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政制度，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和坚定明确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将总统让位于拥有实力、挟清自重以相要挟的袁世凯。袁谋恢复帝制而命终，继之以冯国璋、段祺瑞等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不仅本身就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府，而且它也无力统一全国，甚至还没有清王朝那样使全国“定于一尊”的招牌，加上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寻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就给封建军阀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气候条件。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省或数省，俨然为独立王国。作为军阀，西北马家起先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但它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主要有民族宗教这一层关系。从董福祥开始，即以回军的招牌在庚子之后得以保存下来。继董之后的马家掌权后，一般用人更以“甘、河、回、马”为标准，即一要甘肃，二最好是河州籍，三要是回族，四要马姓家族。合乎这几条，往往青云直上，委以重任。当然，其他方面的人，经过长期考验，确实忠于马家，也有高居显位的，但主要权力则是马氏父子兄弟继承，他人不得染指。这些办法，使这支回军，自同光以来，得以牢牢握在马家之手，延续而不替。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下，看风转舵，紧靠后台，攀附新贵，因利乘势，逐步发展起来。
从前述三家世系来看，马占鳌一支，继承者马安良之后，传子马廷贤、马廷勷即断了线，军阀势力基本不复存在。马海晏一支，经过马麒、马麟，传到马步芳、马步青以至马继援，一直以青海为基地，延续到解放前夕，故这一支可以称之为青海马步芳集团，本书简称之为“青马”。马千龄一支，经过马福禄、马福祥到马鸿宾、马鸿逵以至其下一代，延续到解放前夕，动荡于甘肃，扎根于宁夏，故这一支称之为宁夏马鸿逵集团，本书简称之为“宁马”。至于扰及甘、青、宁、新四省的马仲英等，实是“青马”的分支。
马福祥一生经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有“三朝元老”之称。清朝时期前已交代。以下说他在北洋军阀时期及以后的事情。
一、主政一方
辛亥革命后，马福祥没有就任西宁镇总兵之职。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即改任其为宁夏镇总兵，马旋即率所部昭武军13营计2500余众赴任。宁夏川有黄河灌溉之利，号称“塞上江南”。有了这块美丽肥沃的地方，就给他们的立足和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马福祥为了能在此站稳脚跟，一到任就分别与宁夏满营将军常连、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爷塔旺札布结为兄弟；另一方面，则遣散了满营官兵。原来在银川城西的新城驻有满营官兵2200余人。马福祥令其解散，交出武器弹药和马匹，化旗为民，自筹生计。每个骑兵发给白银50两，步兵每人25两（官兵一律）。让他们到湛恩渠（今新开渠）一带垦荒谋生。这些旗民，原来一出生即有粮饷，不知生产劳动为何事。这样一来，开始难免有冻馁者，但从长远来看，也是使他走上劳动自食之路，还是有好处的。