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辽、金、元、明、清这五个封建王朝，对北京的发展而言，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五个历史时期，使北京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它逐渐取代长安、洛阳等古都的地位，由地域中心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辽代陪都
唐末，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混乱，到五代时期，更是战争不断。这样的情形，为一直活动在今辽河上游的契丹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迭刺部酋长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二年（917年）称帝，前后花了十多年功夫，将东北全境全归契丹版图。十一年（936年），中原后晋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的天下，把幽、蓟、瀛等“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从此，幽州就成了契丹领土。会同元年（938年），改国号为辽。辽代承袭了唐和渤海国的五京制度，置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和南京。辽代前期的九十年，都城在上京，后期移至中京。以原幽州为南京析津府，置析津、宛平二县为府治，又称燕京，是辽朝的陪都之一。
契丹族原以游牧为主，建立辽朝后，皇帝仍保持传统习俗，一年四季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原野中过着移动的帐幕生活。辽朝的南京基本上沿袭了唐朝幽州旧城，周围二十五里，有四门，东为迎春门，南为辽朝南京开阳门，西为清晋门，北为通天门（俗称北安门）；一说有八门，内城方圆五里，东为宣和门，南为丹凤门，西为显西门，北为拱辰门（也称衙北门）。城中分为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门楼，上写坊名，已知的有罽宾、肃慎、卢龙、永平、花肃、北罗、隗台、辽西、庄严等坊，都是原来唐朝的旧名。居民中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和渤海人，流行汉服，只有契丹、渤海妇女还穿着本民族的传统服装。
完颜亮营建金中都
辽天庆四年（1114年），在东北松花江流域兴起的女真族，在完颜部酋长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抗辽，建立金朝，定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阿骨打死后，在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终于消灭了辽朝。
公元1121年，完颜宗弼（即金兀术，阿骨打的第四子）第一次和父亲出征辽国，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战事之余，完颜宗弼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有关中原文化的书。有一次，当他读到宋朝词人柳永的《望海潮》时，被“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描绘所吸引，接着读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时，已经情不自禁地咏了出来，当读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时，忍不住掷下了书，大声说：“如此胜地，不去枉为人间一遭也。”于是下定决心要兵取钱塘。
1126年，北宋的都城东京被金军攻破，徽宗和钦宗以及后妃、宗子和没有来得及逃往南方的朝廷百官、内侍、工匠等，在金兵的押解下乘车北上。文臣武将们引以为豪的九鼎、玉玺及其他古器图籍一同被装上敌国战车，北宋王朝也随之灭亡。
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南宋杀岳飞，金和南宋达成和议，以淮河中流为界，时南宋年号为绍兴，史称“绍兴和议”。
1149年，完颜阿骨打的孙子海陵王（完颜亮）串通好金熙宗身边的侍卫，刺杀了金熙宗，成为金朝的第四位统治者。为了摆脱心怀不满的贵族们的牵制，也为了就近统治从宋朝夺来的中原地区，完颜亮决定迁都到燕京。但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那些痛恨他弑君篡位的贵族豪门阶层。这位出身于松花江畔渔猎部落的皇帝，喜好种莲赏莲。完颜亮在寒冷的黑龙江上京种植了二百株莲花，但都未成活，他故意在朝会上问是什么原因？一位深明其意的大臣乘机慷慨进言：江北为枳，盖地势也。上京“自古江南为桔，非种者不能，地寒，惟燕京地暖，并引申开来大声疾呼：虎视中可栽莲。”“燕京自古霸国，原，为万世之基。”1151年，完颜亮下《议迁都燕京诏》。并派遣卢彦伦和画工到汴京（宋东京），调查北宋宫室制度，命张浩等设计施工。完颜亮急于迁都，限定主要工程必须一年之内竣工。于是朝廷动员民工八十万，兵士四十万加紧营造。金新都的宫殿建筑极尽奢靡，根据史书记载，载运一根大木材的费用多至二十万辆，拖拉一辆满载器材的大车，多至五百人，所有宫殿都用黄金五彩加以修饰，单是一座宫殿的造价，就高达亿万的金银。
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定名中都，改辽代析津府为大兴府，析津县为大兴县，宛平县仍用辽朝的旧名。
金中都的城墙，东南角在今洋桥以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西绒线胡同以南的翠花街，西北角在今羊坊店的黄亭子，西南角在今高楼村以南的凤凰嘴村。现在高楼村附近的丽泽桥和丽泽路，即得名于金中都西南角的城门丽泽门。
