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把持的国民党军统局于1936年在兰州成立特警班，次年即将该班毕业生以各种公开身份作掩护分配西北各地。其主要任务是对付我陕甘宁边区和我地下革命活动，但也负责监视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之言行。为此，西北各马对中统、军统所派来的特务防范甚严，明争暗斗，激烈异常。军统局原拟在宁夏秘密建站，终因马鸿逵防范甚严，未能如愿。1938年，以“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左旗军事专员公署”名义，在距银川百余华里的定远营公开建立情报站，斯时定远营为达理札雅所辖，马无可奈何。该站站长李友三，陕西富平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总务主任李燕谋（又名李梦白），其妻罗凤娥为译电员，夫妇均为兰州特警班毕业生。该站继又北向石咀山，南向中卫、吴忠堡等地秘密建点。1940年，李、罗夫妇及孙华、冯奎文等在银川城内“将军第”对面立足，挂起“第六战区副司令傅作义长官部驻银川办事处”的招牌，侦察马的言行。曾向蒋密报马鸿逵武装保护走私、从中抽税的劣迹。但更想给马以更大威慑，逼马就范。时有名叫曹瑞的人，系贿选总统曹锟之弟，在银川市西门外，以300多峰骆驼，往来京津敌占区及甘、青、川等地，专事贩运鸦片、羊皮、麝香、绸缎及武器等，并与大汉奸齐燮元、王揖唐等关系密切。其商队往返宁夏，均由马的骑兵分段护送，马从中获利是不言而喻的。李梦白经军统局批准，于1943年秋，进入曹宅，以利斧将曹瑞砍死，又以毛瑟手枪向曹射击两发。此案使马鸿逵大为震惊，命令其特警组织迅速破案。因当时马部尚无毛瑟手枪，故迅速推断系军统特务所为。立即下令封锁全省大小路口，挨户搜查，企图借机将在宁夏之军统特务一网打尽。李梦白却早化装成赶骆驼的人经定远营走沙漠逃往兰州。马鸿逵不肯善罢甘休，终于在吴忠堡捕得军统特务梁某，此人系李梦白同班毕业。军统局闻讯后，要求驻五原的傅作义给马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伪称梁系傅部工作人员，请立即释放。不意此电竟成催命符，马立即下令将梁某处决。对马之此次还击，军统局亦不示弱，又以“宁夏省缉私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航空检查处”、“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等名义，向宁夏派去不少特务，且均携带美式武器。马鸿逵无可奈何，只好表面欢迎，实则加紧暗斗。直至解放之际，马部与军统之争，迄未停止。
马鸿逵与白崇禧的斗争，则是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的钩心斗角，其方式另有妙处。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想物色一个能为他稳住西北的人物，提出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主意，并属意白崇禧任理事长。桂系首脑之一且有政治野心的白崇禧正中下怀，于是大肆活动，以马步芳、马鸿逵为名誉会长，以时子周、唐柯三（山东回族人）为副理事长，在各省回民较多的城市成立分会。马鸿逵却一面密电蒋介石，揭发白崇禧拉拢西北回民，欲将西南、西北联为一气，居心叵测；一面于1940年元旦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自兼理事长，以苏连元、马继德为副理事长，刘柏石为书记长，单独活动，与白领导的“回协”对抗。白崇禧还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示意马鸿逵向中央表态拥护，并亲来宁夏与马周旋。马则虚与委蛇，表面上热情招待，骨子里处处防范。派人见蒋介石，表示只知竭诚拥蒋，不欢迎白去西北。实际上马以西北领袖自居，自然不让他人染指。白崇禧见马鸿逵如此，又转而拉拢马步芳。故给马继援的名义及部队番号，均较马鸿逵为优。但军阀之间的争斗，如风云变幻，只以利害关系为转移。当李宗仁于1948年将代理总统时，白崇禧又派他的高参安舜来宁夏，要马鸿逵积极拥李上台，马要高攀新贵，欣然效命，给刘柏石以宁夏省政府委员的头衔，命其随安舜到汉口见白，表示竭诚拥护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时请白为之活动甘肃省主席位置，以为交换条件。不料白崇禧并不为之出力，刘柏石两手空空返回。马大发牢骚，骂白崇禧耍花招，讥讽刘柏石白白骗了个省政府委员。
5．敛财有术
