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鸿逵公开贩卖烟土，上行下效。金积、灵武巨商勾结马的僚属、妻妾，购买枪、马，武装烟土走私。雇用彪形大汉，成群结队，武装保护从包头驮回烟土贩卖。遇到马鸿逵部队阻拦，即互相射击。1942年秋天，在石沟驿打死马部连长1人、伤数人，捕获走私烟贩8人、烟土数万两。马鸿逵震怒，亲自到吴忠堡集合巨商训话，枪毙了8名走私烟贩。派赵文府、程福刚勒令吴忠堡商会开出走私商贩名单，摊派惩罚烟土数目，商贩们认为罚款好办，公开说：“只要主席肯要钱就好办了。”摊认罚烟土约4万两。马即将此项烟土为其部队发饷两三个月，而从重庆领来的军饷即中饱私囊，转存香港外国银行。但为了掩人耳目，烧了一些东西，扬言焚烧烟土。马还突然于某夜命令部队进入各大户堡寨，牵走骡马，第二天站在阅兵台上，一一“检阅”，从两千多匹骡马中挑出200余匹，拨交炮兵团，每匹按市价的十分之一付给“官价”，并说：“我买去拉炮打日寇，是爱国的；你们留着走私是卖国的。”引起回民富商巨户的不满。马又把一些头面人物叫去安慰说：“我是个回民，我当了主席，你们才敢大摇大摆地进出省政府，对你们多光彩！”从此，金、灵走私贩烟气焰更炽，官商合伙，百无禁忌。
烟土分肥。宁夏地区种植鸦片，据传始于清咸丰年间，宣统年间一度禁种。民国以后，烟苗复出，1915年再次禁种7年之久，烟价涨到每两白银10两。甘肃督军陆洪涛为了广辟税源，开放烟禁，征收烟花税，每年除征正税外，每亩又征烟花税白银14两。由于烟税过重，多数不种，陆又强征烟亩罚款。刘郁芬督甘之后，为筹军饷，将烟亩罚款正式列为政费预算，宁夏地区每年以90万元的定额上交。1929年宁夏建省，主席门致中又加番，将烟亩罚款增加为180万元。马鸿逵上台后，不仅对此“萧规曹随”，且变本加厉，鼓励经征人员起征，规定：超收一至二成者，提奖10％，更多者，提奖更多，直至超收六成以上者提奖40％。短征者则罚薪，直至撤职议处。实际提奖者甚为少见，因完不成任务而罚薪、撤职者甚多，甚至有被枪毙者。因此，经征人员对百姓个个如狼似虎，非到河干井枯，决不罢手。农民被迫卖儿弃女者有之，悬梁自尽者亦有之。
1934年，南京政府宣布禁烟。财政部把宁夏的“烟亩罚款”取消，每月拨给补助费3万元，后增为10万元。马得此补助后，并未禁种，只把“烟亩罚款”改为附加税，照征不误，农民负担丝毫未减。马还巧立名目，设“禁烟善后”税，委马斌为禁烟善后总办，所征之税，对外保密，只对马鸿逵个人负责。仅平罗一县，此税即年征7万元之多。1938年马又实行禁种专卖，取消“禁烟善后”税名称，并入地方税局。
由于多年种烟，宁夏受害甚深。全省种烟约20万亩，占粮田十分之一。烟民有14万之多，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还多，有的连婴儿也要喷烟。所以马鸿逵还是宣布禁烟。1935年成立了“宁夏省禁烟委员会”，各县设分会。1938年在银川设立戒烟医院，1939年又宣布在平罗、宁朔、中宁、金积、灵武各县设戒烟分院，在盐池（惠安堡）设戒烟所。根据1936年的登记，123564人的烟民戒烟。命令省会公安局勒令烟民分批入院戒烟，每批3个星期，每人交纳戒烟执照费6角至5元不等，共办了3期。戒烟者服的是中药“林公补正”的成方，但推行很马虎，有钱有门路的，根本不入戒烟院；其他人也是明戒暗不戒。其根本原因，是马鸿逵要鸦片专卖，所以不可能认真。
