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进而以“主为室者”比喻君主，说明宰相应该坚持原则，而不能被君主的“私智”所牵制。他认为规矩就是规矩，“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如果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巩固；不按照宰相制定的规矩办事，国家就会衰败；而君主又不要国家巩固而选择国家衰败，宰相就应该“卷其术，默其智”，赶快离去。
这样，柳宗元就全面地议论了宰相的职责、宰相与君主及下面各级官吏的关系，为宰相作了准确的定位。
本文前半篇记叙，后半篇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又使记叙饱含哲理。梓人指挥调度工匠的场面写得绘声绘色，显示出柳文长于记叙的特点。议论由梓人事迹生发，以比喻说理，深入浅出，有很强的说服力。
《六逆论》锋芒毕露，当作于仕途得意之时。柳宗元写于永州的《与萧翰林书》说：“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娼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他以新人而官运亨通，超越“同列”，招致“欲自达”、“求进者”的嫉妒。《六逆论》对《春秋左传》所谓“六逆”中的“远间亲”、“新间旧”的批判，矛头明显指向嫉妒他的同僚。由此可以判定，本文写作时间在贞元末年，即柳宗元“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之时。
《六逆论》从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对“六逆”中之“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作了有力的批判。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论证有力，标志着贞元末年柳宗元的议论文已走向成熟。《六逆论》的哲学基础是“大中”，没有超越儒家的“圣人之道”；但是作者对古人言论大胆怀疑，其战斗性又非一般儒学家所能企及。
《天爵论》强调人的智慧和志气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柳宗元认为，先儒孟子把仁、义、忠、信称为天赋的爵位，这种说法还有所缺陷。他认为，人的恒久志气和聪明才智是至关重要的。“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通过不懈的努力，就可以使人变得高贵。“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有了聪明才智，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先人一步，就能透彻地观察问题，人也可以变得高贵。因此，人只要发挥洞察一切的智慧，具有恒久不息的志气，就可以具备仁、义、忠、信四美，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贤人。圣人、贤人之所以有别于愚人，关键就在于此。“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天爵论》的可贵之处是，在道德修养方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只要具备聪明才智，通过不懈的努力，“庸夫”也可以成为圣贤。
《时令论》分上、下两篇，批判矛头对着《礼记·月令》。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是要按照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来进行的，一年12个月，哪个月该做什么，都不能违反自然变化的规律，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到战国后期，阴阳家把五行之说与气候的变化、节令的转换牵强地结合起来，编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秦、汉之交的儒学家，又把《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编次为《月令》列入《礼记》，并附会为周公所作。《月令》把各类事物包括统治者的政治活动都纳入五行的系统当中。《月令》认为统治者按照一定的时令推行政事，是上天的旨意。实际上把统治者视为上天的代表，是上天旨意的执行者。
《时令论》上、下篇的哲学核心是对“天命”、“天谴”的批判和否定。上篇以正面论述为主，先提出论点，通过层层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使论点得以确立。下篇驳斥谬论，既有理论上的层层批驳，也举出生动的例子以加强说服力，最后得出正面的结论。
柳宗元长安时期存诗甚少。可定为这时期的作品仅有《省试观庆云图诗》、《韦道安》、《浑鸿胪宅闻歌效白》三首；其他《龟背戏》、《杨白花》、《咏三良》、《咏荆轲》也可能作于此时。柳宗元长安时期的诗歌肯定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仅贞元十九年（803）春，释文畅将游东南之时，柳宗元为他写的送别诗就“累百余篇”，由此可知，这时期柳宗元写过大量的诗歌；可惜绝大多数都已散佚，令我们无法了解他这时期诗歌创作的面貌。
《省试观庆云图诗》是一首五言排律：设色初成象，卿云示国都。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抱日依龙衮，非烟近御炉。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
柳宗元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诗当作于此时。这首诗通过对象征祥瑞的庆云（亦作“卿云”）的描写，赞颂国运和帝德，内容和形式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登第的喜悦。《浑鸿胪宅闻歌效白》形式摹仿古乐府《白歌》：翠帷双卷出倾城，龙剑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无声，金簧玉磬宫中生。下沉秋火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觞荡漾何事倾？
诗写歌声之美、歌乐之声和饮宴之盛，运用夸张、比喻，语言形象生动。《韦道安》是一首五言古体叙事诗，内容已如前述。诗以“眦裂肝胆横”写韦道安的义愤，以“捷超峥嵘”写他的勇武，以“淮水秋风生”写他在军中的风仪，都生动而富于神采。全诗叙事清晰，描写生动，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忠勇侠义。篇幅不长，人物的性格非常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柳宗元诗歌的优秀之作。
四、“永贞革新”
柳宗元这时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政治活动方面，企图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他参加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主张革新的政治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王叔文出身贫寒，常常和德宗的太子李诵一起下棋。李诵对德宗后期宠任太监、虐害人民的某些做法曾表示不满，王叔文趁此向他反映许多民间疾苦，并提出一些改革政治的计划，甚得李诵的相信。这样，以王叔文为首，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柳宗元对王叔文有较长期的了解，感到王与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因此与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地参加了这个集团。同时参加这个集团的还有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以及王、韦执谊、陆淳、吕温、韩晔（yè 叶）、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大都是当时出身较低、学有专长、品质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规划着怎样刷新政治，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准备在李诵做皇帝的时候干出一番事业来。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这年八月改为永贞元年），德宗去世，李诵嗣位做了皇帝，就是顺宗。王叔文立刻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户部侍郎等管理财政的官职。柳宗元也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礼部的属官），他们集团中其他人物都担任了朝廷要职。他们在短短五、六个月内就积极而迅速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改革。例如禁止“宫市”和“五坊小儿”等直接掠夺虐害人民的暴政，取消了过去巧立名目的额外赋税，豁免了人民历年积欠的各项租税五十余万贯，放还了宫女、女乐九百人，惩办了李实等贪暴大官僚，下诏重新起用过去被奸臣迫害的陆贽、阳城等人。这些措施，可以说都是大快人心的，但还是属于点点滴滴的。王叔文等为了巩固王朝的权力，以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就设法委派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及自己集团中的韩泰去把掌握在太监手里的兵权接管过来。原来从肃宗到德宗时，太监逐步掌握了朝廷武装力量，这使太监势力日增，没有人敢触犯他们。现在计划剥夺太监的武装力量，就是企图从根本上铲除这个反动势力。同时，王叔文等人还断然拒绝了某些地方军阀扩占土地的无理要求，并决定加以严惩。
王叔文等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速度是如此的快，对豪强权贵的打击是如此的猛烈，引起了太监和反动大官僚的一致恐慌。于是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串通地方军阀，进行疯狂反扑，一方面拒绝交出兵权，一方面利用顺宗患着沉重的疾病，逼迫顺宗退位，拥戴太子李纯为皇帝。这年八月，顺宗在反动势力的包围胁迫下让位给李纯。李纯做了皇帝，就是宪宗。他因为自己皇位是由于太监和旧官僚所支持而得到的，因而特别相信他们，并且立刻对王叔文集团进行迫害。宪宗一掌握政权，就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为开州司马。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十一月，他刚走到半路，又接命令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还有：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历史上称为“八司马”。王叔文集团被一网打尽了，他们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就此烟消云散。
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但由于他们大都出身较低，又猛烈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和旧官僚，所以在封建社会中，长期被污蔑为争夺政权的“小人”，柳宗元参加这次政治活动也被歪曲成为他生平的“污点”。今天我们对这次改革作了重新估价，从而对柳宗元政治品质也得到正确的理解，对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也有更确切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