马鸿逵既为“宁夏王”，宁夏的土地、人民、物产自然全部归其所有，且榨取有方，敛财有术，故须分项叙述。
粮食掠夺。旧中国经济落后，地处西北的宁夏更甚。当时最大的出产是粮食，所以马鸿逵的掠夺，首在粮食。为给掠夺粮食打基础，马鸿逵一是兴修水利，曾修复了十大干渠；又动用6个团的兵力，费时5个月兴修了一条长240里的水渠，扩大了灌溉面积，命名为“民生渠”。宋子文来宁视察，改名为“云亭渠”，中央拨款20万元，以为补助。一是清丈土地，先后两次清丈土地，1934年，即马主宁后的第二年，即开始用“以弓量亩”、“分土定等”的办法，进行土地清丈，到1935年完成金积、灵武、中卫、中宁、宁夏、宁朔、平罗等主要产粮区的清丈，共丈得农田1828250亩，较原来田赋80余万亩增加了100万亩，名之为“增溢地亩”。当年即按此地亩清册征粮。1937年，马再度进行土地清丈，采用“小三角测量”的办法，用平板仪拖测1／500的地亩丘图，每份翻印10份，用以办理地权登记。编造类似鱼鳞册的“地籍册”，管理土地变动；编造类似“红册”的“归户册”，用以征收田赋。这次清丈包括了盐池、同心、陶乐和各县旱田，土地又大有“增溢”，总计为2255555亩。经过两次清丈，即对各户土地实行直接控制。不论生荒熟田，稍有变动，如陈报“逃荒”、“灾歉”、“河崩”、“沙压”等情，财政、地政机关即直接下地，持图认丘，加以核实。
地亩固定，但赋税却不固定，而是逐年增加。马鸿宾任主席的1930年、1931年两年，每年征收田赋分别是43．4万元和46．9万元。1932年，马鸿逵一下子增加到63．1万元。1933年、1934年两年因孙殿英入宁，孙马混战，征赋数字为20多万元，但这不是正常数字。到了1935年，马立即将田赋增加到255．2万元，比其1932年增加了3倍多！其中的133万余元，系按每升两角的价格折收粮食，据宁夏财政厅公布，共折收小麦73240余市石。按宁夏当时70万农民计算，大小口平均每人交纳小麦1斗。但此后仍是逐年有增无减，到1940年征收田赋258．7万余元，其中折征粮食部分超过8万市石。1941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贬值，粮食价格暴涨，与1937年相比，每斗小麦从4．5元涨到35元，每斗大米从5．5元涨到55元。于是田赋改征实物，以稻谷为主，不产稻谷的地方，缴纳小麦、杂粮。1941年征粮95908石。这对农民的盘剥更为加重。
马部军队所需粮秣，原由各县摊派，各地粮仓由所在县领导。孙马战争之后，马深感各县供应不及时，适军粮局长孙子元贪污案被揭发，马便趁机将军粮局所有人员全部撤换，另以教导团第三期毕业生及副官处副官中抽调数十人，重组军粮局，以其军需处主任金钟秀为总局局长，直接领导各地分局。从此，各县仅负催征责任，不再经手钱粮，统由军粮局直接征收。由于马部人马不断增加，征收田赋不断增多，军粮局所属机构也不断扩充。开始在全省有8个分局，到1940年，在9个产粮县共设30多个军粮仓库、十几个草炭场，全部官兵500余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征收网。田赋名称繁多，有正税、附税、临时加派以及各种陋规积习，多达20多种。经过整顿，只留正税、警备费、乡镇费、渠夫坝料费等，但名目减少，税额未减，换汤不换药。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开始，各县即向农民发通知单，命令向指定仓库交粮。马鸿逵表面上再三禁止浮收，暗地里却又奖励盈余，鼓励多征。由省府批示财政厅：“各县征收八成以上，按照百三提奖。该厅在全省征收八成以上，以百五提奖。各县所得奖金，准提给县长一成四，县助理员一成三，各区、乡长一成六，县府经征员司一成六，军粮分局职员一成二。”大小喽啰都分沾了好处，人民却不堪其重负。每年征收季节，层层逼勒，县、区府门前，刑具累累，哭声不绝。每一仓库每年均多征“盈馀粮”一百至四五百石。而征粮所定价格，多为市价之半，甚至仅及市价十之二三。以致有时农民所交粮数，比额定的要超过一倍以至数倍；交一车草、一驮炭，往往换不到一餐饭。因而民间流传这样的苦诉：“听征粮，似虎狼。一年两季尽抢光。皮鞭绳索保甲长，勾魂催命赛阎王。”
以上是明征，还有许多地方克扣百姓。如由于粮食储藏保管有问题，马鸿逵便每年以陈粮倒换新粮。每年春季给老百姓散“借”子种，秋后收回新粮。但仓库以秤支出，以斛收入，一出一入，又使农民吃亏不少。1942年，马鸿逵公布了一个“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每人每日食粮为一升五合，每头家畜平均每日饲料为3升。各户按此标准留粮，多余的粮食一律标封，不准动用。对平时买卖粮食加以限制，只准5斗以下的粮食自由买卖，5斗以上3石以下者，必须持有零购粮食证始得买卖。还规定了十五项处罚办法，违犯者，轻则粮食充公，重则处以死刑。对此，马鸿逵仍不放心，在全省算了大账，按亩产量估计，全省年产粮食总量为133万多石，消耗总量为109．9万多石，尚余20余万石。他为防“资敌”，在各地遍设稽查处、所，多如牛毛的便衣特务四出稽查，粒米颗麦，不准出境。当时蒙旗东西两套，粮食全部仰赖宁夏，如此严密封锁，蒙民大为恐慌。马鸿逵乘机要挟，从而鄂托克的冰碱、阿拉善旗的白盐，都成为他掠夺的对象。农民为了生活，只好成群结队越过马的封锁线，将粮食运往边区、蒙旗等地。马鸿逵的骑兵、特务、密探则藏伏于沙窝沟渠、狙击抢夺，农民有的不仅丢了粮食，而且丧了性命。
