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王维、李白、杜甫等文坛巨星相继殒落。活跃在中唐前期的作家是韦应物、顾况、卢纶、韩、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李益、李端、司空曙等一批诗人。他们虽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风格，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不少的成绩，但都不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贞元年间，孟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先后走上文学道路，给中唐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富有才华，勇于革新，共同开创新一代的文学。
努力探索并实践文体和诗体革新，是这批新进作家的普遍趋向。贞元文坛以革新为特色。从西魏宇文泰、苏绰提倡以新的文体代替骈文，隋代李谔对“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上隋高帝革文华书》）的骈文提出猛烈的抨击，唐初陈子昂高张“复古”的旗帜，到中唐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对“古文”的积极倡导，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古文”与骈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反复较量。在韩愈、柳宗元走上文坛的贞元中期，骈文虽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但“古文”的阵地已逐渐扩展。梁肃、权德舆是贞元初年倡导“古文”的作家，他们是中唐文体革新的先导。韩愈在贞元年间就积极提倡文体革新，并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在柳镇的好友梁肃及同辈朋友韩愈的影响下，柳宗元在贞元年间就积极从事“古文”创作。白居易、刘禹锡也在贞元年间加入到文体革新的行列。中唐诗体革新与文体革新有本质的区别：诗体革新并不是要否定盛唐诗歌，而是在继承盛唐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路子，在诗歌风格上作新的开拓。“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赵翼《瓯北诗话》）沿着盛唐的路子走下去，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诗人或求奇险，或取流便；前者以韩、孟为代表，后者以元、白为代表。韩愈、孟郊在贞元年间已开创出自己的新诗体；元稹、白居易也在贞元年间酝酿着诗歌革新，至元和前期同倡新乐府。可以说，中唐文坛革新之风，起于贞元而大盛于元和。
贞元文坛因为有孟郊、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这一批新人而充满了生气。
韩愈由于大半生科举仕途坎坷，因而较早地致力于文学事业。正如前边所述，他在贞元年间已提出散文革新的理论主张，并在“古文”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就。韩愈也是卓有成就的诗歌革新派。他的诗形象鲜明，想象奇瑰，汪洋恣肆，气势豪雄，喜用拗字硬语，追求奇险生新，在唐代诗歌中别树一帜，被誉为“昌黎体”。韩诗散文化倾向十分明显。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上述的特点。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另一个伟大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世迁居下（今陕西渭南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少时正值“建中之乱”，遂避乱越中。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冬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登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踏上仕途。其时，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均任职于御史台察院。他与元稹定交于贞元十八年，次年二人同登拔萃科，同授校书郎。白居易在十五六岁时就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崭露头角，贞元年间已有大量的诗歌问世。白居易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揭露朝廷的横征暴敛和人民的疾苦。白诗描写生动，“用语流便”（许学夷《诗源辨体》），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与元稹高张新乐府旗帜，倡导诗歌革新，是元和年间的事，但他在贞元年间的作品，已具备现实性强、语言平易的特点。他也是中唐散文革新的主要参加者，贞元年间已写出《许昌县令新厅壁记》、《记画》、《与陈给事书》、《汉将李陵论》等一批散体“古文”。
刘禹锡是诗文均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他早年随父居吴兴，曾往何山跟着名诗僧灵澈、皎然学诗，“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纪》），其后则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真挚含蓄，流畅旷爽，自然谐美。在诗歌创作上，他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在贞元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面，作诗不多，诗歌尚未成熟。《早秋集贤院即事》、《华山歌》、《初至长安》、《春日退朝》、《八月十五夜玩月》、《奉和中书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韵》是这时期的作品。刘禹锡也是散文革新的主要人物。他在贞元年间已用散体为文，不过这时期所作多是状、表、碑一类。
柳宗元贞元年间的文章，既有骈体文，也有散句单行的“古文”。大体上呈给皇帝的表、状多用骈体，其他则多为散体。也就是说，这时期他已广泛地采用散句单行的文体写作。这说明，早在长安时期，柳宗元就在韩愈的影响下参加散文革新，在实践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时期的“古文”，有些骈散杂用，还带有骈文的痕迹，在“古文”文体的运用方面不够成熟；有些格调卑弱，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谈不上有多少价值；而其中的优秀篇章，内容深刻，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叙事本领和非凡的论辩才能，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取法。
这一时期，柳宗元写了一批传记，他善于借传喻理，有寓言意味，颇具独创性。比如：《种树郭橐驼传》写一个以种树为业的人。他连名字也没有，人们因他驼着背行走，与橐驼相像，便称他为“橐驼”。他以善种树着名：“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他种树的秘诀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他认为自己“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别的种树者则不同，“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便违反树的本性，“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得到相反的效果。他由植树之道，“移之官理”：管治者政令烦出，对百姓的生产、生活诸多干预。百姓疲于应付，生产、生活都不得安宁，“故病且怠”。这种做法，对百姓“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达不到治理的目的。
《种树郭橐驼传》提出了一个吏治问题。如果说，《说》在批判祭虚伪性的同时，暗示了中唐官吏的腐败无能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本文则通过写郭橐驼种树，指出官吏对百姓过多干预带来的弊病，从这方面看，它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作者似乎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主张“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历史证明，“无为”不可能达到“治”的目的。汉初百家学兴，“黄老之学”一度成为显学。在尊儒尊道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有过激烈的斗争，至汉武帝才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统治者好“黄老之学”，曾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结果出现土地兼并、私铸钱币、地主豪强“武断于乡田”（《史记·货殖列传》）等社会问题。“无为而治”不利于封建专制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柳宗元自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他以儒学为皈依，但他师承陆质《春秋》之学，跟传统的儒学不同，他的思想有较大的包容性。他主张“统合儒释”，对道家也采取兼容的态度。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史记·老子传》：“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迁看到道家积极的一面，批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道互黜现象。柳宗元引用司马迁之言，并加以发挥，明确地提出儒道同源而不相抗的观点。不仅如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杨（杨朱）、墨（墨翟）、申（申不害）、商（商鞅），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不合者，何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说明他的儒学不仅兼容佛、道，而且兼容百家。这是柳宗元儒学的显着特色。《种树郭橐驼传》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梓人传》写一个叫杨潜的梓人（亦称“都料匠”）。他擅长房子的设计和施工的调度。他能按照房子的建造式样，根据高深、圆方、短长的需要，指挥众多的工匠出色地完成建筑任务。他的本领在于设计和指挥，而不在于具体的建筑工作。他的薪俸三倍于工匠，房子建好了，栋上也只写上他的姓字。
作者认为宰相就像梓人，他下面的各级官吏有如工匠，梓人足以为为相者效法。宰相的职责是举荐人才，任用官职，下达命令，肃整纲纪，统一法制，奖掖贤能，罢免无能之辈，与天下英才讨论治国的方略，而不应插手琐碎的事务，侵犯各级主管官员的职权。这跟梓人善于设计、调度而不做具体工作一样。宰相掌握了为相之道，才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宰相明白了为相之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