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后，陈长捷虽然嘴头上强硬，但内心中却极其虚弱、恐慌。为了拖延时间以及探听解放军的虚实，陈长捷假意答应进行和平谈判，派了几名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会谈。名为和谈，实际上陈长捷是想利用这些人刺探解放军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想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确定在哪里。
陈长捷的这些小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刘亚楼的眼睛。当陈长捷派出的所谓工商代表团到达杨柳青解放军的前线指挥所后，解放军的一名联络参谋对他们说：“刘司令员正在路上，烦请你们稍等片刻，大约25分钟后刘司令员就能赶回来。”
实际上，刘亚楼当时就在这些代表所在房间的隔壁。25分钟后，刘亚楼乘坐一辆吉普车从后门驶出杨柳青，然后绕道从天津以北的发电厂方向回来。刘亚楼的这一行踪故意叫这些代表们看到，以便给他们造成一个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北边的假象。当刘亚楼“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内时，陈长捷派来的这些代表没有一个人对此产生过怀疑。陈长捷果真上当，他在得知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天津北边的发电厂一带时，立即调整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62军第151师调到城北，这就大大减轻了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压力。战役开始后，151师在城北基本上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2、 29个小时攻下“固若金汤”的天津城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解放军上千门火炮同时怒吼起来。随着“隆隆”巨雷般的大炮轰鸣声，整个天津被震撼得颤抖起来。数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敌军阵地，把碉堡、鹿砦、铁丝网等工事和障碍炸得粉碎，陈长捷精心布下的地雷阵也大多被解放军的炮弹给引爆，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
天津国民党守军只有4个炮兵营，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的猛烈压制下，根本就没有还击的能力。应陈长捷的请求赶来助战的两架飞机，刚飞到解放军阵地的上空，就被解放军的高射炮击中，拖着黑烟从空中一头栽了下来。
经过1小时的炮火轰击，所有突破口周围的国民党军工事和障碍物都被打得一塌糊涂，被猛烈炮火震得两眼发呆的国民党兵一个个双手紧抱着脑袋，缩在碉堡和掩蔽部里不敢出来。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解放军从东、西、南3个方向同时向事前选定的11个突破口发起冲锋。在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工兵迅速排除了残存的地雷、鹿砦、电网，突击队紧随其后，解放军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天津城。
陈长捷本来想以天津的护城河作为护身符。自天津被解放军包围后，为阻止解放军接近其设防的工事，陈长捷下令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运河水流入护城河，水深在3米以上。解放军在发起攻击前，最为担心的也是如何通过这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当突击队战士抬着长长的跳板冲到护城河边时，惊喜地发现，护城河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这大大出乎敌我双方的意料。
原来，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解放军想法堵住了流向护城河的水源。陈长捷为保持护城河的水深，想方设法向里面灌水。他每放一次水，解放军就堵一次。由于天气寒冷，流进一次水便结成一层冰，就这样，护城河河面上的冰越结越厚，当解放军发起总攻时，护城河上结的厚冰足以通过行人，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军的攻击速度。
不多时，敌86军所守的东阵地，已被突破多处。刘云瀚派兵增援反扑，企图恢复阵地，结果失败了。紧接着解放军又突破了62军的预备阵地，陈长捷在电话中得悉东西门相继被突破着急了，立即派出总预备队保安师，到西门监狱附近增援，结果该师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除东西两面插进外，城南的解放军，也向城垣发起攻击，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于是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接着，蒋军的坦克在市区出动了。解放军即用反坦克炮猛烈还击。11时15分，旗手王玉龙奋勇当先，立即把一面红旗插上了天津西城。红旗在空中飘扬，红旗在鼓舞着战士们奋勇冲杀！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纵队，左翼主攻师由师长贺东生指挥，右翼主攻师由师长江拥辉指挥，分头向市区猛进。巷战、街垒战猛烈进行，步枪声、机枪声、炮声和坦克的吼声混成一片，蒋军从街心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从高楼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丢出炸药包，企图造成立体式封锁，抵挡住解放军的前进。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冲进市区的解放军，编成3人1组、4组1队的战术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进行逐屋逐街的争夺战。由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战到黄昏，1纵队左翼主攻部队已进到市中心区。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也进入市区亲自指挥。他乘着坦克来到贺东生指挥所，然后两员战将随穿插部队，直向市中心驶去！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区内的蒋军，被解放军各路攻坚部队压了下来，纷纷向金汤桥靠拢，越挤越密，互相践踏，盲目扫射，乱成一团。左翼主攻师的解放军，架起了平射炮，首先摧毁了敌人的桥头碉堡，接着又击毙了敌人的一名师长，经过一场激烈地拼搏，金汤桥被占领了。于是，西路的两个纵队和东路的两个纵队，照原定计划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了。至此，天津的蒋军已被拦腰斩断，阵地分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
15日上午8时，右翼主攻师的第2营，乃向敌警备司令部的大楼发起进攻，战士们用炸药将司令部的大门炸开，冲进院内，同敌人进行逐屋争夺战，并很快攻占了警备司令部的大楼。敌酋陈长捷的指挥中心不在楼上，而在地下室。当时陈长捷正用无线电话向傅作义报告战况。这是天津被围后，陈长捷和傅作义本人第一次直接通话。这次通话，是因为傅在广播上听到解放军已经突入天津的消息后，主动打过来的。当陈长捷正讲共军已攻入警备司令部大院时，3名解放军战士已冲进地下室，他们大声吼道：“别动！举起手来！”陈长捷见大势已去，遂放下电话，有气无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我们缴枪！我们缴枪！”然后向全体守城蒋军下达了“缴枪投降”的命令。
