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军人，憎恨战争，同时我也承认程序正义和理性决策并不是万能的，出于功利主义想法而追求实体正义的战争，我也不那么反对，比如伊拉克战争。这种不反对的态度，是非常痛苦的，并不值得高兴，或者作为立场鲜明的标志而沾沾自喜。军人的存在以及战争的发生，哪怕最后导致了一个良好的结果，都不是一件让人欢庆的事情。当然，军人也是个体，挖掘个体身上的光辉，不管这种个体是汉奸还是禽兽，在任何时候任何文艺作品里都没有错。而如果有人却要以军旅题材的名义宣扬附加在军人这种职业上面的美，鼓吹一种并非独立的理想信念，或在战争里歌颂杀人犯的友谊，赞美刽子手的坚强，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无耻。就如同为了战争需要，“绝对服从”在军队里被作为一种必需的畸形手段，但是如果要从这种服从里挖掘什么积极的意义，就像在《士兵突击》里，服从命令被一群有人格魅力的军官使用出来而产生一种正面的效果，那我除了破口大骂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我想说说我当年军训的时候，北航是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军训非常正规和严格。训练的地方在大兴，刚开始多数人都适应不了这种毫无人性化的训练，但是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宛如脱胎换骨般，感觉自己在里面学到了啥东西，对军营恋恋不舍起来，有些女同学甚至对班长产生了感情。最后正式演练的时候，由于有军队领导来视察，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集体的兴奋之中，都要抢夺胜利的红旗，然后他们戴着白手套一本正经地踢着正步经过主席台，领导们则点头嘉许。而我当时哮喘病犯了，待在宿舍，所以没能参与这样神圣的仪式，当时居然还十分地后悔。离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当然我没有。
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这段回忆的结尾：在上车之前痛苦流涕的同学们，上了车之后冲教官拼命挥手，满脸悲伤的表情，然而车子在驶出了训练场之后，当大兴在身后渐渐远去，眼前出现了宽阔的高速公路，车厢里却发出了沸腾的欢呼。到了学校下车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这给我带来的启示就是，人们可能在军队里获得某种使命感和认同感，以及服从时带来的信任或者训练中自我的升华，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感谢这段被命令被安排没有自我的生活，就像有些人会感谢“文革”，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没有多少人会真的热爱这种生活，他们最热爱的，还是自由。当然也有很多人还想回到这样的生活中去，这些人里面有些只是为了缅怀重温，跟自己消逝的青春再打个招呼，而有些人是真的想回去。对于后面这种人，我恶毒地希望他们统统死掉。
你的人性哪去了
古老相传，在人类这个群体里，有那么一类高贵的人，他们心怀天下，放眼未来，对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报以深刻的悲悯和高尚的同情。就像那位伟大的智者罗素，他这样饱含深情地说道：支撑我生命的是如下的三种激情，对知识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深深的同情。这是多么诚挚的令人感动的话语，会让多少人甩着鼻涕泡激动不已啊。
不过可惜的是，在我打算进一步屈服于罗素人格魅力的时候，我不慎看了一本歹毒的小书——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罗素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冷酷，自私，贪财如命，高高在上，在蔑视民众智商的同时又对他们报以“深深的同情”。
看完这本书，我开始相信一种观点，那就是人性高于一切美德和情感。在我表示对枪击案中去世的33个人没什么特殊情怀的时候，有人不出意外地提出了这样的控诉：你的人性哪去了？哥们儿，我的人性没有哪去了，它就在这里，它的全部含义就是：我根本不关心美国一个不知名学校的枪杀事件，不管死了多少人——这就是我人性的一部分。当然我可以和所有善良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一样，跳出来谴责暴行，为死者烧香点蜡。但是我清楚地知道，第二天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同情的残渣都不剩。我依然为生活而烦恼，为前途而忧虑，至于那死去的33个美国人，嗨，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说我冷血无情，说我狭隘，但是在人性面前，这些都是空话。Oasis主唱Noel?Gallagher在戴安娜去世之后这样说道：“很多人从来不去上自个老妈的坟，却跟在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棺材后面哭哭啼啼，这真恶心。”冲着戴安娜哭泣的人，用泪水洗涤着作为人的那些可怜的情感，而愤青Noel，却是在用粗话拷打基本的人性。在我看来，起码后者更真实一点。
从人文主义或者思想品德教育的立场上，我应该为33个我所不认识的人默哀痛苦。可是我的人性阻止我这么做，人性没有好坏之分，人性只有真实和不真实之分。而我真实的人性就是，我不关心。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就比不上那些如丧考妣的情操，而应该被接受批判和责骂。因为我发自肺腑地关心同样的33条生命。我曾经有机会接触很多矿工，还到过地底深处的矿井。当我站在那黑漆漆的坑里，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当一个人被困在这里时，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绝望和恐惧。相比较大洋彼岸的33个美国人，这些矿工的命运更让我感到难过，而并没有同样多的人来关注他们的生命。