现在北京西客站侧畔的莲花池，当年有泉水涌出，是金中都的水源。莲花池下游的莲花河，经现在广安门外的湾子向南折，沿皇宫西侧穿城而过，从南城墙下面的水关流出城外。如今右安门外玉林小区中的辽金城垣博物馆中尚保留着这处水关的遗址。完颜亮迁都之后，果然在莲花池中栽种了许多莲花，莲花池也由此而得名。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为了仿汴京的中轴线，中都也有南起丰宜门经大安殿到拱辰门的中轴线。城有十三门，东面三门，名施仁门、宣金中都示意图曜门、阳春门；南面三门，名景风门、丰宜门、端礼门；西面三门、名丽泽门、颢华门、彰义门；北面四门，名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内城周七里多，南面正门名宣阳门，西南部是宫苑，名同乐园，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风景区。皇城内为宫城，宫殿九重，三十六殿，建筑富丽堂皇。南面正门名应天门。
从金中都开始，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真正开始了。
公元1213年，金宣宗即位。这是个和南唐后主李煜一样的“文人”，此时的金国已面临着蒙古大军直逼中都、内部一片混乱的局势。金宣宗放弃了抵抗，一方面向蒙古厚贿求和，一方面选择将都城迁到开封。1214年5月11日，他下诏南迁。至此，中都作为金都城共六十多年。
金都南迁，金朝也很快就灭亡了，但却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大量的名胜古迹。现在的北海、香山、钓鱼台、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等，都是当年金朝皇帝的离宫别苑。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燕京八景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西山晴雪、卢沟晓月、玉泉垂虹等也是从金朝开始的。
忽必烈为何选择了燕京
自成吉思汗于1211年伐金起，至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强大的蒙古军不断向中亚、东欧发动战争，并最终建立起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忽必烈积极改变旧制，建立了适应中原经济与文化的封建王朝，取国号为“元”，年号“至元”。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称汗。元初期，汗国的政治中心仍在蒙古草原，都开平，“开平府阙（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称上都。忽必烈曾下诏说：廷所立，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并将燕京改名“中都”，府名仍作“大兴”，以兼顾对华北和中原地区的统治，籍以保证财赋收入的需要。
后来，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燕京的地位也就日趋上升。忽必烈胸怀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其将都城南迁的愿望也日益强烈。据《春明梦馀录》记载，‘今之定都，大都耳，何处最佳？’秉“元世祖尝问刘秉忠曰：惟上都、忠曰：‘上都国祚近短，民风淳；大都，民风淫。’遂定都燕之计。”
古人说：非于大山之下，下
“凡立国都，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足，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说，在国都的选址中，地理、水源等天时地利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北京总的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山地是太行山余脉，俗称北京西山；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属燕山山脉，与西山相环接的一段叫军都山；中部、东部和南部为平原，向东南展开，面向渤海。山地丘陵自西、北和东北三面环抱着北京所在的小平原，整个地形就像一个临海的港湾，所以，人们形象地称它“北京湾”。
《续资治通鉴》记载：（元世祖中统四年）春正月，“景定四年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于燕，蒙古主从之。”巴突鲁更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他决定放弃燕京城旧址，而在其东北以金代的琼华离宫为中心兴建新都——元大都。元大都的选址规划是刘秉忠按地理堪舆的方法进行的。《析津志》中记载：与宫室、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其内外城制，公府，主。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其次是：先定大内位置中（龙穴），然后“生王脉络”，最后定城的四至和重要建筑的位置。
当时，由于金中都宫室已被焚毁，如果重建，不仅要受旧城格局的种种限制而施展不开，更关键的是难以显示出新王朝万元更始的新气象。于是，原则上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而在附近选址建设新都。城市的发展往往非一朝一日之功，而有一个财富和文化日积月累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古代，在王朝交替的时候，改造旧城作为国都的比较常见，比如秦咸阳、北宋东京、南宋临安、金中都、南朝建康等等。而放弃旧城，在附近选址重新建设一座都城，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在新都具体选址上，由于金中都东北郊的大宁宫幸存于后燹，而这一带有大片的湖泊水面、风景优美，所以决定围绕大宁宫另建新都。
