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的作品很少描写和揭露人对人的残酷压迫与残酷剥削的外部行为，很少展示这种行为的血淋淋的外观事实，而是全力地揭露在传统文化规范下人性的被异化、被扭曲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瓦解、崩溃，也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民灵魂中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奴役内伤。鲁迅与当时的进步作家，都看到社会的病苦，都努力揭露这种病苦以引起社会疗治的注意。但是，鲁迅超越当时一般作家之上的，则是他能自觉地选择了从人的灵魂如何变形、变态、变质这个特别深刻的角度来揭露社会的病苦，以控诉旧制度对人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鲁迅不是把重心放在揭露赵太爷、鲁四老爷对阿Q、祥林嫂的压迫行为和外部的凶相上，而是展示封建文化观念在阿Q、祥林嫂心灵中的投影，展示他们的人格病态、精神病态和心理病态，使人看到在封建文化氛围下中国人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几乎看不到任何血痕的“被食”——“食人”（无意识地参与吃人）——“自食”（抉心自食，自己吃自己）的最悲惨的命运，从而提供了改革社会必须改革国民灵魂的有力根据。
（2）由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深刻，因此，他能够透过表层文化现象的庄严，发现其在国民心理的沉积中所造成的荒诞性。鲁迅的小说、杂文充满着富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讽刺和幽默，这种讽刺和幽默，是剥开传统文化庄严、神圣的外表而看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荒谬性本质之后的痛苦的笑。鲁迅的幽默与当时产生的带有小趣味的幽默不同。这些趣味性的幽默，还停留在文化的表层上，它没有力量撕毁社会的丑恶和疗治精神的病症。而鲁迅的幽默则是一种深邃智慧的穿透镜，他透过表层的理性结构看到人性的非理性本质，看到在最庄严、最神圣的理性外观形式掩盖下的最荒谬的、与人的目的产生反向发展的非理性的精神病态特征。鲁迅所创造的这种幽默是东方式的讽刺与幽默，是他的忧患意识的艺术折射，是东方人特有的机智与深沉的性格的艺术表现。
鲁迅在揭露民族性弱点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没有对民族失去信心，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点，都是对我们的民族最深刻的爱。鲁迅曾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龙炳圻》，1936年3月4日。）他揭露这些弱点，只是为了引起疗治的注意，这种注意，一是整个社会的注意，一是每一个个体的注意。社会有责任，个人也有责任。“为主为奴，操之在我”，阿Q精神的悲剧，除了社会造成其不幸之外，还有他个人的“不争”。中国古代社会专制那么严酷，但总有许多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脊梁存在，因此，只要社会与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共同反省，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希望的。二是鲁迅自身参与反省，和民族共反思。他时时解剖自己，声明自己身上也背负着“古老的鬼魂”（《写在〈坟〉后面》），由于他严格地解剖自己，因此，他对传统文化的解剖显得更加真切，更加击中要害。
鲁迅对改造民族性格如此高度重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这就是，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应当重视人的现代化，应当重视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升华。一个民族，在它展开伟大的腾飞面前，自然应当作出充分的文化心理准备，这种准备，很重要的一点是敢于正视那些影响腾飞的民族性弱点，敢于进行理性的自我反省，在反省中清理民族文化心理中普遍积淀着的落后的东西，即那些阻碍腾飞的精神阻力。如果不敢自省，不敢反思，不敢对民族劫难进行忏悔，就不能抛开自己的精神重担，就不可能完成历史性的伟大飞跃。因此，一个对今天与明天都充满信心的民族，是不怕审视过去的脚印的；一个热爱这个民族的个人，是不怕与民族一起承担过去的痛苦和责任的。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在对过去的反思中，我们将会更切实地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工程，我们民族飞翔的翅膀将不再那么沉重。
（二）未完成的课题：寻找传统转化的机制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省、解剖和批判，只是找到一种新的价值尺度，找到新文化最基本的出发点，并不是完成了新文化的总体建设。在“五四”时期，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大工业生产体系还没有建立，整个社会还处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封建主义的传统还十分强大，社会还非常封闭，在这种土壤中，中国自身不可能自发地、独立地产生一种先进的文化理论体系和文化观念体系。也就是说，原来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还不足以产生一种适合于民族更新需要的全新的文化结构和全新的精神文明系统。因此，创造新的精神文明系统的工作就不能仅仅通过对旧文化的认识和批判，还必须借助外来文化的助力。正是这样，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不断地向国外寻找真理，想借他山之石，来建构我国的新的文化大厦。