马鸿逵为了鸦片专卖，狠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是收购烟土。他规定每亩大烟要缴烟土60两，每两定价5角，交烟领据，准抵附加税。除设专门收购机构外，还指定许多商号收购。因此，种大烟的农民往往税款没交清，烟土早就卖光了，根本存不住烟土。每年到大烟成熟季节，马鸿逵都亲自组织亲信分赴各县催购。据马鸿逵《十年省政述要》记载，1937年全省共收购烟土262．5万余两。马把收来的烟土，集中到银川西塔，责成赵文府负责督促加工，一律制成75两一块的砖板，名曰“硬货”。上面贴上蓝色标记，加盖赵文府名章的，叫做“月份货”；由商号收购贴上商号红色标封的，叫做“票板货”。“票板货”和“月份货”都在外边创出了牌子，称这为宁夏的“姊妹花”，远销北平、绥远、陕西、河南等地。
马鸿逵强购几年，抓到大量烟土后，便于1938年严令禁种。但禁种并不等于禁烟，所以大烟价格暴涨，群众将鸦片与黄金并提，称之为“黑金子”。到解放前夕，1两烟土价值10多个银元，可买粮食两石多。马鸿逵推销烟土的机构，在1938年到1940年期间，是赵文府领导的宁夏地方税局。各税局、关卡为了完成推销任务，除现款交易外，还以“清水净烟”（宁夏各烟馆当时挑出的一种幌子）的招牌向吸烟者派销、赊销烟土。之后，烟价逐年上升，马鸿逵嫌税局的面太大，经手分肥的人太多，不便控制、不好稽查，就改由银行行长李云祥独家专卖。李即整件（每件75两）、整箱（20件）地出卖，他人不得过问。直到解放之际，李云祥到底销了多少大烟，赚了多少钱，除了马鸿逵，谁也不知道。
马鸿逵烟土专卖大发横财之后，也分些余唾给其亲信部下。这种公开的分赃，见于记载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38年，马借口省银行收购烟土之款，是各军政机关存于银行之公款，为奖励军政人员踊跃储存，提出烟土30多万两，分配给各军政人员：厅、处长及军队团长，每人烟土1000两至1500两；科级人员，每人50两、100两、200两不等；县长每人200两、300两不等。国民党省党部委员每人1000两。军队的旅长，每人5000两；高级将领卢忠良、马全良、马宝琳等，每人13000两。
第二次分赃是1940年。这次不仅给了他的部属，还给了地方绅士徐宗儒、李斌等，马鸿宾三十五师官佐也捞到一些。
此后，还零星分过几次，但为数有限。马敦静在1949年逃跑前夕，也给一些人分了一些。
马鸿逵利用禁烟玩弄的这些花招，使大烟一直不能禁止，它给宁夏人民以致更大范围内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在他的《马少云回忆录》中却说：“至二十五年底（即1936年）宁夏烟毒全面肃清了。”
土产统制。宁夏土特产，主要有羊毛、羊皮、枸杞、甘草、木材、冰碱等。其中皮毛、枸杞、冰碱为大宗，马鸿逵统制最严。
滩羊皮。宁夏地处贺兰山麓，坡缓草细，沙平水清，最适于滩羊生长，过去年产皮袄几万件，远销外地，十分驰名。马鸿逵则把羊皮、牛皮均划为军用物资，由军需处统制，通过地方税局按征收羊捐登记清册摊派征购。分二毛皮、老羊皮两种，每种每年派购一两万张，价格定得很低，每张老羊皮二三角，二毛皮三至五角。皮张等级凭收购人员的喜怒、交情和收贿情况而定，而且鞭打镣枷，追逼甚紧。1940年前后，马的军需处又设厂制作皮袄，索要皮张更多。许多牧民赶上羊只向甘肃、陕北、蒙旗逃跑，对生产破坏更大。而马鸿逵制成大量皮袄之后，除了对外行贿送礼，每年还可赚30余万元。普通人在市面上再也买不到滩羊皮袄了。
冰碱、雅盐。这都不是宁夏所产，但冰碱产自内蒙鄂托克旗，石咀山扼其出境之咽喉；中卫则系雅布赖盐运出之要道。马鸿逵即借之以从中渔利（老百姓叫“吃过水面”）。1936年，马在石咀山开设精碱公司，制碱囤积，抗战后，内地碱奇缺，马即以牛车300辆、骆驼300头担任运输，向兰州、平凉、宝鸡、西安等地出售，每年可出售120万斤。