天津战役从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到结束，前后只用了29个小时，共歼灭守军1个警备司令部、2个军部、10个整师和一些特种部队，总共歼敌13万多人，打死打伤11000多人，生俘敌将级官26名，其中包括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86军军长刘云瀚，62军军长林伟俦等人；缴获各种炮1100多门，轻重机枪3500多挺，步枪54000多支，汽车800多辆。
由于天津守军被歼，驻守在塘沽的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根本无心再战。在他的一再哀求下，蒋介石派来大批船只，于1月16日把驻守在塘沽的第17兵团司令部、第87军等部3万余人从海上撤逃了。至此，平津地区就只剩下傅作义驻守的孤零零的一座北平城了。
13、 傅作义固守北平作最后挣扎
当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内的傅作义仍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他摆出一副要固守北平城的架势，急急忙忙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是整补军队。由于第35军和第104军在归绥线上已被解放军歼灭，为恢复自己的实力，傅作义下令把麇集在北平城内的河北省的几个保安旅改编、补充到他的部队中，重新组建35军和104军，委任第262师师长朱大纯为35军军长，侥幸逃脱回来的安春山仍任104军军长。
第二件是以中南海为中心积极布置城防。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部警卫团担任中南海内部的警卫；以暂编第17师担任中南海外围警卫；以新编起来的35军和104军担任北平内城的防务；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担任北平近郊和北平外城的防守，并委任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兼任北平城防司令。傅作义如此安排部署兵力可谓煞费苦心，这时他有两大顾虑，一是外部，顾虑解放军攻进城来，所以他把武器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都派到外围去防守；二是内部，顾虑蒋介石会密令嫡系将领李文、石觉等人对他采取行动，甚至挟持他做不愿做的事。为防后患，他把自己的部队都安排在身边，而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派到城外。
第三件是修筑城防工事。北平城郊原来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除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傅作义任命富有经验的副总司令郭宗汾专门负责构筑城防工事。
第四件是在东单和天坛开辟临时飞机场，接受空投援助。自南苑机场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北平城内外隔绝，城内的200多万军民每天要吃要喝，给养供应成为最让傅作义头疼的问题。几十万军队日用浩繁而库存空虚，只好靠空运来解决。最初这两个临时机场还能勉强降落飞机，后来因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再也不敢降落了，只好用降落伞空投，结果有不少的空投物资都落到了北海里。
除给养供应问题让傅作义头疼外，军容风纪败坏也是让他感到棘手难办的一件事情。20多万人的军队龟缩在北平城内，军民杂处，不时发生问题。许多高级军官、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明知大势已去，成了瓮中之鳖，绝望之余，拼命地追求享乐。他们纷纷以聚赌、跳舞、吃喝玩乐来消磨其最后的时光。下级军官和士兵则以四处骚扰滋衅为能事，对城内的居民明抢暗夺，打人骂人的事，时有发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平城折腾得乌烟瘴气，使老百姓不得安生。
虽然傅作义虚张声势地采取了一系列固守北平的军事措施，但他心中十分明白：解放军兵临城下，自己完全处于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开导，傅作义经过反复思考，终于鼓起勇气，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号召，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
14、 傅作义的女儿是共产党
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其实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周围的人，做傅的工作。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同事相互谈心、谈形势的方式，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中共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合作，促使傅将军思想转化，为在解放全华北的决战中，以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到1948年秋，平津战役发起的前夕，北平地下党经过艰辛努力的工作，开辟了4条直通傅将军的渠道，一刻不停地做傅将军的思想工作，使傅将军每次制定重大军事决策之前，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以及他和他的嫡系部队。
在4条渠道中，有一条渠道最为特殊，那就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做工作。
傅冬菊，聪慧伶俐，又是傅将军第一个夫人张金强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傅作义很是疼爱。抗战初期，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中共党驻重庆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社来玩，周恩来经常与她促膝谈心，以她的思想再去影响她的父亲，所以她不仅思想进步，而且还参加了地下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组织“号角社”。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她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她现在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并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北系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南系学委书记王汉斌商定，将她和她的爱人周毅之（地下党员）调来北平做长驻北平的记者，以便留在她父亲身边，做说服和规劝她父亲的工作。此外，她还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这就可以了解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
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开始谈判后，傅冬菊每天都要到东黄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崔月犁（有时是佘涤清）见面，把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崔月犁（或佘涤清）。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转圈子（在室内长时间地踱步），嚼牙签，甚至想自杀。对傅作义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地下党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情况地下党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