鲁迅实际也承认当时的文化先驱者靠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产生民族复兴所急需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他对外国文化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他坚决主张“拿来主义”，反对“闭关主义”，主张对待外国文化应有一种雄大的“汉唐气魄”，有一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的气魄（《看镜有感》）。鲁迅采取这种态度，从近目的来说，是为了打破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结构；从远目的来说，是为了使我们的祖国逐步建立起全新的文化系统。鲁迅意识到，在一个封闭的未庄文化系统内，是不可能改造阿Q的，更不可能建设全新的未庄文化。只有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首先打破“未庄通例”，然后才能谈得上建设新文化。因此，鲁迅与那些一味歌吟中华民族的同化力的某些近代思想家不同，他将传统文化的同化力量称为“黑染缸”，因为同化力量总是把外来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解释得无不符合于“圣道”，从而使它们发生程度不等的变质。
这种同化力，反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封闭式的稳定结构。对于这种结构的改造，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域外文化力量的冲击，是很困难的。鲁迅充分地意识到这点，因此，他希望用异域文化来打破我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结构和稳定性结构，以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结构重组”。这种结构的重新组合，不是全盘抛弃传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以雄大的气魄去容纳中西文化的冲突，使我们传统中的各种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并在新的结构系统中获得新的位置，新的系统质。鲁迅当时对传统文化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带有极端性的策略。鲁迅采取这种策略是不得已的。因为他最了解中国国情，最了解传统的“根柢”是怎样的“坚固”，也了解中国只有宣布要拆毁屋顶才肯开窗的守旧心理与折中心理，这种对祖辈文化的真知和痛切之感使他的批判不得不采取片面化的“偏执”形式。如果不经过片面性的批判，就不可能克服传统的巨大惰性力而完成对传统的改革。
“五四”时期，鲁迅在极端化的形式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真正的反省和批判。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偏激”就没有昨天的重大突破，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从容不迫”。当人们诚惶诚恐地按照两千多年的思维模式，以孔夫子的所是为是，以孔子的所非为非，是无从谈论全面地、科学地评价儒家文化的。我们现在能对“五四”进行冷静的评价，正是“五四”运动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如果只认识到鲁迅的偏激而未能充分地理解这种偏激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正义性，就未能真正认识鲁迅文化批判的伟大意义。事实上，我们如果能像鲁迅那样深刻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弱点，那种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对封建文化展开批判，那样真诚地改造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的黑暗面与其他病症，那样清醒地主张“拿来主义”并身体力行，热情持久地介绍、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那么我们祖国还会比现在好得多。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应当感谢鲁迅先生与当时的另一些文化改革的先驱者的“偏激”。
在充分肯定鲁迅的历史功绩时，我们应当完成他未能完成的文化探索。这就是传统如何向现代化转化的问题。生活在我国具体社会情况下的思想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虽然可以彻底地反传统，但在实际行为中，他所从事的文化工作又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他们的历史命运注定必须从传统出发，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他们不可能跳到西方的文化基地上去建设民族的新文化，也不可能完全靠“移植”外国文化来代替自己的创造。这种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向的矛盾所构成的永恒性的困惑，规定了文化思想家们一生都处于上下求索的痛苦之中。
也促使他们觉悟到：仅仅停留于对传统文化弱点的认识和批判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必须找到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机制，这就是要在打破传统文化的系统结构之后，重新组建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点上的中西文化的互补结构。这种新文化既不是坚守传统文化，也不是照搬西方文化。它是在中国自己的本土上建设起来的一种适合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结构，即融合东西方优点的具有互补性质的新文化结构。这种结构承认原有文化基础的历史继承性，确认文化的进化是在现有文化基础上的进化，而且确认，只有把原有的大门打开，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进化和文化飞跃。如果把原有的文化放置在封闭性的圈子之内，文化就不能构成新的矛盾内容，也就失去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即失去文化的动态性。可以说，鲁迅一生探索的内容，包含着这种内容。在探索中，鲁迅无论是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待外国文化都充分地体现出民族主体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