫陋室，闻玉欲代之，不可；自掮铺板架床，闻玉强请代之，又不可；闻玉乃感泣不可仰视，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闻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别云。
慧然独悟，始于心，启于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除去了世俗的社会关系，皈依佛门，角色置换，即行僧人待人接物之礼，令一师的校工闻玉感泣不已。此令人感动之懿行，乃既入佛门，行道即始！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有这样的追忆：“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细细想来不免令人震慑。在我们‘俗人’处理人间烟火事务中，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