马在宁夏设榷运局稽征盐税，以亲信马继德为局长，每年征税不下100万元，1935年国民党中央在甘肃设西北盐务总局，统辖甘、宁、青三省，宁夏设办事处，以协款120万元将原宁夏榷运局盐税收回接办，又招人承包。马鸿逵见此中有利可图，即组织官盐代运所和若干分所，其实是巧立名目，对运盐出境者抽收佣金，不管是驮运、船运或车运，均收佣金，高达5％；如不付佣金，一经查获即处以三至五倍的罚金，甚至连运输工具也全部没收。如此勒索苛收，每年收取200多万元。
枸杞。中宁所产枸杞驰名全国，1937年马鸿逵以20万元组织“富宁公司”，垄断枸杞市场，不准私人运销贩卖。但抗战期间，出品大受影响，马即压价收购，枸杞价格狂跌，药农生活大受影响，纷纷掘掉枸杞改种粮食，从1942年到解放时，枸杞园破坏约三分之一。但马鸿逵仍以“富宁公司”名义，在宁夏银行开户，转做投机生意。
畜牧场。1939年、1940年，国民党政府拨款8万元，在贺兰山麓筹办畜牧场，采购得种马150匹、种牛110头、种羊3000只，3年后，牲畜有所发展，年产羊毛数万斤。马鸿逵见有利可图，即派其亲信副官马彦虎宣布由十七集团军军需处接管，改为军马场，马彦虎为场长。从此，即归马鸿逵所有。南北二百里的草场全划归军马场，成为禁地。如有前往放牧者，牛羊充公，人被扣押，甚至行人路过，也被扣押、吊打。
工厂盘剥。宁夏工业十分可怜。马鸿逵时期办了面粉厂、毛织厂、宁达棉铁厂、火柴厂、造纸厂、制糖厂、纺织厂、瓷器厂等8个厂子，但每个厂仅仅几万或10万元左右的资金，只有瓷器厂有资金50万元。这大多是官僚资本，有的则径以马鸿逵及其亲属名义投资的。而办厂方法则都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而取利，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毛织厂。1939年中央银行分批拨8万元为基金。马鸿逵派马建德为经理，在宁夏城东郊旧满城购地10余亩，盖房百余间，购置8架手拉梭织毯机、6架脚踏织布机，还吞并了几家私商。主要经营栽制地毯。通过银行廉价收购优质羊毛，以征拨来的壮丁为工人，工人约200人，待遇极低，月平均工资不到3元，一般均衣着破烂，食不果腹。有些捡毛整染工成了瞎子，有的劳累致病不得治疗而死亡。如此克扣盘剥，两年后即有盈利，遂将8万元拨款归还，私人成了股东，实际成了马家的厂子。
这个厂，工人虽极困苦，股东却年年分红。有人计算，每月剥削工人6000元，全年72000元。这些钱绝大部分落入马家手中。宁达棉铁厂。1940年由军需处拨款1万元作资本，由建设厅厅长李翰园利用一所破营房筹办，从西安招来几名纺织工匠，自己打造了几架脚踏织布机，棉纱全是手摇纺的。之后，马鸿逵的侄子、军械处长马希贤染指其中，为之修配机械，依靠对工人的残酷盘剥，头一年就赚了好几万元。于是，李翰园根据马鸿逵意图重新提了个股东名单，一转变，厂子又归了私人。其股东是：赵文府、刘慕侠、马希贤、李翰园，每人股金为5000元。但工人不堪重负，要求增加工资，马希贤坚决不准，工人罢了工。一次，有五六个西安工人跑出工厂，藏在窑洞中不肯出来，相持不下，马希贤气势汹汹，要惩办工人。后来把他们放回西安了事。
火柴厂。抗战期间，马在宁夏城北门外开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火柴厂，由银行投资两万元，马希贤任经理。利用军械处所存之硫黄、黄磷等，产品销往西安、兰州，不到一年还清了投资，又成了私营，其股东照例是马继德、李云祥、马希贤、刘慕侠等人。
