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觉得无聊了。有时我想和勇勇堂哥玩，可他在上学，白天在学校里，晚上回来就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写作业。有时我悄悄进屋去，他一看见我，就会不耐烦地冲我说：“你烦不烦？一边去！”把我赶出来了。牛栏土墙的屋角上有一个蜘蛛网，一个拖着大肚子的灰蜘蛛静静地吊在网中央，我有时就和它说话。我说：“蜘蛛蜘蛛你好，你想妈妈吗？”可蜘蛛听不懂我的话，只用纯洁的黑眼睛看着我。我又去沙坑里掏“地拱牛”，掏出来后，我也不抓它们，赶着它们在沙土上爬，然后说：“‘地拱牛’，找妈妈去吧！”看着它们用头拱开沙粒，重新钻回土里面。我想，它们可能找到妈妈了。这时，我就又开始想爸爸妈妈了。自从爸爸妈妈一走，不管爷爷奶奶对我有多么好，我都始终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孤寂的路上，没有爸爸妈妈在家时那么快乐。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帮我解脱孤独和空虚。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那时在北京的日子非常艰难。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他们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和家里保持联系。爷爷把所有的信都装在他一只极为珍贵的木匣子里。木匣子箱盖的背面，爷爷用他只有初小文化的水平，歪歪斜斜地写着全家人的生辰时刻，从大爸一直到最小的堂妹。大爸他们名字的墨迹都有些看不清楚了，而堂妹刘芳的名字，却像是昨天才写上的一样。爷爷把大爸、二爸二妈、爸爸妈妈的信放在匣子里，在爷爷心里，这些信无疑也是他的珍宝。
爷爷怕我们去翻他的匣子，就把匣子放在大立柜的顶上，让我们搭上凳子也够不着。奶奶死时，爷爷让我爬上梯子，到柜顶上取东西，我顺便就把匣子里的信翻了出来。
爷爷把大爸、二爸二妈、爸爸妈妈写给他的信，分别收藏保管，每沓都用橡皮筋扎着。爸爸妈妈写的信最多，有二十多封，最少是大爸，只有四封。我想，大概是因为有大妈在家里，大爸把信都写给大妈了。我自然是先读爸爸妈妈的信。
妈妈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们住的地方叫六里桥，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远。我早上三点钟就要出门，骑一小时自行车赶到队里报到。然后有点什么杂事比如班长队长讲讲话，再坐上队里的三轮车到工地那儿。大概四点多钟，就开始扫马路、装垃圾，不停地干到早上八点才下班。我们班一共有五个人，我一个人要扫两里多路面。工具都放在那里环卫处的一间小屋子里，去了就拿东西干活。一般先扫一遍，然后就是拿着垃圾箱和扫把，看到什么脏的东西就捡起来，保持路面的清洁卫生。像我们这样的打工仔都得仔细干，从不敢偷空站下来歇歇，因为有班长在一旁监督着，班长是正式工。班长要是发现谁偷懒不认真干活，那就惨了，有被辞退的危险。八点以后到下午四点，是正式工来接替我们。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元，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五百多元，而且工作时间还那么好。不过有什么法呢？谁叫人家是北京人，我们是外来人呢？就是这八百元钱，也比在家里种地强好多倍了……
我那时上小学三年级，读信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了妈妈扫路的一幅活动的画面来。妈妈戴着大口罩，北京初夏清晨的空气虽然十分清新，但妈妈无法顺利地呼吸到。路灯把妈妈的影子投到路面上，妈妈的影子会比实际身子长得多。亮着明亮车灯的大小汽车从妈妈身边飞驰而过以后，四周寂静下来，只有妈妈扫帚擦在路面上的“沙沙”声。妈妈会偶尔停下来，捶一捶累酸了的腰。在捶腰的同时，她的眼睛要警惕地、不停地四面逡巡，像胆怯的小兔子一般，因为她怕监督她们的班长发现。天慢慢亮起来，妈妈的头发被北方的露水濡湿了，上面沾了一些被扫帚扬起的浮尘。面对冉冉升起的太阳，妈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不知是驱赶疲劳和睡意的侵袭，还是庆幸终于迎来了早晨。
妈妈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的房东是个哑巴，一辈子也没结过婚，今年都五十多岁了。我们挺同情他的，尽量照顾他，洗衣服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衣服收起一起洗。他对我们也很好，尽管他说不出话，我们却看得出来。他住在底楼，屋子很潮湿,前几天，我们屋子的墙壁上，突然爬了一只蜈蚣虫，我就对他说：‘大哥，我们屋子里连蜈蚣都爬进来了！’第二天，他就叫人来把墙壁重新刷了一遍。在屋子的角角落落，还喷了一遍药，就再也没见到蜈蚣了。我们算是遇到好人了……