这个选址方案的确定，水的因素占了很大比重。堪舆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堪舆的原则就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在平原地区择地，风水家便以水代山，只看水绕是真龙”众水停住之地，为沼为泽，为池为“平洋地区莫问龙，湖，就是真龙的憩息之所。在《水龙经》就专门记载了探讨水龙寻脉的要旨和法则。积水潭一带的湖泊，众水所聚，其形态融聚屈曲，深合堪舆之吉利水形原则。风水理论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对于城市而言，水不仅提供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源，而且对调节城市小气候，净化、美化城市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水还可通舟楫，有交通和设险之利。所以古人选择城址要“相土尝水”。
大内位置（“龙穴”）和全城的中轴线（“王脉”）的确定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都的中轴线，必须经过严格的“辨方正位”，确保其精确的子午向。这和帝王“南面而王，向明而治”的礼制观念相联系，古人认为帝王所居应为天下之中，所以都城的中轴线必须对应于天上的子午线，取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意。据《析津志》记载：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世祖建都之时，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一棵普普通通的大树，因恰巧位于“王脉”之上而顿时身价百倍，可见当时对都城中轴线的重视程度。
元大都虽然也采用三套方城的形制，但宫城并没有严格居中，而是一反常态位于城的南部正中，与传统的向明而治”“尚中正“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行”的礼制观念显然不合。元大都放弃“尚中正行”的传统是规划者经过多方面权衡做出的选择，因为规划者首先考虑的是大内的选址和中轴线的走向，然后考虑皇城和外郭城的位置。在大内位置已定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宫城居中”方案，其结果是新都与金中都旧城将有重叠，这意味着必须要对重叠部分城区进行拆迁或改造，从而将破坏金中都旧城的完整性。为了完整保留金中都旧址，规划者放弃了“宫城居中”方案，而选择了宫城居于外城中南部的方案，但宫城居南的方案存在着明显的一个缺陷，即宫城南垣与皇城南垣之间过于促狭，以至于不得不将皇城南垣正当宫城之前的部分向南凸出，而且皇城南垣与外郭城南垣之间也不开阔，无法在这狭窄的地带部署集中的官署和“左祖右社”，所以元大都的祖庙在东城墙最南一门之内，社稷坛在西城墙最南一门之内，这实际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处理。
整个都城以积水潭一带的湖泊为中心。整个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布局，池中有源于金大宁宫的琼华岛，这里也是俯瞰大都城的制高点。由于传统的宫殿建筑一般以轴线为引导而取左右对称的布局形式，从而形成一进又一进的空间院落。这样的构图虽然具有明确的统一性，但毕竟流于程式化，其结果必然是大同小异，缺乏应有的生气和活力。元大都巧妙地将以湖泊水面为中心的优美风景区（阴性的）与整齐划一，雄伟壮丽，讲究轴线对称和礼制等级，突出皇权的宫殿建筑群（阳性的）紧密结合起来，是其布局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景观空间，深合阴阳和合的理论，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效果。
在元大都城的平面设计中，宫城的布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里是统治中心。其建筑风格、规划，乃至它们的命名，也都本于汉制。
元大都的建设，完全遵循了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思想蓝图。《周礼·考工记》规定了建设城池的原则：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
元大都城坐北朝南，呈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五十平方公里。以鼓楼以北的中心阁和南部的丽正门的连线为城市的中轴线，最主要的宫殿都修建在中轴线上，以体现“普天之下，惟我独尊”的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
元大都城的规模十分巨大，城墙、城门、皇宫、道路都超过了金中都。周围六十里，设十一门。东面在现在的东直门南北一线，有三门，从北向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南侧，自东到西依次为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在现在的西直门南北一线，从南向北依次为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北面在现在的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约五里处，自西到东依次为健德门、安贞门。
皇城位于全城南部中央偏西，周围二十公里，以太液池和琼华岛为中心。东墙在今南北河沿一带，西墙在西皇城根一带，北墙在地安门一带，南墙在东、西华门和午门一线。
宫城又称大内，位于皇城东部，周围约九里。南门为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内，宫殿修建在今北海公园中的琼华岛和团城附近，环绕琼华岛的湖泊，后来称为太液池。太液池的东岸就是大内，西岸有隆福宫和兴圣宫。
大都城内的主要交通干道，南北东西各九条，仍然是传统的棋盘式格局。大都的居民区划分为五十坊，坊周围不筑围墙，以街道为界。大都的街道和胡同，有严格统一的建设标准，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因为街道规划有序，给民居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都的民居一般都坐北朝南，十分整齐。这样的建筑格局对采光保暖都十分有利。主要商业区集中在三处，即积水潭北岸的斜街、今西四附近的羊角市和今东四西南的旧枢密院角市。元代大都的规划布局，奠定了明清北京的基础。