总之，在宁夏不办厂则已，只要厂子办起来，稍有赢利，立即为马家及其亲信所有，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克扣属下。马鸿逵对部属的克扣，也是“有口皆碑”的。早在北伐战争会师河南的时候，冯玉祥曾给每个官兵赏洋5元，马鸿逵将这笔钱全部私吞。旅长马全良建议他发给官兵，以便鼓舞士气。马却说：“赏洋么，狼吃羊羔，吁了（意即没有了）！”他的官兵，除驻泰安时期给饷较多外，经常是士兵每月1元或一元半。在发表他为宁夏省主席后，为了笼络官兵随他西来，曾拟定了一个薪饷等级表，这个表的薪饷水平尽管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低得多，但在马的部队中却是从来没有的。但是到宁夏时间不久，趁与孙殿英作战的机会，又恢复了每月1元至1元半的老章程。孙马战争结束后，又以推行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名，将发给官兵的薪饷，扣除伙食费之后，由总部军需处和省财政厅代为存入银行。名为储蓄，实际是石沉大海。马鸿逵还常以拖延发薪日期的办法克扣官兵职员，每月迟发10天至15天不等，抗战以来，物价日益飞涨，单靠薪水生活的公职人员，生活极为困苦。到解放前夕，马部一个上校级官佐，月饷几乎不能买一双鞋。所以军政人员贪赃舞弊，走私、勒索等，已成普遍现象。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家数口，两餐难保，三亲不认，四友少交，五内如焚，六魄饿掉，七窍冒火，八节徒劳，九死一生，十实难熬。”“领的是七折八扣的票子，戴的是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是脚踏实地的鞋子，内衬空前绝后的袜子，身着千缝万补的裤子，住的是东倒西歪的房子，盖的是流通空气的被子，过的是缺米少面的日子，怕的是亲友请客的帖子，四季是愁眉不展的脸子。”
让士兵给马鸿逵盖房子、种地，剥削无偿的劳力，是司空见惯的事。马在王太堡、大关桥、小关桥一带的土地，都由保安部队耕种；中山公园内则由炮兵团为他栽花种草。公园大门上横额原为“万物育焉”，人们则讥之为“万物育马”。1934年，马鸿逵为了给其父扬名立传，倡议开挖“云亭渠”，向国民党政府要来20万元，只花了工具、材料费3万余元，其余全部括入私囊，调军队无偿开掘，130多华里的渠道，搞了两年。这条渠所经的20多万亩土地，原来都是肥沃的荒田，马鸿逵从中独霸了几万亩，打了两个大寨子，与他王太堡的老寨子遥遥相对；其余绝大部分土地分别被其高级军政头目和地主豪绅占有，穷苦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不仅如此，又由于云亭渠的水是从黄渠分来的，黄渠的水就少了，其末梢的土地经常得不到灌溉，连年受旱，逐渐变成荒地，一些农民只好另谋生计，怨声载道。马鸿逵还在银川城内修了一座“云亭纪念堂”，地址是强拆民房而得，工程则由兵工负担。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拨款数十万元，开辟宁夏至平凉公路青铜峡段，除花了一些技工工资、炸药等费用以外，全部由军队开修，分文未给。1940年至1945年两次整修包兰公路，工程全部由部队负担，领来大批经费，马全部私吞。
金融垄断。马鸿逵利用宁夏银行，垄断宁夏金融，为自己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