可是，这个“好人”不久却露出了自己的不良用心。他开始用那种火辣辣的、不怀好意的目光看妈妈了。妈妈早上下班回来，困乏极了，好想上床睡一觉。可这个老光棍却会找各种机会，过来骚扰妈妈。他一边用那种下流的目光看着妈妈，一边打着手语，“叽叽哇哇”和妈妈说着什么。妈妈听不懂他的话，却能看懂他目光里的意思。妈妈就尽量防着他。可是有一天，老光棍还是把妈妈抱住了，他一边打着手语，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两百元钱，往妈妈手里塞。妈妈还读懂了他的手语：他告诉妈妈，只要妈妈答应了，他可以免除他们的房租，还替他们交水电费。妈妈用力挣脱了哑巴的手，对哑巴说感谢你的好意，可你别把我们外来人想得那么贱！说着把两百元钱甩给了哑巴，跑了出去。
没隔几天，爸爸妈妈就搬家了。
在每封信里，妈妈都要问一问家里的情况，问一问我和妹妹的情况。有一封信里，妈妈跟爷爷这样说道：
中央现在说要减轻农民负担，村里减轻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年纪大了，一定要看开点，穷就穷过，富就富过。庄稼能种多少就种多少，一定要把扬扬他们带好，等我们挣到了钱，我们就也在北京买套房子，把你们和扬扬、玲玲都接到北京来，让我们也做北京人！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笑话我是蚊子打哈欠——口气大，那天我们单位来了几个当官的，说是来视察的，其中一个当官的表扬了我们几个扫地的农民工，他鼓励我们好好干，以后就留在北京城。他还说，中国现在有八亿多农民，只需要三亿左右的人种庄稼就够了，以后有差不多五到六亿的农民要成为城里人，因为中国要城市化。我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我们身边确实有许多打工仔在北京买了房子，做起了城里人。到了那一天，我想就好了！
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一下高兴起来。我想，如果我们都去了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去看天安门吗？一想到天安门，我马上又想起了爸爸妈妈临走时说过的话，于是就在信里去搜寻爸爸妈妈是不是去看过天安门了，可看遍了他们所有的信，都没有找出这样的话。
“扬扬，你在哪里？快回来！”奶奶的声音在院子的上空飘扬，透着她的着急和恼怒。
我就藏在屋后一堆柴火里。晌午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叫罗爷爷的老剃头佬来到了我们院子里，就悄悄躲了起来。过去都是这样，只要罗爷爷一来，妈妈就会把我拉到他面前，像牛不喝水硬要把它的头按到河里一样把我的头摁进水盆里，指甲重重地在我头皮上抓着。我会很不舒服又很不老实地扭着身子，妈妈就会用她湿漉漉的手在我的屁股上打上一气，说：“老实点，看你的头发都能脏一河水了，不洗干净今后哪个女人会嫁给你？”我最怕肥皂水流到眼睛里辣得我“哇哇”叫唤，还怕水呛进我的鼻孔里，那滋味也很不好受。情愿没有女孩子嫁给我，我也不愿理发。所以，每次看见罗爷爷来，我就要躲得远远的。
可是，每次我都会被爸爸妈妈捉回来，推到罗爷爷的“行刑台”上。说也奇怪，每次到了罗爷爷这个老剃头佬这里，他总能让我安静下来，使我乖乖就范。
我怕罗爷爷，可我又很喜欢他，要是他超过时间不来，我还会在心里想念他。这不但是因为他有一肚子故事，还因为他的小把戏让我着迷。他只比爷爷小几岁。“罗爷爷不但给你剃过胎头，还给你大爸、二爸、你爸爸他们几弟兄剃过胎头！”爷爷有一次对我说。我知道他是爷爷的好朋友，每次来村里剃头，都在我们家里吃饭，天晚了还住在我们家里。他总爱摸我的脸蛋，摸着摸着，就在我的腮帮子上轻轻拧一下，一边拧还一边说：“狗日的，硬是像你爹脱的壳，一点也不走样！”这让我很不舒服。可他的耳朵能动，鼻子也能歪到一边去。还有最绝的，他的身子不动，头也不动，脖子却能来回运动。每次移动脖子，妹妹就欢喜得哈哈大笑，还往他身上爬。我努力去学，可怎么也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剃头佬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能学会吗？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这是新疆舞里的动作！新疆舞知道吗？”说着，他的眼睛看着我，双手抬起来，一只手向前，一只手在后，手指弯曲，右腿稍稍抬起，然后左脚蹭地，疾步向前，嘴里发出“嘚嘚”的响声，最后右手在头顶旋出一个漂亮的弧形，喊出一声“嘚儿——驾”，停了下来。
