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天朝的皇帝接受不了这种“不欺饰”。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8－779页）随之，道光发出了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9页）1841年2月9日，道光谕旨到达广东，虽然交吏部严加议处了，但还是令他戴罪立功，统辖广东官兵，准备决战。
琦善一看，更得与英夷和谈了，总得等大兵来到再与英夷翻脸吧。当然这是琦善后来的自辩词，在爱国心切的人士看来，这是琦善在抓紧时间卖国呢。不过，凭良心说，琦善大人真的在拖延时间呢。2月10日，他与英夷会谈于穿鼻洋蛇头湾，一方要全岛，一方只答应岛上一处，琦善这次扯的牛皮够长了，要求给他10天的考虑时间。这时间考虑得够长的，如果琦善真是个卖国贼，他大可不必考虑这么长时间，谈判的过程中，琦善怕英夷等不及干起来，还几次装病呢。给皇上打工，不容易啊。更重要的是，按照天朝特色，大臣谈判了，即使是签了字，中国皇帝也可以翻脸不认的。所以，琦善纵有那千般卖国的心思，他也卖不动的。《穿鼻草约》，天朝政府就没认嘛。
不过琦善没想到，先与他翻脸的是他的同僚。就在琦善与义律亲密接触的时候，林则徐开始忽悠广东巡抚怡良，劝他向道光密告琦善。林则徐忽悠怡良，原因可能是：
第一，林则徐作为被贬之身，没有上密折之权了，无从弹劾琦善，只有把希望寄托到广东巡抚怡良身上。
第二，琦善的两广总督与怡良的广东巡抚官职平行，负有互相督政的义务。
第三，于公于私，林则徐与怡良都算性情相投了。
林则徐忽悠怡良踢琦善，主要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1841年1月7日，大角、沙角失陷后，林则徐感觉事关重大，怀疑琦善是否如实奏报，所以他建议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以摆脱干系：“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怡良虽与林则徐是好友，但作为天朝大吏，也不是随便被人当枪使的主儿，他在徘徊，他还要考虑。
1841年1月28日，怡良上奏（这个老滑头，忽悠了20天），但不是揭发琦善，而是与琦善先拉开距离，撇清干系。他是这样说的：“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至于英夷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之事，怡良只说自己听说之后，“骇异”，“焦愤”，并会同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及其他高干，到琦善那儿开会协商，琦善问大家“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他向皇帝表态，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67-768页）
怡良此折意思丰富：除了撇清自己与夷务无干外，还向组织表态，打不过也得打，态度正确。但是没说琦善一句坏话，只把琦善原意汇报了，说琦善认为，现与英夷开仗，声援不足，而且，外省兵丁日久才能到达。这样利己不损人的上奏，倒也不失忠厚。至于琦善自己，对于大角、沙角炮台失陷一事早就如实上奏了，道光著交部议处，略示小惩。所以林则徐的第一次忽悠，对琦善没有任何影响。
第二个动作：1841年1月28日伯麦致赖恩爵的那份照会，怡良拿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当即劝怡良，要他上折揭发琦善：“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60页）一句话，管夷务是琦善的事，可人民与土地却是你广东巡抚的事儿，香港乃爱新觉罗家的地盘，岂能由人臣私割？要割也得皇帝割才对，你这不是替琦善背黑锅吗？按梁廷枏所言，怡良当时听了林则徐的忽悠，还有些徘徊。这个老滑头，老处于徘徊状态中。不过凭良心说，不慎重不行啊，官场如战场，一边是皇上，一边是钦差大臣，惹恼哪个都是不好玩的。作为一个天朝大吏，怡良当然明白不能盲动。
第三个动作：1841年2月9日，琦善接到了被交部严加议处的谕旨。第二天，林则徐就知道了，当即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怡良没干，但是通过这个“严加议处”，他发现皇上对琦善已严重不满，便不再徘徊了，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这是个技术活。也就是说，身为广东巡抚，要告两广总督琦善，得提防着自己告自己。
总之，得先把自己撇清到一边，之前，他1月28日发出的那个奏折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次还得重复一下，免得皇帝忘掉：“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得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这么有失国体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十几天之后才告呢？怡良解释为，一直疑惑是“民间传说”呢。他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了，“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3页）老实说，怡良此折写得太漂亮了，不是官场老手，写不出这么滴水不露的文章来。而且，我相信怡良在写此折之时，已能预见到事情的结局了。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其读后感可想而知，皇帝佬儿一看就着急了，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内中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4页）明白没？天朝官员不说假话不行吧？你要说英军大大的厉害，那么就是丧尽天良，帮英夷吓唬亲爱的皇上了。
1841年3月2日，道光给靖逆将军奕山下发谕旨。要求他查明琦善私与义律香港的实际情况：“琦善与义律屡次晤面谈论香港之事，彼时有无官员在旁？该夷目与琦善有无私相馈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访，据实具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24页）看样子，道光怀疑琦善拿了英镑呢。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于是，又一个钦差倒下了。琦善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了！这不是最后一个。
老实说，林则徐与怡良这次联手，干得很漂亮，把琦善干倒了。不过，怡良与林则徐不推琦善，琦善也会倒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怡良的密折，提前了琦善倒下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下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而已。
怡良做为广东巡抚，除了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告倒琦善外，还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做了另一件大事：赏格杀敌。1841年2月25日，由于琦善始终不同意赏格杀敌，遂在林则徐的忽悠下，以巡抚衔发布单衔告示，奖励大家奋勇杀敌，赏格如下：
缉获英夷兵船一艘100000元
破毁英夷兵船一艘30000元
缉获或破毁英夷巡船或炮船一艘比例酌减
缉获英夷大火轮一艘50000元
缉获英夷小火轮一艘25000元
生擒义律、伯麦、小马礼逊每人5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