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和岑参是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最著名的两个边塞诗人。
高适（704年-765年）的郡望是渤海蓚县，其地唐属德州，今属河北景县。他的祖父是唐高宗时期的名将高侃，父亲高崇文官终韶州长史，韶州即今广东曲江。高适早年便随父亲旅居岭南。高崇文后来死在任上，高适就又回到中原，客居梁宋之间。高适在诗中多称自己住在“宋中”“淇上”上”。宋中是当时的宋州睢阳郡，其地为今河南商丘。淇上是当时的卫州，今河北卫县；濮上是当时的襥州，今河南信阳，两个地方当时都在黄河以北。位于淇、濮与宋中之间的就是梁，当时为汴州，即今河南开封。高适自己在淇上有一所别业，但收入很有限。父亲死后，高适贫苦无依，靠着向亲朋好友索求借贷维持生计，这就难怪他的行迹会遍及梁、宋、卫这样一片广大的地区了。
高适的性格，拓落不拘小节，务功名，尚节义，喜言王霸大略，衮衮不厌，属于心胸豁达、擅长纵横论辩的一类。他不愿意耕作，不屑于料理他那份田产，也就是“不治生事”。历史上像他那样不治生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刘邦和他的二哥“刘仲”比，刘縯和刘秀比，都是出名的能“不治生事”。当然，高适所生逢的年代天下太平，李唐的运脉正，他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自宰辅以下还是可以做的，这个志向也已经不小。偏偏他又耻预常料，不愿参加普通的进士考试。耻预常料，那就是想要考取特科，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这却要等待机会，因为它不是年年都有。谁知时光飞逝，一等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光阴，即使是从九品的小官做起，熬年头也该熬到郡太守一级了。可是，高适等到两鬓染霜，依旧是两眼空空。万般无奈之下，他就只有效仿他的同乡、汴州雍丘高阳乡的郦食其，做不成儒者，便做酒徒。
《新唐书》说高适“少落魄”，应邵解释“落魄”之义，是“志行衰恶之貌也”。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说高适“隐迹博徒”。那么高适当时的志行之状，就可想而知了。酒之意在于狂，博之意在于赌，高适就在以他的全部生活做赌注，宁愿成为酒徒，宁愿生活一贫如洗，也要赌。凡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一朝成名，要么一落千丈。这期间高适的诗中常露出两种口风：一是胸怀大略，显出随时可以身干青云、青紫俯拾的气象；一是甘愿做一个草莽野人，隐迹田园而不求闻达。这就是进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意了。放出这样两种口风有个好处：一是有了功名，足以显示出自己胜人一筹，我本不愿为官，但朝廷圣明，贤才必用，天命下达，我怎忍违之？即使终生不被任用，那也是我性情所好，不是我一心想做官而遭别人嫌弃，不能因此怀疑我的品行才智。
唐风豁达开放，士人求取功名都直言不讳，上书阙下，往往自报家门。李白有《上韩荆州书》，杜甫有《三大礼赋》，高适有《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陈希烈）》与《留上李右相（李林甫）》二诗。李白文中说：“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杜甫说：“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他们言语之大，情意之急切，已到了直接伸手要官做的地步。这在后世是不多见的，但在唐代却很一般。从这点来看高适当时的工于心计，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心计归心计，嘴上说归隐，外人看不出，而在高适自己心中却不能不焦急。而且，随着岁月蹉跎，他是越来越急，简直称得上是心急如焚了。古往今来赌输了，徒具英雄气概而老死于妻儿之侧的人，不计其数，高适很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然而，高适赢了。他这一出人博徒，果然才名便远。贾谊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后世的英雄豪杰，又何尝不是如此？高渐离、朱亥隐于市屠，侯生、张耳抱关守门，后来都名扬天下，令有志之士击节扼腕。天宝八载，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高适应制举有道科，高适终于诗名半天下，黄绶翻在身，一举跃登龙门。不过到天宝那个时候，制科已经很平常了，实际上仍是常科。高适也只当上一名县尉，一县之中，居于县令、县丞、主簿三人之下，所以三年后他就辞官了。直到天宝十二载，高适才盼到了他一生进退的第二次契机，就是由田梁丘推荐，到边塞武威（今甘肃武威），在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中任掌书记。美中不足的是，这时高适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整整五十岁了。为这人生的一大博，高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上年过五十才出头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人荀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后独霸稷下，三任祭酒，最为老师；一个是西汉的主父偃，一岁四迁，别人担心他太盛，他就说了那句名言：“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正日久矣！且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到武威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正应了高适自己的一句话：“时平位下，世乱了高。”天下昏乱，忠臣乃见，高适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以功名自许，一年之中，连迁左拾遗、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御史大夫数职，转眼之间，就做到了淮南节度使。有唐以来，诗人显达至节度使者，唯高适一人而已。
历代诗人之中，数唐朝诗人的成就最大，但他们的身世地位也最为卑下。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常建，做官都是做到县尉即止。论其诗则光焰万丈，论其官则不过八品九品，在当时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无怪乎唐代殷墦在《河岳英灵集》中要感叹“才高无贵仕”了。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承平日久，员位已满，官吏滞壅；再一个就是士人自己这方面有了缺陷。唐前期的士人，虽然也参加科举考试，但仅把它看做是一种形式，一种智力标志。考的虽是诗赋，选出来的却都是深明吏治的人物，这些人出将入相，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到后来就不同了，世风浮华不实，口上说有青云之志，实际上缺乏才干，眼高手低。即以李白、杜甫二人而论，其诗歌上的成就固然举世瞩目，但论其政治才能，像李白的终日沉饮傲放，引足令大臣脱靴，实乖大体，自然要遭斥退；杜甫性情褊躁傲诞，清狂龌龊无器度，自以为纯儒，而妻子不保，儿女至饿死，正应了司马迁那句话：“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