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之战的首次战役，开始于1841年1月7日清晨，战争发生地：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炮台，两角阵地现由副将陈连升率领六百余名士兵增守。
战争开始，英舰进攻沙角、大角炮台。一阵噼哩啪啦，守军溃退，炮台失守。
与此同时，晏臣湾的中国水师也遭遇到了攻击。英军早已知道中国水师的作战能力，所以他们只派了“复仇女神”号汽船和各舰所配属的运兵小船。作战过程非常简单，“复仇女神”号一枚炮弹过去，正砸中了中国水师在岸上的火药库。所以，战争的开始就意味着结束，中国水师船被打得落花流水。
第一场战斗结束了，中国共战死277人，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而英方无死亡，受伤38人。而中国官方奏报，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说得更是邪乎：“歼敌二三百。”这事儿不能跟中方战报较真，若按照此前此后的中方战报累积一下，英方差不多快全军覆没了呢。
虽然清方战败了，但精神方面收获不小，出产仨英雄。
头两个，乃是一对父子，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举鹏。
陈连升（1775-1841），原籍湖北，土家族人。出身行伍，乃是清军中最有经验的老将。林则徐做钦差时，他守官涌，官涌的那六次大捷（如果可以说是大捷的话），当归老英雄。在官涌屡立战功后，被调到沙角炮台。民间版本传说，老英雄遇英军挑衅就还击，气得琦善觉得他有碍议和，几次想杀他。按马士的记载，其实就一件事情，乃是英军从舟山南下时，伊里布着他们给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捎一封信，告知舟山休战的状况。1840年11月21日（琦善在29日才到广州），英船皇后号即前来虎门送信。这艘轮船和他派下的小船虽然都挂着白旗，但虎门第一道防线，即阵守沙角炮台的陈连升还是命令放炮攻击了。老英雄当然没错，他不知道白旗规则，甚至也不知道琦善要来议和，他只知道，英船前来，即是挑衅，当然不由分说就拿大炮迎接上了。英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信给澳门当局，让他们转交琦钦差。按马士所载，琦善接到信后，立刻写信道歉，并且跟英人说，白旗规则，自己已跟官兵交待过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但是按中方记载，并非琦善主动道歉，而是英方要求赔罪。并由中方出具书面说明，以后见挂白旗的船只，不得开炮。但是让官员赔罪的事，琦善觉得有失天朝脸面，“亲自登舟服礼，国体攸关”，于是改由自己的随员登船致歉。
民间版本把这些历史扭曲一下，来证明琦善先天的投降派嘴脸。琦善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永远高不过林公了。虽然两个人在道光面前的结局一样，都失了宠，但中国历史，喜欢拿道德说事，而所谓的道德，在面对外夷时，就是个态度问题了。打不过也要打，皇上不让打也要打，或者光叫唤打，那才是个忠臣。
中国的百姓虽然不是肉食者，但他们喜欢看忠臣。陈连升父子的表现当是他们的最爱。沙角战争开始后，陈连升指挥炮台英勇抗战。沙角炮台快要失陷时，他要求士兵为国捐躯，自己却被飞弹当胸打倒。整个作战过程，英军未死一人，但在中国版本的传说中，陈连升亲自坐阵炮台，使用地雷及扛炮炸死敌人百余。唉，就算老英雄炸的都是汉奸吧。据茅海建先生考证，背后登陆的明明是英国的正牌陆军，可中国方面非得说爬上来的都是汉奸。魏源的书里说得更邪门，说汉奸有两千余。看来，不是英国人打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英国人来帮忙了。
接着说英雄，据民间版本，陈连升倒地，其子挺戟大呼，跃入敌中。连刺数人，血染战袍。最后连中数十刀，惨遭破腹，英雄阵亡。另一民间版本说得更邪乎，说肉搏战时，陈连升父子光用强弓就射杀二三十个敌人。而陈连升本人，更是倒地复起，用尽最后的力气，又拉个垫背的，这才壮烈死去。
插图：陈连升及“节马”的雕塑。天朝的第三个精神英雄，干脆不是人了。
当一个民族，遭遇外侮，且雪耻无望的时候，精神英雄就会产生。天朝的第三个精神英雄，干脆不是人了。它是陈连升的坐骑，一匹黄膘马。这匹黄膘马就跟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那条狗似的，不但通人性，而且有节有义。民间传说，陈连升的坐骑，被英国人弄到了香港，但是他比主人还要坚贞不屈，“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甚至刀砍不从。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置于荒山。这马在山上既不吃草，也不喝水，天天朝着北面大陆的方向悲鸣。有香港人捧食给它，它才下嘴。如果弃之地上，马则扬首而去。民众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马认为，琦善割香港给英夷了，香港已不是咱的地盘，所以拒绝地上嗟食！半年之后，此马饿死。有人写诗歌颂它，说主人是大忠臣，马是大忠马呢！
这里我们就不好意思说这个“节马”的故事有杜撰及想象的成分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唉，中国的爱国感情，不是寄托到《桃花扇》里李香君那样的妓女身上，就是寄托到马、狗这样的动物身上。没有办法，该争气的人不争气，大家只好乱移情了。现在，我们转移镜头，看看咱的大钦差琦善是如何在谈判桌上不争气的吧。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大角、沙角之战后，英军溯江而上，围逼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计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巩固等炮台。
1841年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方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坐镇威远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封信，提出和谈五条件：
一、沙角地方，仍归英国占据，应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二、以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在沙角办理；
三、出入各货税饷，俱在沙角办理；
四、中方各炮台建设自今日起停工，不得稍作武备。三日内如稍有武备，即当动兵攻打；
五、本公使大臣素慕琦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欲和琦相按前约，偿还银数，另开港口，缴还定海等。
关天培这个时候的日子并不过好，大角、沙角之战后，有士兵乘机闹钱讹赏呢。关天培为了安抚士兵，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琦善也为此拨银1.1万元，分发给关天培等人，让他们用作赏银，以激励士气。不过作为一名武官，谈判的事不归他管，所以，接到伯麦书信，他马上回复，模糊地答应英方“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伯麦接到书信，立即兵退虎门。
1月9日，有文武官员向琦善请战，请求大添兵力。琦善不准，只准暗中添兵五百。琦善这种只敢暗中添兵的行为为古今许多人所诟病，林则徐更是在自己的家书里痛斥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林则徐这样说，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天朝此时的夷务颇象中国的足球。踢球的人一球不进，依了评球和看球的局外人，早进十个八个了。一句话，谁不办夷务，谁就有理，所有的人，都对义律送来的停战五条款视若无睹，看看里面的第四款就应该明白琦善为什么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添兵了。
所以，拜托大家给琦善那么一点点的理解。他不卖国。他没有动机更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单就从价值判断而论，任何天朝大吏对夷人还是视作尚未完全进化为人的腥膻之辈犬羊之类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打不过犬羊，但他们还没有先进到认为腥膻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需要他热烈地拥抱去、为之投降去。事实上，他们都是捏着鼻子与英夷打交道的，世人再弱，也不至于乍遇一只强鸡悍鸭就要跟它们抛媚眼挤圈栏的。到后来打不过了，那也是假抛假挤。相当于你看见一只野猪猪，如果抛俩媚眼它就住口不吃了，你肯定要抛的，但你的心里，肯定不是想跟它做亲家，所以，这不叫投降，只能叫自保，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