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而且我们已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研究鲁迅的文化思想观念，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我们研究这个课题，不仅是从现实的利益出发，而且是科学地研究鲁迅所必需的。鲁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与鲁迅同样辉煌的作家是不少的。
但是，却很少有像鲁迅这样，能以自己伟大的思想与一个民族的社会改革过程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如此深远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以至成为民族的杰出代表和赢得“民族魂”的崇高的荣誉。因此，鲁迅不是普通的文学家，而是以文化巨人和思想家的光辉理性参与历史的非凡文学家。他既是我国旧文化的伟大批判者和改造者，又是我国新文化伟大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中和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战斗中，在新旧文化的大交替时代中，他都是最杰出的主将和旗手，他的全部思想成果，成为这种社会改革的一种杠杆和历史前进的文化动力，从而为中国人民立下不朽的功勋。鲁迅所开辟的文化方向已成为中华民族无可争议的方向。昨天是我们的方向，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方向。
（一）对传统文化的逆向思维
鲁迅确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但是，鲁迅与其他的民族英雄又有很不同的特点，他的英雄性集中地表现在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他是建设中华民族的国魂和民魂的英雄。鲁迅的一生，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作了最英勇的斗争，他的革命性和在革命中的不妥协性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杰出的。但他的斗争特点，是通过文学这一特殊的形式，为争取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也从自己在宗法制社会中养成的愚昧、麻木、守旧、封闭等凝固化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他把注意点放在对束缚中国人民精神解放的文化的批判上，特别是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的批判上。
近现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传统政治结构的反省和批判；二是对传统文化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的批判；三是对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积淀和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即民族性弱点的反省和批判。鲁迅在这三个层面上都作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第三个层面，他的贡献更是前无古人的。
鲁迅对传统文化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作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未曾有过的全面反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反省精神和批判勇气的，但他们倾向于以“理”与“势”相分离的观点去看待传统和现实。“势”是指政治上的具体制度、人事关系与政治态势等，“理”则是指存在于“势”背后支撑并制约着“势”的那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在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理”高于“势”，但又需要通过一定的“势”表现出来。“理”是文、武、周公、孔、孟等圣人制定的万古不易的真理，因此绝不可能发生错误，但“势”是属于具体实践的问题，因此有可能吻合于“理”，但也有可能发生偏差。知识者即所谓“士”的阶层的全部使命就是防止“势”对“理”的偏离，并且在偏离发生的时候挺身出来纠正它。持着这种“理”与“势”相分离的观点，中国古代读书人几乎没有对自己认同的文化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理论模式进行反省的习惯与能力。圣人说过的话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是错的。他们总是跪在“理”的面前，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理”的奴隶。
他们的批判勇气总是在肯定“理”的前提下，展开对“势”的批判，从东汉的太学生运动到晚明东林党人的反抗，都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不惜抛头洒血地为让偏离了的“势”再次回到“理”的轨道而奋斗。但是，他们对“理”的近乎盲从的相信和不加反省的认同，使历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只能被限制在维护传统秩序的“纲纪世界”的范围内。从思想和学术多元化发展的意义上说，古代知识分子对“势”的反省和批判，只是形成古代社会“天地君师亲”中，“君”和“师”两种势力的相互制约和协调的作用，并没有带给我们民族以真正的进步。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戴震等思想家，对理学表示很大的怀疑并展开批判，戴震甚至极为尖锐地指出理学“杀人”，但他们也只是针对“宋儒”的程朱理学而发的。这种对封建文化的某个局部的突破是很宝贵的，但它并不是对传统的整个“理”的文化体系进行怀疑。而鲁迅与这些古代知识分子不同，他是对我国封建性的“理”进行整体性的总反省，以至揭示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理”的体系的吃人本质，从而给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全面的总批判。
鲁迅的总反省，不仅区别于古代知识分子，而且也区别于近代我国知识分子。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战火打破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封闭性宗法制的和谐，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文化的参照系统，我们的民族才开始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的历史，也就是说，自我的批判理性系统才开始形成。在这之前，尽管早在17世纪的头一年（1601年）利玛窦就给万历皇帝献上五洲图，17～18世纪中西文化也有所交流，但总的说来，中国仍然极为封闭，没有任何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关起门来仍然可以自我赞叹，因此，也谈不上自我认识。直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才逼出我们民族的自我反省。这种自我反省开始是魏源以及洋务派的思想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认识到自己的枪支火炮不如西方，他们把失败归结为军事经济实力的落后，拒绝对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进行反省。甲午海战前后，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已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民族政治体制上的落后。
但康有为在政治体制上产生的批判理性，还是一种“托古改制”式的顺向思维，他们对于得以建筑封建专制政治结构的封建文化的批判是极不彻底的。戊戌维新后三年，梁启超发表了《新民说》，才标志着改良派在失败的教训面前进一步反省文化机制本身，才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并意识到，应当改造国民的性格，注意人的更新问题。可以说，梁启超已进入文化观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而鲁迅比梁启超深刻的地方，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鲁迅看到封建专制的政治结构与封建文化基础的一致性，从而对封建文化采取一种彻底批判的逆向思维，并把这种批判贯彻到底。鲁迅的反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对自己的父辈文化所作的第一次全面审判。二是鲁迅不仅展开文化观念的批判，而且找到批判的价值尺度，这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充分尊重。他发现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家却是一个充满着畸形的、不健康的道德的国家，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衡量道德行为的正确的、合理的价值尺度，即尊重人，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尺度。
因此，他一开始就把传统文化放到“吃人”的高度上进行批判。也正是在这点上，鲁迅找到了建设新文化的出发点。三是鲁迅已超越文化理论、文化观念的表层，而深入到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他发现封建之“理”即封建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形态束缚人们的头脑，而且已经积淀为民族的无意识并腐蚀着民族的灵魂和造成民族的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腐蚀几乎使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有阿Q和祥林嫂的影子，内心都有一种极为可怕的精神重担而不能自省和自拔，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几乎被窒息、被泯灭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民族灾难的历史命运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如果不从这里入手，我们的民族几乎无望。因此，社会改革与灵魂的救治是无法分开的，而且从某些意义上，灵魂的救治是比社会制度的改革更为艰难也更为深远的历史任务。不了解这一点，恐怕就不能说是真正了解中国。在历史上，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但社会改革的目标，却总是以循环的方式回复故道，这种历史悲剧是很值得深思的。
鲁迅从年轻时代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此，他早就站在很高的文化高度上寻求救国的良方，很早就认识到严重的问题在于改造民族的精神素质，振奋民族的精神。在他看来，精神素质的改造是民族改造的根本。因此，他在青年时代就发表了“首在立人”的重要意见。这个意见开始超越当时的某些思想家只注重社会结构的进化的局限，而充分地注意到人自身的进化，特别是人的精神素质、文化素质的进化。这种思想发展到了“五四”开始的时候，他就从人的角度对传统进行反思。而《狂人日记》，就是他和当时的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的判断。鲁迅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正是他从人的角度反思传统不断深化的反映。直到1930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还发表了《习惯与改革》，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他还痛切地感到，要改革，就必须努力疗治多数人的“精神硬化”病，要从灵魂中扫除改革的障碍。习惯的力量、多数的力量是可怕的，改革之难就在于克服长期形成并普遍存在的“精神硬化”病。鲁迅的一生，正视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弱点，并把疗治这种弱点，看做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端。
由于鲁迅着眼于民族灵魂的解剖与再造，因此，他的作品表现出两个很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