且满人仍拥有武器，不予解决，终是一大问题。所以这件事，还是做得对的。马福祥还做了几件事：这时，在后套有个抱疙瘩佛反对民国，他派王德尼玛（即戒工活佛）和韩昌率蒙古族兵数百人在两狼山据险与民军对抗。袁世凯政府见武力不能解决，遂派马福祥和塔旺札布前去讲和。塔旺札布先派人和王德尼玛约定日期在五原和马福祥见面。马福祥于1913年7月在五原境的黄河上设大船3只，备以盛筵，王德尼玛如约来会。见面后，马福祥将自己没装子弹的手枪给王德尼玛看，王德尼玛将自己的手枪摘下让马看，马即向预伏士兵示意，当场将王德尼玛拿获，解往北京，韩昌及一些卫兵被击毙。北岸蒙古族兵闻变四散。王德尼玛被解京后，被迫给抱疙瘩佛发电报劝其拥护共和，抱疙瘩佛遂复电表示归顺。袁世凯为此认为马福祥“智勇兼备”，特改任马为宁夏护军使，节制阿（拉善）、乌（审）、鄂（托克）三旗，授陆军中将衔及二等文虎之章。护军使可以直接向北京政府上书言事，俨然方面大员。袁世凯还手书“护闱春永”四字，为马母韩氏祝寿。马福祥借机请准添练甘肃新军，以其侄马鸿宾为新军司令。留其子马鸿逵在京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这时有个日本浪人川村乙麻以皈依伊斯兰教为名，阴谋策动西北回民独立，并在河州会见了马安良。后到宁夏，马福祥即将其逮捕，押送至张家口日本领事署，粉碎了他的阴谋。马福祥这两件事都是做得好的。
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真面目日益暴露，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各地纷纷起而反袁，马福祥则执行北洋政府命令，多次武力镇压反袁的“叛乱”。起义于河南的白朗，经孙中山先生派人与之联系，也打起反袁的旗帜，改称“公民讨贼军”，于1914年4月进入甘肃境内，袁世凯调集重兵由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围剿”。甘督张广建调提督焦大聚部、马安良部、镇守使张定邦部、马国仁部、张行志部在陇东一带“跟踪痛剿”，马福祥奉命派帮统马孝忠率4营兵参加作战。白朗起义军在洛门镇（在武山县境）、秦州（即今天水）连战获胜，后进入洮岷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时，未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引起一些回民群众和官军一起据险反击。在马安良等部的进逼和河南护军使赵倜部的堵截下，起义军于6月退回河南。马忠孝在这次作战中，由于其子马斌酿成高楼堡事件，屠杀了武山县高楼堡无辜居民200人，陇南人民向兰州控告，马忠孝畏罪投黄河自杀，马福祥为此大伤脑筋。1915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南发难，推弓占元为首，以狼山为根据地。马福祥命新军统领马鸿宾率部往击，在科布尔获得大捷。后来变兵复出狼山，马福祥亲自率兵出击于千灵庙，变兵引去，留马鸿宾驻守五原。不到两月，变兵又联合察哈尔独立队复进包、绥，独立队是察哈尔变兵和东西盟的一些蒙古人混合组成，共推丰镇人卢占魁为首，金积人金占魁副之。北洋政府命令马福祥会办包、绥军务，马福祥于1916年2月赴五原督战，包头威胁解除。但独立队数千人又进击五原，马鸿宾以数百人与之鏖战3个月，他本人不避枪炮，身先士卒，使五原得以固守。经此恶战，使马鸿宾得以出名，有些蒙古人竟把马鸿宾比之于清朝蒙古勇将费扬古。不久，卢占魁采用金占魁建议，向陕北、宁夏发展。马福祥回师磴口，命马鸿宾率部渡河，兼程前往灵武，预作战备；命马鸿逵部至盐池截击，马福祥则率全军回宁督师。4月29日，马鸿逵以少数精锐骑兵到达盐池的天池子，被卢占魁千余人包围，马率骑兵且战且退，后续部队赶到，双方战斗到晚。次晨马福祥派一营兵赶到，双方死战，马军纵火焚烧卢营，烧杀300余人，夺得马匹百余。卢部拟趋同心，但马鸿宾部已先期到达灵武、吴忠，预作迎战部署，并空出大寨子诱敌，卢部进入包围圈，率众夺路而走，金占魁阵亡，马部轻骑追杀两天两夜，卢部死伤、被俘甚多。