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第二道防线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等炮台（这几个炮台都在亚娘鞋山上），并破坏江面第一道木排铁链。这铁链是林则徐做钦差时安置的，共有两道，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一道，并对天朝的这种小儿科装备表示讥笑。英军放回守排士兵，让他们给琦善带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6-717页）
战争一触即发，关天培、李廷钰派人到广州求援，琦善密增兵200，气得关提、李镇大哭，认为这是坐以待毙。他俩派人向林则徐汇报，林则徐的回复是：“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也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
看来，人与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琦善想的是如何哄弄走这些咱打不过的瘟神，完成皇帝交待给的任务；关天培等想的是如何增兵，好打过英夷；林则徐想的是，战死乃分内之事，关键是战败的原因，死前也得说清楚。别替人背黑锅，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不理解，后世好歹能扬名立腕儿。
琦善估算，英国人虽然说要占据沙角，但它的意思并不在沙角，但是如若虎门一失，广州必不保。广州不保，就太失算了，倒不如把夷人哄到外洋，给它一寄居之所算了。于是，1月11日，琦善派鲍鹏前往会见义律，建议以口外外洋一寄居之所，替换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义律当天即回复，以尖沙嘴、香港交换沙角。1月12日，虎门这边挂出白旗；13日，虎门增兵开始撤下。琦善要求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即开广州贸易。14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并退还沙角、大角换取尖沙嘴、香港二处。15日，琦善派鲍鹏前去交涉，提出只准英夷在尖沙嘴、香港二处中挑一处。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嘴，但把香港一处改作了香港岛，并提议把历次谈判“汇写盟约一纸”，并请琦善面谈。
1月20日，等不及汇成文本文件，义律便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
一、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穿鼻草约》。其实，草约没有正式的文件，琦善也无从签字，但是，即使这样，琦善一辈子清名也栽了！卖国啦卖国啦！
琦善在义律发布公告的当天也向道光作了汇报，希望道光批准这个协定。而且琦善在这里还玩了一个天朝式的滑头，那就是，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义律，没有文件，更没有用钦差大臣关防。一旦皇上怪罪下来，可以处分自己，但这个口头协定完全可以被皇上推翻（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方谈判代表桂良给咸丰提出的仍是这种馊主意：牺牲俺们大臣，保全天朝体面。他们不明白，大臣的素质与诚信，才是天朝体面的基础）。义律当然不明白这一点，按他的游戏规则，天朝的钦差就是他们的全权大使，即使是口头协定，那也是应该执行的，所以，他迫不急待地亮出了他的成果。令琦善难受的是，就在当天，他收到了道光1月6日下发的“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的谕旨。唉，议和是议不成了，皇帝要打呢。
琦善要开始倒霉了，因为他并未按照道光的意思开打，而是继续他的求和“事业”。当天，琦善就跑到林则徐寓所，与之协议。琦善的意思，还是主和，跟林力言打不过英夷。林则徐呢，悲喜交加。喜的是，皇上终于忽悠到主剿这边了；悲的是，皇上还会不会再忽悠到主和那边呢？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月21日，琦善邀他去协议，他干脆装病不去了。他这么装病算是装对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是，谁办夷务谁倒霉！林则徐后来也明白这一点了，1843年，尚在新疆充军的他给老婆写信，说起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可能也躲不过之时，林则徐对自己最先被撤、充军新疆倒庆幸起来了：“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林则徐说得对，这些与英夷在第一线接触的天朝大吏们，早被罢早幸运！
22日，是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不知道光心情如何。大年初三，1月25日，琦善大早上就爬起来，准备与义律见面。1月26日，英军已占领香港了。27日，义律终于来了。大过年的，琦善用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义律，两个人亲密接触，亲密交谈。也许是琦善再也没有了天朝一惯的傲慢，所以义律对他也挺客气。琦善坚持，香港全岛不行，只能给香港一处。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两天，没有一个结果。同在1月27日，道光下诏，要求广东与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2页）
1月28日，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规定香港政府的组织，并且宣称进入该地的中国人将按照中国法律与习惯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刑。而英国臣民和外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义律这是胡忽悠。既让中国人按中国法律来，又要免除其中的非刑，似乎他不知道，大清的法律条款本身就是非刑汇总似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随后又宣布，香港的中国居民乃是英王治下的臣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13页）
1月30日，道光再次下诏，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万余军队开往广东；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杨芳为参赞，一齐前往广东，负责广东的军事。看道光的意思，是要跟英夷大干一场了。
道光之所以忽悠到主剿，在于他认为，英军既然同意从天津南下就抚，就说明他们没有作战能力。既然就抚，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割地赔款。割地，天朝体面何在？赔款，俺还嫌钱不够花呢！至于琦善，跟义律谈了个半拉子，骑虎难下了。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咱们再开战。同时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同天，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条约草案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75－778页）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
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林则徐集·日记》，第381页）正如前面所述，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确是客观理性之言。就拿沙角、大角之战来讲，清兵表现得也相当勇敢，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到沙角，认为它是“一个很坚强很可怕的阵地”，而在战斗中，中国军队“都维持了勇敢的人的本色”。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他们忘了，后来的铁杆主战派裕谦倒是没有丁点投降卖国的举动，可最后不照样兵败自杀？所以，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说得还不够，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功夫，还很有知己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