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打宜川设想的提出
★作战时间 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
★作战地区 陕西省宜川城、瓦子街地区
★作战目的
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转至外线作战的指示，为南下陕中，威胁西安，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和调动其在潼关及其以东的部队回援，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中原地区作战，并打通陕甘宁与晋南解放军的联系，决心发起宜川战役，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求歼洛川东援之敌，而后攻歼宜川守军。
国民党军 胡宗南部奉命从陕北、晋南抽调所部兵力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在陕北采取机动防御部署，企图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点，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
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主要地已不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一战略性转折，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从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综合战绩来看，1947年7月至12月的半年内，平均每月歼敌9个旅（1946年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声浪中，在人民革命进入高潮的形势下，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从各方面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需要解决的军事、土改、整党、经济、统战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1948年1月，彭德怀在杨家沟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在报告中回顾了从延安以南抗击战到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4点经验：“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这“是下决心的根据”；“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兵不要太大，只要齐心；要练得好，用得法”。
会上，彭德怀强调要执行好党的城市政策，指出：我们城市政策执行的好坏，将影响西北大中城市工商业家的向背。在农村“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动中农”。要求各纵、旅党委一定要注意纪律教育。
前委扩大会议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一是建立根据地。会议从方针政策上为在西北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做了具体规定和必要准备。
几天后，彭德怀召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具体研究下一步作战方向问题。
彭德怀首先发言。他说：“经过9个月作战，西北野战军已歼灭蒋介石正规军6.1万人，非正规军1万余人，迫使胡宗南部困守一些点线，采取”机动防御“部署，陷入被动地位。野战军现在增加到7.5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变为5：1。虽然敌大我小的形势仍然存在，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举行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了。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出陕中3个方向可供选择。下面请大家谈谈，向哪个方向出击更为有利？”
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
彭德怀在听完讨论后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路上缺乏粮食；同“二马”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得打消耗战。
说着，他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图上画了一圈，接着说：“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现在敌人占据黄河渡口，如我们利用得好，就会出其不意来一支奇兵（指当时在山西的王震第2纵队）。”
他最后画龙点睛地说：我们要打宜川、调洛川（敌人）；歼灭刘戡，收复延安。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确是把握全局，高瞻远瞩的一着好棋。
打宜川的设想就这样初步诞生了。
2、 彭德怀仔细分析敌情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
1947年10月21日，西北野战军第2、第4纵队解放宜川，23日又主动放弃宜川。胡宗南重占宜川后，即以整编第76师第24旅2个团守备，兵力较弱，且地处黄龙山脉之中，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
1948年1月29日，彭德怀在米脂县吕家沟召开野战军旅长以上干部会，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第一步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攻宜川。
彭德怀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指挥员们一致赞同，说：这一招把刘戡的坟墓都准备好了。
会议确定进行宜川战役，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援敌，然后再夺城。彭德怀明确提出，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彭德怀把这个“围城打援”的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得到批准。
彭德怀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时，即着手进行打援的准备。他依据侦察的材料，分析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线：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敌人究竟会走哪条路呢？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全神贯注地估量着，像是问自己，又像问其他同志：“来不来呢？可能从哪条路来呢？”
一科副科长接着他的话茬说：“敌人胆小，我估计不敢走小路。”
彭德怀说：你这个估计基本正确。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而刘戡上次增援清涧时来得慢，受了处分。这一次他一定要走得快，要走公路。
彭德怀进一步分析，一方面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且好走，可以迅速达到解围；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道路驰援。因而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
另一方面，我军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决心下定，彭德怀风趣地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两种可能。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为此，西北野战军决定集中第1、第2、第3、第4、第6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首先以一部兵力攻打宜川，吸引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取道瓦子街的增援之敌。并要求各纵队在2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