税收榨取。马鸿逵来宁夏初期，沿马鸿宾旧制，一切税收招商包办，实际是他的师、旅长和厅、处长承包。全省局卡林立，百物皆税。税收机关有县征收所、牲畜税办公所、驼捐办公所、船捐办公所、卷烟特税办公所等。税收科目有：担头捐、商店铺捐、鸽堂捐、牙行秤行佣捐、籴粜捐、牲畜学捐、屠宰学捐、车驼捐、食盐驼运捐、烟灯捐、油房捐、地亩捐、丁粮附加、粮石百五经费、地丁百五经费。以上15种于1935年底废除，但新立以下19种：临时维持费、屠宰税、驼捐、船捐、卷烟特税、羊只捐、学产房捐、教育基金利息、煤炭井捐、磁窑捐、苇湖捐、枣园捐、警捐、铺捐、房捐、路灯租捐、妓女捐、戏捐、杂捐等。因而群众讥之云：“百物皆上税，惟有屁无捐。”
1934年以后，马鸿逵设税局自收，不再招人承包，这就使税款骤增，而且连年上升，仅以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和卷烟税三项统计，1934年为66．6万多元，比上年的34．8万余元增加几近1倍。1936年增至128万元，1937年又增至152万多元。到1940年更进一步颁布各地方税局组织条例，提出奖罚办法，比定额多收一成至六成者，提与奖金10％～40％；比定额少收一至三成者，罚薪一至四个月，少收四至七成者，议处或撤职议处。同时派遣财政视察员轮流考察，加强监督。本来税收人员就如狼似虎。这样一来，就更加凶恶，加重了对老百姓的掠夺，马鸿逵的税收大大增加了。
马鸿逵对老百姓是如此竭泽而渔，对上也不肯放过。他以弥补军费亏空为借口，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所谓“国税”一律扣留。后来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从1934年11月份起，陆续从南京政府争来每月各种协款计有：印花税协款1．5万元、卷烟特税协款1万元、盐税协款6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国库支绌，依全国通例，均按七成协济。但马另走门径，又每月领到协济军费10万元、协济建设专款5万元、补助公务员薪饷3万元。
1940年以后，日寇侵入绥包，宁夏地方商业萧条，“国税”收入，每年从原来的100余万元减至几十万元。马见“国税”已无多大油水，即不再截留“国税”，一再要求协款，最后商定国民党中央政府每年协款234万余元。
缉私走私。马鸿逵的缉私队伍庞大，缉私队、便衣队、侦察队遍于宁夏各地，组成一个缉私网，由他亲自掌握。缉私网的外线沿绥、蒙、三边、海固，配合以数万步、骑正规部队，构成“天罗地网”；内线配合各县地方保甲组织、督察处、所，关卡密布。一般宁夏所产之羊毛、枸杞、甘草等的出境，平、津、包头百货的入境，都十分困难。往往加以走私的罪名，货被充公，人被押办。马鸿逵令财政厅长赵文府在城内西塔院内设有“缉私”仓库，其中所收布匹、京货、杂货、皮毛等，堆积如山。
宁夏省北路磴口为水运、驼运的咽喉，因而磴口税局组织庞大，马任秦福成为局长，缉私队500余人。缉私队经常在十字路、巴音冒堵等处日夜伏伺，货物进出，无不遭劫。秦福成每年提奖分成，获利颇厚。秦还勾结走私商贩，不花资本，仅以税款捎带百货，在甘肃凉州地方偷设商店，利市百倍。但秦攫取的这点钱财，与马鸿逵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马鸿逵规定，对偷运的百货，每担收洋布两匹，保护放行。而抗战期间由于陇海路断绝，从包头通过宁夏运往河西走廊、新疆的百货和回程的皮毛特别多，所以马所获甚大。其中许多大奸商如曹雨亭等，就是勾结马鸿逵，打通这条走私线，大发其财的。宁夏河东金积、灵武等地的巨商，也经常贩运百货和羊毛等。马认为吴忠堡税局局长王沛“缉私”不力，实即因交来的税款较少，即大加训斥说：“你也向秦福成学一学。”
但马鸿逵“缉私”的最大妙用，还在于运销鸦片烟土。1943年烟土滞销，马即令各税局代销烟土，获利甚多。如磴口税局一次领到代销烟土19箱，约3万两，领来不到10天，烟价大涨。秦福成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烟土两万两，顿成巨富，其妻饰金戴翠，结交马的四妾刘慕侠，刘见财起意，向马告密。马即将秦逮捕，扬言要杀要剐，秦托人求情，以献出千两黄金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