有人说，生命是不能比较的，生命应该得到我们平等的尊重。可是这些高贵的字眼可曾被你们、他们或者我们所真正地践行过？你们尊重那个韩国杀手吗？他们体谅过一个23岁的年轻人孤苦寂寞的内心吗？而我们能够真的理解他开枪射击时所展现出来的，最真实的最痛苦的人性吗？在电影《刺杀肯尼迪》里，加里森检察官这样质问台下的群众：有谁会为埋在廉价墓地里的奥斯瓦多感到伤心呢？观众席上一阵沉默：一个也没有。
那么就别在这里虚情假意地扯什么平等扯什么尊重，在人性面前，这些概念只是在某些场合被用来修饰和掩盖——修饰你们不敢正视的，掩盖你们早已丢弃的。
无 题
当满怀着理想和憧憬的青年，豪情万丈地从大学冲向社会，试图去改变什么或者去创造什么的时候，森严而冷酷的现实窘境开始恶狠狠地闯入他们的视线。接着，理想被政治无情地剥夺，憧憬则跌跌撞撞地掉进了就业率的黑洞。
他们曾经为失学儿童破烂的衣衫而泪流满面，他们也曾像困兽一样痛骂这个无耻的社会，但是有一天一个学者模样的人跳出来指责他们是个愤青，并露出不齿的冷笑。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丢掉了曾经坚持的东西，拥抱了一种世俗但得意的生活，麻木不仁地被体制诏安，或者以犬儒的姿态游走于道德和金钱之间。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如今我走过街头，面对乞丐伸来的脏手，我像雕塑一样面无表情，节节高升的矿难数字已经不再让我难过，我不再去控诉什么社会，因为我知道那毫无用处，而且我也不想被人戳着鼻尖说我是愤青。我的愤怒气若游丝，盘旋在这个被重度污染的城市上空，我一度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直到今天我看了一则新闻：《青年女子脱衣讨薪，站在门口三小时仍未如愿》。这是一则很普通的社会新闻，在报纸上，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上百条这样的新闻。但不知为什么，我看这则新闻却感到无比的愤怒。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看古龙的《蝙蝠传奇》，看到那个妓女苦苦哀求一个嫖客把那个象征着故乡的鼻烟壶送给她，却遭了一记狠狠的耳光的一幕。那一记耳光让古龙也愤怒了，他借楚留香的手教训了那个嫖客，然后写道：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甚至要他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而就在昨天，一个柔弱的女人却放弃了自己尊严，试图去换取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8000块工资。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这个社会如此的失望。在最开始的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走上前去，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这个无助的女人穿上。
让我们并肩战斗
以前写点东西的时候，读者们对我写的东西有意见，表达的方式基本上都很直白，虽然这些方式都有些老土，了无新意，但是起码都比较干脆，带有网络原住民那股生猛操蛋的劲头。然而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转而用这样的语气跟我对话了，“王老板，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对的”，接下来他们掰着手指喋喋不休，“第一、第二、第三……”，或者干脆就指着我的鼻子哈哈大笑，“王老板，你的逻辑也不过如此啊！”
每当此时，我就分外怀念那些满眼血丝，攥着键盘，手指如飞，恶狠狠地把S、B、C、A、O等字母翻来覆去一阵猛敲的伙计了。无论如何，他们是带着感情来看我文章的，而不是逻辑。我怀念他们，就像我怀念古惑仔一样。但如今，当初的泼皮混混都变成了斯文的学者——这是多么让人气馁和吐血的事情。
在理性主义回溯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躺在逻辑的温床上高枕无忧。在措辞上反复修改，在话语间不断推敲，本能的情感取向早已成为过去。“B哥，我跟你”，这样的告白理所当然地被笔挺的知识分子所唾弃，现在流行的腔调是“B哥，给我一个跟你的理由”。
有太多人表达的时候不再是出于情感，而是希望站在全世界的屋顶上发出嘹亮的呐喊：我高！我高！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只要有足够的口水，他们能在谈笑间勾勒起现代社会的全貌，他们能比任何人都高瞻远瞩，更头头是道。在逻辑上，他们能跟随便什么人PK到永远。在道理上，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可我为什么感到如此厌倦呢？
对于最近的那个话题，我实在没什么兴致。海外华人都哭了，国内同胞都high了。有的继续跟上头死磕，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论如何，这样最正确；有的急忙为爱国青年辩护，在自由主义的口诛笔伐下谋求尊严——不管怎样，这样最安全；还有的夹着一本政治学百科词典呼啸而来，话题拓展到了更加汪洋的范畴中去。只是我，一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站在这个热闹的三岔路口，被彻底晃晕了脑袋。
没多少人愿意在真相上原地踏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解决方案。对于我们的民族问题，知识分子早已了然于胸——是时候白鹤亮翅了。左愤们（愤青分为左愤和右愤），准备接招吧！而我所能记住的只是舌头乐队的歌词。
可以预见的是，在那根神圣的火炬驾着祥云继续周游列国的日子里，人们还会争执不休。一切正如皇后乐队唱的那样：在黑暗中我将获得自由，而演出必须继续。愤青们在行动上遥遥领先，而知识分子们则在思想上紧随其后。双方你来我往，不遑多让。历史就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就像一台老掉牙的唱机。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国际歌》。
你最喜欢的诗？
——是我从厦门南普陀寺看到的两句：“心生大欢喜，佛放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