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哀怨”、“愁苦”，绝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一类诗词创作中的无病呻吟和做作的造情生意游戏。它是此时李叔同内心深处“本真本己”的隐痛和愁绪之抒发。早在1894年，李叔同15岁时，文才初露，就在题名《断句》的诗中，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可见，李叔同在少年时代，就已对人生的另一面有如此冷峻清醒的认识。此乃实为少有。
在中国传统“乐感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李叔同，其观念意识的核心价值理念中，自我成长历史的文化积淀，无疑仍然是传统“乐感文化”的“神”——被称为中国人的“天道”和“天命”的“天、地、国、亲、师”。“它们与此际人世、与人的肉身存在相关联，不只是灵魂寄托。它们并不完全离开‘我活着’这个感性生命的存在者，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你—我—他(她)的全部总和，这就是乐感文化的‘神’。”
基于这一传统文化背景特质，“生活就是一种快乐”，城南草堂的生活不能不说是惬意的。而这一独特的个体，缘何于青春年少之时已陷入如此深重的内心悲苦？除李叔同此时人生的个人际遇，如出生的特殊背景、科场失意、时代社会诸多阴影投射外，还得从这一个体的独特精神意识、文化人格的形成来解析。
李泽厚先生对其所提出的“乐感文化”有以下具体阐释：
中国传统的“孔颜乐处”可在人尘，还要不要“怕”？……那灿烂星空，无垠宇宙，秩序森严，和谐共在，而自我存在，却如此渺小，不怕吗？那厚德载物，生发万事的水、地，或无声无息，或玄奥黑暗，都柔而坚，静亦动，既生生不已，死又归属于它。不怕吗？……“国”者，家园，乡土。“亲”者，父母、祖先、亲朋戚友。“师”者，传统。都有关文化，是养我、育我、形成我的历史积淀，是being-in-the-world(活在世上)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也就没有“我”。不怕吗？
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有关“人生在世”的儒家纲常、哲理考量，亦隐含贯穿有西方存在哲学的意义，这诸多基本存在之利害关系的思量，诸多的“怕”……缘自“我意识我活着”，这一“乐感文化”深层次的情感探求心理，即：非人人能有的“慧然独悟”！
《淡斋画册》题偈作于1930年夏。此小诗中，李叔同观念形态中的“幻、真”之思有了深层次的佛性独悟：
镜华水月，当体非真。
如是妙观，可谓智人。
镜中花，水中月，无疑是非本真、非实存的虚境，但它是另一“当体”——真实存在的部分投射！审美主体对它作何种个性化的观照，是审美对象化的关键。有“妙观”，是智者，因为智者能在这种极具个性化的移情观照中，得到精神升华的“此在”的审美愉悦。“此在”与现实相连，但又超然于现实之上……
“与人共在”、“活在世上”的“我意识我活着”的情感心理，包括它的各种具体的意识、意向，也大都是在这“非本真本己”的存在的历史(客观社会性的公共时间过程)中被理性塑建。但它不是理性的内化或凝聚，而只是理性的积淀，即理性融化在“我”的感性中。在这里，“非本真本己”的存在沉入“本真本己”的存在中。“此在”也只能在历史中展开，它是“在这个世界中”“与人共在”，因此“我活着”的悲欢、情爱、苦难、哀伤即是“本真本己”。
以上有关人的“存在”阐释说明，社会个体的两种向度的“存在”，大多数时候是重叠(重合)的。即“非本真本自己的存在”沉入“本真本己的存在”，“此在”也就“只能在历史中展开”。李叔同的“本真本己的存在”似乎常游离于历史而展开，至少，在许多创作的情景中，其“本真本己的”“此在”是在自我的意识独存中展开的。
《世梦》作于1929年，属《清凉歌集》五首之一。该歌集由李叔同作词，刘质平、俞绂棠、潘伯英、徐希一、唐学咏等作曲。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歌集被认为是李叔同出家后歌曲创作的精华所在。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人生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无穷已。生不知来，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非真梦欤。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今贪名利，梯山航海，岂必枕上尔。庄生梦蝴蝶，孔子梦周公，梦时固是梦，醒时何非梦。旷大劫来，一时一刻皆梦中。破尽无明，大觉能仁，如是乃为梦醒汉，如是乃名无上尊。
李叔同出家后，他对于人生之“真”、“幻”观念的认识，此时已从佛教观念意识的认识高度来把握。佛教注重来世，视现实之存在为浮生一梦：“生不知来，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如此，生命偶在个体的自在存在，不是梦，不是幻，那又是什么？枕上春梦行千里，现实贪欲驱动之能量又何止枕上黄粱一梦！梦时为梦，醒时亦梦，枕上“迷蝴蝶”，世间“贪名利”，均是“梦魔”！惟参透觉悟，方为清醒之无上尊。
在《世梦》的歌词中，“非本真本己”的存在的历史(客观社会性的公共时间过程)沉入“本真本己”的佛性觉悟中。和对文化艺术有着聪颖的审美感知一样，李叔同亦比较充分地感悟到了“我意识我活着”所蕴含着的“人生悲剧”。这“决不是Kierkegaard那种弃生活如敝屣，苦求灵魂的纯净和依归，也不是的残酷拷问以达超升和寄托。它们都在无意识地展示出中国人因背后一无依托只得自求建立人生意义的悲苦，即缺乏人格神宗教信仰的悲苦、那种‘无’而必需‘有’的悲苦”。
李叔同正是在这种“无”而必需“有”的不懈追求中，开始了精神探求之煎熬！他是乐感文化陶冶出的杰出俊才，但又从不满足于“眼前的”“肉体和心灵的愉悦，平静、健康、和谐……”于是，身处艰难时世，怀着隐忍的悲苦，他开始了精神世界心路历程的艰巨跋涉。“‘我意识我活着’也就这样在这个不可解的矛盾中……‘长恨此生非我有’与‘闲愁最苦’的矛盾中，永远挣扎着、苦痛着、轮回着。”
正是在螺旋式的精神发展进程中，李叔同内心深处“‘无’而必需‘有’”的精神诉求，展开了更高意义的“闲愁”。这一“闲愁”之所以说“最苦”，在于必须以个体面对乱世之纷扰，以自救的艰辛建立“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在“一盘散沙”的艰难社会环境、特殊的个体处境中，靠自力而不是靠他力。因此，我们民族的诗人、独行者、智者，其心灵深处的煎熬，即“‘无’而必需要‘有’”的悲苦，“便不低于有上帝做依托的西方传统”。在以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士人”、“知识人”、特定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在种种个人的、集体的，私下的、公共的叙事或书写中，在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中，以不同的话语方式演绎着、延宕着，其“悲苦”与“隐痛”甚或更深、更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