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京师的特殊行政机构以及中央禁卫军，是封建皇都重要的标志之一。元朝在大都内也设立了一整套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开始，皇室、贵族和中央衙署相继迁入大都城。元代在大都设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省，总管全国政务；枢密院是掌管全国军务的机构，同时还掌管中央禁卫军；元朝的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这三个机关组成了元朝中央一级的最高权力机构。
元代通过开挖南北大运河及发展海上航运，把大都这个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连接起来，解决了大都地区百司、军队和民众的生活需求，正像《元食货志》“元都于燕，史·所记载的那样：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元大都平面布局示意图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代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在隋唐以来运河及一些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南方从浙江的杭州为起点，经过浙西运河（江南河）、淮扬运河（邢沟）、黄河、泗水、济州河、会通河、御河（永济渠）、白河、通惠河直抵大都城里的海子（今积水潭）。使江南和黄淮等地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大都。
明成祖迁都北京
洪武元年（1369年）八月初二，明军占据大都，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改北平府诏》，改大都路为北平府，隶属山东行省。北平作为明朝的地方政府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
当时明朝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当年元顺帝虽然仓皇地逃出了大都，但是依然在应昌称，“失我“大元帝国皇帝”且念念不忘大都。他曾作歌曰：
大都兮，冬无宁处”也就是说元亡而实未亡。所以，必须重兵屯守，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所以燕王朱棣和晋王的势力最大。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孙子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便采纳了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密谋削藩，以期收回大权。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又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遂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最终取得了帝位，建元永乐，这就是明代著名的成祖皇帝。
朱棣取得帝位后就有迁都之意，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但他也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永乐元年正月辛卯（1403年2月4日），他下诏改北平为“北京”，称“行在”，有意提高了北京的政治地位。二月，改称北平府为“顺天府”。同时，又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分管军政，罢废北平承宣布政使司，为迁都做好准备。
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之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南京。因此，他首先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此后，明朝政府多次向北京移民，组织人力疏通南北漕运河道。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并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陈珪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
明朝的宫城是在元代大内的废墟上经过重新规划而修建的，如何有效地利用元大都的基础，又充分地展现新宫的气象和面貌，压制前朝的“风水”和“王气”，迎合明成祖的心理，是规划者首先面临的一道难题。规划者经过精心巧妙的设计，终于找到一个令明成祖满意的方案：
继续沿用元大都的中轴线，保持原来宫城的规模基本不变，整体位置向南移动约四百到五百米，并在宫城四周开凿宽达五十二米的护城河。这样，新宫的前朝正殿奉天殿正好压在元大内正南门的崇天门上，新宫的正南门午门正好压在元代皇城正南门的灵星门上，新宫的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又正好压在元代大内的前朝正殿附近，而元代大内的后寝——迎春阁的故址就处于紫禁城外了，明代利用新开凿的太液池南端湖泊和新开挖的护城河的泥土在此堆筑万岁山，形成全城的制高点。万岁山作为“大内之镇山”，是典型的风水压胜思想的产物，它与午门内的内金水河以及承天门前的金水河互相呼应，使紫禁城形成山水环抱、阴阳和合的“龙穴”，至此，也就完成了“镇山——龙穴—
—朱雀水（金水河）—
—朝案山”一个完整的风水格局。