3、 王震冒险过黄河
西北野战军下达给第2纵队的任务是西渡黄河入陕，消灭韩城守敌，策应野战军主力作战。
早在2月9日20时，王震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提出：“野集主力围宜打援，我由禹门口师家滩西渡。日期及任务，请即示知。贺（贺龙）已到隰县，须待彭（德怀）确定我纵行动日期，以便决定与贺会面，请示西渡时间、地点。”
2月15日，第2纵队司令员王震在晋南新绛接到了彭德怀命令第2纵队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16日，他主持召开了纵队党委会，17日，在新绛举行了为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全纵队誓师动员大会。
贺龙特地赶来检阅了部队并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现在的战争，主要的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你们要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立大功！今天，我是来欢送你们的，欢送你们打到蒋管区去，解放大西北。”
王震也情绪激动地说：“10个月前胡宗南气势汹汹地进攻延安，想一举消灭我们。我们就是那么好消灭的吗？没想到他们天天被我们消灭，几十万军队让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他七万。他们的人越打越少，我们的人越打越多。就以我们2纵来说，原来只有9000多人，今天却有2万多人。昨天他进攻我们，今天我们去进攻他们。这可是真正的进攻，叫他们来不及还手就把他们消灭。今天贺老总讲了，我们从现在起转入外线作战。我们纵队党委提出了1948年的八项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争取在今年内消灭敌人三万人。贺老总说，要我们在这历史的转折立功。我现在代表纵队党委号召大家：要争取1948年第一功！”（《王震传》）
王震接到彭德怀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后，就在考虑究竟从哪里过黄河有利？绕到远一点的地方渡河，平稳安全，却要多费时间，部队多走路也要增加疲劳。如果就近突然从禹门口强渡过去，会使敌人大吃一惊，又能赢得可贵的时间。只是禹门口河水湍急，地势险峻，敌人戒备特严，风险太大。因此，他整整考虑了一夜。
天一亮，王震又召来第2纵队的几位领导商讨。当大家听说要从禹门口渡河时，都很担心，讲了许多不利的条件。王震默默地听着，然后说：“因为险，才有意义。我知道那里地势险要，敌人防守严密，胡宗南也会判定我们不能过去。如果我们这两万人突然过去了，这对敌人会有多大的震动？所以，越是险处越安全，越是险处越有价值。”
最后，大家同意了王震的意见，决定部队从禹门口渡黄河。但这一决定上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也感到这个险冒得太大了，要王震重新考虑。由于王震决心已下，彭德怀把王震的渡河方案转报中央军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毛泽东看来，“王震这个人呐，他说能过得去，就一定能够过得去的”，（《王震传》）从而决定了王震率第2纵队从禹门口西渡黄河。
禹门口又称龙门渡，相传古代大禹治水到了这里，率众凿开龙门山，黄河之水冲出山峡，浩浩荡荡，奔泻千里。黄河古道两岸刀削般的悬崖绝壁，就像两扇石门，大禹取名“龙门”。后世人们不忘大禹凿龙门的功绩，便把它称作“禹门”。
禹门口地在汾河汇入黄河处，隔河距离韩城60里，渡口对岸和韩城有敌人的两个团防守。
2月23日，王震率领第2纵队的千军万马涌到了黄河东岸的沙滩上。只见右侧是高耸入云的龙门山，眼前就是禹门口的滔滔急流。王震和第359旅旅长徐国贤等人一起来到了首先强渡的第717团。团长杨一青把第4连选作突击连，亲自挑选了13名勇士，组成了强渡突击小组，由4连副指导员徐邦全任组长。
当天黄昏，在强烈炮火掩护下，13名勇士乘第一船登上对岸。
经激战，占领了四处滩头阵地，打垮了敌人反击，掩护主力陆续登岸投入战斗。当晚10时，第717团全部西渡过了黄河，禹门口完全为我军控制，韩城守敌闻讯弃城南逃。接着，王震率部渡过了黄河。
多年后，王震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走禹门口过河？是出乎敌人意外的。毛主席后来问过我，我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主席说：啊！你还懂得辩证法呀！”（《王震传》）
4、 两个纵队合围宜川
2月12日，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纵队，分别由保安（今志丹）、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开进，16日，进至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
2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和西北野战军第2副司令员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以第3、第6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第1、第2、第4纵队和第3、第6纵队主力合力打援。
2月22日，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和第6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率部向宜川攻击前进。于23日肃清了宜川城外围的敌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色秘密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24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将宜川城包围，揭开了西北野战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的序幕。
这时，准备打援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第1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4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的率领下，于2月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集结，待机打援，准备歼灭向宜川增援的敌人。
2月24日，第3、第6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至27日将守敌压缩于城内。彭德怀电告许光达和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围城是手段，打援才是目的。打援要战无不胜，这是此次战役的原则。”（《张宗逊回忆录》）此时，第1、第4纵队已进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待机；第2纵队向宜川西南南圪台街地区开进。
许光达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说：“为什么围起来了，不马上打呢？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同志们，你们看，刘勘的两个整编师4个旅，摆在洛川、黄陵一线，如果我们把它引出来，一锤子敲掉，你们想想看，西北战场上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野司把主力摆在瓦子街地区，叫我们3纵和6纵攻城，这里面的道理，我想同志们也会明白的！”
说到这里，他又对第2旅旅长张开基说：“你们2旅配合6纵一部攻城，要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还不能让宜川的敌人跑掉一个。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迫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
接着，许光达风趣地说：“你们听说过活捉老狼的办法吗？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给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王震传》）
5、 胡军活路不走走死路
宜川被西北野战军主力围攻后，守城指挥官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得很，连电向胡宗南和刘戡呼救。这时的胡宗南已从延安溜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