卢率部东走灵州东山，与张九才、高士秀部会合，马军穷追不舍，卢、张二部走后套。高士秀部走鄂托克旗昭化庙，马福祥遣骑兵“衔枚夜踔200里”，围昭化庙，纵火焚烧，枪炮齐发，高部失警，猝不及防，千余人伤亡几尽，高士秀仅以身免。次年3月，高士秀又奉达尔六吉（本名吴生彦，静宁人）为“皇帝”，诈称清代后裔，聚众数千人犯磴口。这时马福祥送母丧归葬，由马鸿宾代宁夏护军使职，马鸿宾急电马福祥回署，并出兵由石咀山（今石嘴山，下同）分道迎击。马福祥接电后，先至灵武布置河东防务，然后回宁夏，命马鸿宾率部至石咀山督战，又派马福全等部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石咀山迎战之军施行前后夹击，高士秀背腹受敌，突围至八拉庙，又入乌拉兔沟，弃辎重进山散走，死亡过半。高士秀拥伪皇趋阿拉善旗，另派500人绕袭石咀山，遭到伏击，全部被歼；高士秀攻阿拉善旗，遇到马福全部的阻击，乘夜撤走。马鸿宾以大队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阴。高军自烧辎重，退入山内，坠崖死者不少。最后，马鸿宾大索山中，搜得伪皇及其部下，全部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处伪皇达尔六吉以下首要19人死刑，次要30余名徒刑，眷属20余人资遣回籍，从犯100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总之，马福祥在围剿反袁军中十分出力，但在1915年8月筹安会为袁称帝通电各省时，马安良及部分旅京甘人均上表劝进，马福祥则未预其事，显示了他的远见。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接任大总统，马鸿逵仍在京侍卫大总统，奉命以授勋特使，赴宁夏授马福祥“勋四位”。次年总统冯国璋嘉奖马福祥“勋高金城”、特“晋授以勋三位”，加上将衔。1918年，马鸿逵奉命再次赴宁夏为马福祥授勋。
1913年，皖人张广建由袁世凯任为甘肃督军。张挟袁声势，初时骄横异常，逼马安良率部离开省城，退驻河州；又为了笼络回族，以马麒为西宁镇守使，马璘（玉清）为甘州镇守使，以马安良之子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加上宁夏的马福祥，形成五马势力体系。袁世凯死后，张广建威势大杀，除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外，其他地区均已不听号令。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马福祥通电拥直。并命所属部队开往河南一带，以做直军的后盾。皖系军阀战败，张广建再也混不下去，乃将在甘搜刮的大批赃私，以皮筏顺黄河出运，路过宁夏地段，被马福祥部扣留，马并电请公布甘肃财政收支，后经北京当局调处，始得放行。这件事惩治贪婪，伸张民意，是得人心的。甘人趁机群起驱张，提出“甘人治甘”口号。马福祥联络实力派及各方面代表到银川商讨驱张大计。西宁马麒派朱绣为代表，凉州马廷勷派张学仁为代表，甘州马璘派苏成章为代表，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派喇承基为代表，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和北京同乡会派汪青为代表，在银川召开“公民大会”，揭露张广建祸甘罪状，群众激愤。西宁、凉州代表提出“武力解决”。大会通过由马福祥、马麒、马廷勷、马璘、马鸿宾领衔，通电全国，列举张广建罪状，驱而去之，实行自治。这就是“五马”驱张。通电发出后，北洋政府迄无表示。于是又进一步商议“武力解决”的办法，拟由宁夏、西宁、凉州出兵，以宁夏为主力，分路合击兰州，逼张广建让位。马福祥派马鸿宾为先遣军。从银川出发，行至中卫。马福祥询问其掌案（相当于军需处长）兰州人何朴对武力驱张的意见，何云：“将军此举，知内情的人说是为民除害，不知的人说回回又反了。”一句话触动马福祥心弦，立即电令马鸿宾停止前进。