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城建工程基本完工。次年正月初一，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废“行在”之称，改北京为“京师”，改原京师为南京，作为陪都。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首都。以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曾拟迁回南京，废北京“京师”之称，又改称“行在”，但还都之举一直未能实施。至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又恢复北京“京师”之名。明代北京是在元代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的，东西两面未变，北面因为空旷，居民极少，就向南收缩了五里，另筑新墙；南面则向东延伸了两里。内城则称为京城，周围四十五里，有九门：东有东直门、齐化门（后改称朝阳门），南有文明门（改称崇文门）、丽正门（后改称正阳门）、顺城门（后改成宣武门），西有平则门（后改称阜成门）、彰义门（后改称西直门），北有德胜门和安定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南面筑重城，又称外城。这样，全城合成了一个“凸”字形。
明皇城位于内城
明皇城示意图中部偏南，周围十八里。皇城偏东有宫城，称为紫禁城，周围六里多。正门为午门，宫内前三殿为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后面是后三宫和东西十二宫。
同时将太庙和社稷坛改建在紫禁城的两侧，但依然保持着“左祖右庙”的传统规制。此外，在城之南郊，建设了祭祀建筑天坛和山川坛（先农坛）；在城之东、西、北部分别建设了日坛、月坛和地坛。
为宅中图治，顺治迁都京师
明朝万历年间，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皇太极即位后，于天聪元年（1627年）改建州为满州，女真族通称为满族。天聪十年改国号为清。自努尔哈赤天命三年（1618年）起，女真人就开始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了明朝，仅崇祯帝在位的十多年里，皇太极就四次带兵攻破长城防线，直接威胁京师地区。最终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统率下，占领了明王朝的京城。
满族统治者从建立后金政权到入关前，曾多次迁都。首先是由兴京（赫图阿拉）迁到东京（辽阳），再又迁到盛京（沈阳）。崇德八年（1643年）二月十六日，福临承袭父位，时年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1644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率领八旗军进占北京。六月多尔衮及诸王、贝勒、贝子、大臣等商议迁都燕京。都城到底是留在沈阳还是迁到北京？多尔衮提出这个问题，请诸王贝勒及大臣们商量。顺治帝的胞兄，阿济格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赞成迁都北京。阿济格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所以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京。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无可后患。他的意思就是主张都城不要设在北京，对北京可以大肆屠戮，然后掳掠北京城的金银财宝，拿到东北沈阳去。或者退守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守住了，都城沈阳就没有什么后患了。
但是，以多尔衮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宅中图治”，决定迁都北京。多尔衮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锡四方和恒之福。这样，在顺治元年（1644年）阴历九月十九日，年幼的顺治帝福临到达北京。十月初一福临亲至南郊，行定鼎登基礼，宣布“定鼎燕京”，仍称京师。
清代的整个都城布局和明代的基本相同，只是在西郊兴建了大批的园林宫殿，如康熙年间修建的圆明园，包括长春园和万春园，通称圆明三园，占地五千多亩，集中了古代园林艺术的精华。
清朝定都北京后，其中央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也多沿袭明制。为了适应满汉统治的需要，也有适当的变化。如中央政府，自康熙年间特选亲近翰林学士入值内廷的乾清宫南书房，国家的政务活动开始进入内宫。以后至雍正年间发展为“军机处”，军机大臣都由皇帝亲选，都是所谓的亲信重臣。于是军国要务，完全由皇帝及所控制的军机处决定，而外廷的内阁、六部则成为执行机构。
为了确定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加强对京畿地区以及全国的控制，清朝政府还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
满清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即恢复了科举考试，在三年一次的常科之外，又开“加科”。加科之外又开“博学鸿词科”，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对隐逸者也多方征辟录用。从而迅速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主，满汉统治阶级联盟的政权，使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权机构，很快转化成清王朝的政权机构，从而在清初短短的十几年间，基本稳定了全国局势。
清军入京的第二年，又颁布迁汉令，即强迫居住在内城的汉人限期迁住外城地，内城只限满洲王公贵族居住及八旗分区驻防。内城八旗驻地划分情况为：正黄旗住在德胜门内；镶黄旗住在安定门内；正白旗住在东直门内；镶白旗住在朝阳门内；正红旗住在西直门内；镶红旗住在阜成门内；正蓝旗住在崇文门内；镶蓝旗住在宣武门内。近郊也有八旗兵布防。
这些法令的实施，对京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迁汉令，就使北京内城成了八旗官兵携眷驻防的营区，故政权机构集中于此；而外城由于是汉族聚居区，加之进京的商人及赶考会试的举人也多留居于此，于是逐渐发展为宣南的大栅栏、琉璃厂等商业区和文化区。
清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统治一直延续了二百六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