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即从此一方面批评高适说：“意在退处者，虽饥寒而不辞；意在进为者，虽沓贪而不顾，皆一曲之士也。髙适尝云：‘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何常之有哉？适有《赠别李少府》云：‘余亦惬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赠韦参军》云：‘布衣不得干明主，东过梁宋无寸土，兔苑为多岁不登，雁池垂的心长苦’。其生理可谓窄矣。及宋州刺史张九皋奇其人，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曰：‘此时也得辞渔樵，青袍裹身荷圣朝，牛犁钓竿不复见，县人邑吏来相邀。则是不堪渔樵之艰窘，而喜人官之微禄也。一不得志，则舍之而去，何邪？《封丘诗》云：‘我本渔樵孟潴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则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复思孟潴之渔樵也。韩退之云：‘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其此之谓乎！”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要退隐就不要再有怀怨，既然要求功名就不能耐不住烦嚣，为什么没能做官便牢骚满腹？既已做了县尉，为什么开始那么高兴，后来又轻易舍弃？引韩愈的诗说，像高适这种人，隐居要挨饿，因为不愿躬耕务农；做官又拿不起来，因为缺乏才干，结果就是怎么都不行，怎么都要有怨言。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样一联系起来，葛立方的批评实在是非常苛刻。
不过，葛立方这样批评高适，也不太属实。高适其实是一个十分切于实际，不务虚名，精明能干，不肯妄自菲薄的人。他借助安史之乱的契机，“义而知变”，扶摇直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叔孙通说鲁诸生是“鄙儒，不知时变”。“变”这一个字，不是轻易能做到的。所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又评价说：“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的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家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送达，又何疑也。”为什么高适做到了节度使，而李白、杜甫未能？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
岑参（715年-769年）的郡望是南阳棘阳县，自南朝梁时迁居荆州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岑参的曾祖岑文本是唐太宗时的名相，伯祖岑长倩为武则天时宰相，从伯父岑羲为唐中宗、睿宗时宰相。
后因岑长倩、岑羲得罪被杀，家道中衰。岑参的父亲岑植，官终仙、晋二州刺史。岑参自己在京畿雩县（今陕西户县）终南山下的高冠谷，有一所别业，但境况不佳。
岑参虽也有功名之心，曾献书长安，但他的性情，却是近于道家清逸的一类。他曾一度在嵩山和终南山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山水诗写得极好。后来高中进士，不久被征调到唐朝最远的边塞安西（今新疆库车）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真正是投笔从戎。
岑参一生中五次人戎幕，两次出塞，仅此而言，唐以来的诗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这对于清逸俊秀的岑参来说，实在是难为他了。
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如李昂、崔国辅。一类是曾经游历过边塞的，如崔颢。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适和岑参都称得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相近。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但是高适的诗，悲壮之中透着雄浑；岑参的诗，悲壮之中带着峭拔。高诗“尚质主”，岑诗“尚巧主景”。岑参去边塞，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到边塞后，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诗篇越来越多；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他写边塞诗，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诗作慢慢减少了，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诗作就几乎没有了。史称髙适年五十始为诗，其实恰好相反。因为高适写诗，是想借此沽名钓誉，到他五十岁人幕以后，诗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想象丰富，格律多变，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色。高适近之于儒，岑参近之于道。高适注重人生实践，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他们二人，既有阅历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色上的差异。就其差异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岑二人，高适享年六十二岁，岑参享年五十五岁。高适长岑参十一岁，而比他早四年辞世，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之人。
高适游历河朔的蓟门、卢龙，是在开元十九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岑参游历河朔的冀州、定州，则稍迟至开元二十七年，当时他二十五岁。开元二十七年岑参游河朔归来作为开始。稍后至开元二十九年，高适则有好友李颀的辞官及走访。天宝三载，岑参进士及第任右内率府参军，同年，高适有与李白、杜甫的梁宋之游。天宝八载，岑参赴安西边塞，同年高适应制举中第任封丘县尉。岑参与天宝十载返回长安，？歉年，高适辞官。到天宝十一载秋，二人一同参加了长安慈恩寺的诗会。之后，天宝十二、十三载，高岑分别奔赴河西的威武和关外的北庭。唐肃宗至德元年、二年，长安收复，玄宗退位，高适升至淮南节度使，岑参也从北庭回到长安任右补阙。大乱之后，两人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已告一段落。
髙适与岑参相互认识，但是来往不多。天宝十一年秋，八位诗人汇聚长安，同赋慈恩寺浮图诗，岑参所赋的一首就是《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他们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王昌龄、杜甫等人。王昌龄与高适的交往，有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流传；与岑参的交往，有王作《留别岑参兄弟》、岑作《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并存。杜甫与高适早年在汶上既已相识，其后于梁宋再次相聚，晚年又相逢于蜀中；与岑参也早在天宝八载岑参出塞前已相识，有《九日寄岑参》诗为证。杜甫晚年还有《寄彭州髙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同时写给高岑二人。高适受前辈诗人李颀的影响比较大，岑参受王昌龄的影响也比较大，李颀与王昌龄二人复有来往。
由高适、岑参二人的交往，可以引出当时的许多著名诗人，透视出一个诗人群落。其中，李颀、王昌龄、王之涣、崔颢在开元年间就已成名，都写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前辈。常建、薛据、孟云卿均有为人骨鲠、词气伤怨的特点。储光羲、綦毋潜属于恬淡清远的一派。李白的风格迥异于众人，杜甫则在众人中成名最晚，作品大都写于安史之乱以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流落不偶”。李颀“惜其伟材，只到黄绶”。王昌龄“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常建“沦于一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薛据“尝自伤不得早达”，“晚安置别业终南山下”。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栖栖南北，若无所遇，何生之不辰”。李白、杜甫虽有忠孝之心，济世之志，但他们的人生际遇，简直可以用终生未得归宿来概括。所以《唐才子传》评其二人：“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语语王霸，惜乎奇才并屈，徒列空言”。现在读李白至德二年在浔阳狱中写给高适的《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其中说“高公镇淮海”“临歧竟何云”，分明有向高适求助之意。杜甫居蜀落魄，也曾依靠高适，所作《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诗中，有“何时救急难”之句。此等情形，与三人早年同游梁宋，裘马轻狂，慷慨赋诗，简直难以并提。李杜晚年之困顿，于此可窥见一斑。
名师点评：
盛唐边塞诗的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爱国精神，是诗人深厚丰韵的精神世界、慷慨昂奋的人生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高适、岑参是“边塞诗派”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以一种鲜活的人生内容和靓丽的艺术风格，描写了雄奇的边塞风光、火热艰辛的军旅生活，洋溢着对祖国大；好河山无比热爱的真挚情感，激起人们对祖国边疆的热爱和向往。今天，重新欣赏这一首首不朽的诗篇，依然会让人触摸到那一颗颗不灭的灵魂，总是让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为一股以身许国的英雄正气所感染，为执著的进取精神所；鼓动！当我们仔细审视眼前这个社会上泛滥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风时，难道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人们是多么需要民族的先进的文化思想的“奶酪”的补养吗？当我们追寻盛唐边塞诗人们的足迹去感受那塞外的羌笛悠悠，大漠的孤烟缕缕，楼兰的胡笳慢慢，蓟门的风沙茫茫的时候，依然让会人触摸到了那一颗颗不灭的灵魂，总是让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为一股以身许国的英雄正气；所感染，为执著的进取精神所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