因为他自认为是科第正途出身，行事端方，素以民族和睦、和平待人相标榜，最忌“造反”二字加身。所以，宁可不当督军，也不冒此逆名。但事已发动，难以中止，遂改为和平进攻方式，于12月24日，联合各镇通电声明与张广建脱离关系，不受节制，直接听命于北洋政府。与此同时，马福祥又走了一些内线关系，他上书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提及乃兄马福禄庚子阵亡，自己于辛亥革命时拥护共和等事。并请慈禧太后大宦官祥斋（号小德张，与马福祥拜盟）向徐世昌说项，自然取得北洋政府的谅解。
张广建在甘不敢栈恋，谋安全脱身之计，以密保陆洪涛继任甘督为条件，指使陆反马福祥，陆即嗾使外号“张狼”的张兆钾出面发难。张兆钾垂涎高位，赤膊上阵，通电全国，电文中有“甘省回汉世仇，马福祥不能当督军”字样，并以“身率六十营健儿相与周旋到底”进行恫吓。一时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但马福祥始终抱和平稳健态度，能比较客观地考虑问题。他对各地代表表示态度说：“余从清朝迭任军职，地位优越，于愿已足。甘督问题自当服从北京政府命令决定，本人毫无成见，不愿为争个人权利而引起回汉两族之间的恶感，轻启衅端。万一兵连祸结，陇上糜烂，不但对不起几百万同胞，也对不起历代良善的先人。”他的这种克制态度，使当时气氛为之缓和。北洋政府见甘肃政局如此，不得不加考虑，即调绥远都统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以马鸿宾为宁夏护军使（又于当年7月改为镇守使）。后由于陆洪涛策划兰州各界游行示威，通电反对“蔡老虎”（成勋）督甘，以及张广建向北洋政府的密保，北洋政府遂令陆洪涛护理甘肃督军。
当时的绥远是一特别区域，辖一道、四厅、八县，兼管乌兰察布盟的伊克昭盟，都统职位相当一省的督军兼省长，马福祥新有绥远，又保留宁夏原有地盘，连成一片，自然满意，遂于1921年带其昭武军赴绥远就任。但绥远幅员辽阔，其昭武军人数不多，难以镇服。即先改编地方武装郑金声部为绥远混成旅，郑为旅长。又向北洋政府陈述，另编了一个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马鸿逵为旅长，武器由北洋政府发给，兵源自筹。马鸿逵在原籍临夏招募农民子弟，重新训练。马麒派其子马步青带一团骑兵前来，甘州、凉州各派来步兵一营，“三马”相帮，始将第五混成旅拼凑成3000多人。又多次从北京采购枪支弹药。一次通过买办联系，由天津意大利洋行购得步枪2000支，子弹数百万发。还派马鸿逵赴沈阳，通过和张学良的私人关系，得到张作霖赠送步枪2000支。又要扩充军队，又要购买武器，经费颇成问题，于是就不择手段，大肆搜刮。一是广种鸦片，规定农民有10亩地者，可种鸦片3亩，每亩能割烟土70两，以半数上交税款。而第五混成旅的部队也成连成排地散居各村镇，有的租地自种鸦片，有的与农民合伙种植，按成分利。并且派遣一部官兵贩运鸦片，从甘肃采购贩运北京，那时每两烟土的价钱，甘肃5角，绥远1元，北京3元，所以获利颇厚。尤其马鸿逵的左右随从，往来北京机会最多，赚钱也最多。种植和贩运鸦片带来严重后果，军民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形成个个面黄肌瘦，消沉怠倦，军官则花天酒地，赌嫖成风。二是克扣军饷。每月领来经费，除军官发有薪饷外，士兵每人只发45斤灰面（杂粮面），剩下的经费，都入了马鸿逵的私囊。而且认为“鹰饱了不抓兔，官兵们不能多给钱”。三是霸占良田。从昭君坟到陶乐近2000里内，占地甚多，且都是引黄灌溉的肥田沃土。在陶乐，以上8顷给马鸿逵，下8顷给马鸿宾。斯时还有为人非议甚多者：一是马福祥次子鸿炳当时尚不到20岁，即已官至陆军少将，终日无所事事，惟驾鹰牵犬，招摇过市；二是马福祥一个侄子，外号尕司令，自己肆意招兵买马，无恶不作，人民敢怒不敢言；三是带兵军官不懂军事，专请教练操练士兵。每逢出操，军官身佩洋刀在一旁观看。时称绥远三件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