“这叫骑马，知道吗，小崽儿？”他看着我，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表情。
我看得入迷，后来他这个骑马的动作终于被我学会了。那一段时间，村子里只要有我的身影，就一定会有我“嘚儿——驾”的声音和半像不像、如青蛙单腿跳跃前行的怪动作。
后来我才知道，老剃头佬在部队当过兵，他理发的手艺就是在部队学的。后来因为嗓子好，又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所以，他能跳新疆舞。
“扬扬，出来呀，你个小祖宗怎么这样不听话呀！”奶奶叫着走过了我藏身的柴火堆。从柴火堆的缝隙里，我看见了奶奶被汗水打湿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了背上，她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小祖宗，真是怄死人了！理了发好上学发蒙读书呢，你躲什么！”
我才不管读不读书，反正我不想理发。见奶奶走出有两丈多远后，我从柴火堆里爬了出来，正想走，奶奶忽然转过身，看见了我，急忙叫了起来：“小祖宗，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说着就朝我追了过来。
我终于被奶奶抓住了。我知道，只要被奶奶捉住，就逃不过被她按在水里的“厄运”，罗爷爷自然会有办法让我像小绵羊一样听话的。
果然，罗爷爷一看见我，就向我伸出一只手掌，手掌上摊着一枚亮晶晶的一角钱的硬币，对我说：“你从我手里把这枚硬币拿到了，它就归你，怎么样？”
我看着他那宽大的手掌和粗硬的指节，有些犹豫，但又禁不住那枚闪闪发光的硬币的诱惑。犹豫了一阵，终于下定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猛地向他手掌扑了过去。可还没等我靠近他，他以更快的速度，五根看似粗硬的指头往掌心一攥，就把硬币握住了。看见我泄气的样子，他又把拳头伸向我：“你把我手指掰开了，它就归你！”
我迟疑着不肯上前。他又突然伸开手指，把那枚硬币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待我正准备去抢时，他又把手指并拢了。我于是就去掰他的手指，一只手不行，就用两只手。我的脸憋成了一只红苹果。可不管我怎么用力，那手指像是互相焊住了一般，怎么也不动。我失望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时，他的手指忽然张开了，把那枚硬币递到我面前，另一只手摸着我头说：“小崽儿，你还早，还要吃几年糙米干饭呢！来来来，你把发理了，我就把这钱给你！你马上就要上学了，把发理了才像洋学生嘛！”
为了得到那枚一毛钱的硬币，那天中午，我又一次做了老剃头佬的俘虏，乖乖地坐在了那条他剃头的凳子上。他给我理了一个平头，理完后，罗爷爷又左右端详了一遍他的作品，然后自豪地说：“看看，扬扬现在多精神，这才像进学堂的样子嘛！”说完后，果真掏出了那枚硬币，交给了我。我高兴极了，接过那枚硬币，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爷爷就把一只书包挂在我肩头，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正式读书了，在学校里可要听小梅姐的话！”
小梅姐高中毕业了，差五分考上大学。小梅姐坚持要复习一年，说再复读一年一定能考上。可大妈坚决不干，说：“已经供你读十多年书了，也差不多了！是你自己不争气，怪得我们吗？”小梅姐又给大爸写信，大爸在信里和大妈观点一致，还说：“年纪这么大了，还读什么书？要是换了别人家，早就让你出来打工挣钱了！”小梅姐流着眼泪来找爷爷，爷爷说：“孙女，你父母都不让你读书，找爷爷又有什么办法？爷爷要是有能力变出钱来，就让你去读了！”说完，停了一会，爷爷又说：“也不要怪你爹妈心狠，你家修房子的老账还没还清，你爹又是满五十的人了，还在外面下得到多少年苦力？就是复读把你供起了，你读大学又哪来的钱？人争命不争，梅梅，听爷爷的话，认命吧！”小梅姐回去痛哭了两个晚上，就认命了。正好村小学一个女老师要生小孩，学校领导就让小梅姐去代一个学期的课，就教我们。有小梅姐做我的老师，我当然高兴了。
爷爷对我叮嘱完后，又对堂哥说：“勇勇你是哥哥，都读三年级了，你可要照顾好弟弟，听见没有？”
堂哥看了我一眼，没吭声，挎起书包一个人就走了。爷爷在后面说：“看看，叫你照顾弟弟，你就一个人走了，回来！”
可堂哥没有回来。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堂哥年龄越大，性格越怪。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也不爱和大伙儿一块玩，有时还爱一个人在一旁发呆，像装着什么心事。爷爷问他想什么，他也不答，问急了，就一个人跑到自己那间小屋里，关上门，连堂妹喊他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