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县政。县、区、乡一套机构，是马鸿逵统治宁夏的基础，也是为马拉壮丁、敛钱粮的爪牙。马鸿逵施政的特点之一，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但那些与土豪劣绅串通一气的县、区、乡长，总要“经手三分肥”，都要从中捞一些，马则贪得无厌。因而就产生了马与各县之间争夺油水的斗争。马凭借手中的权力，最后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开始，各县贪污很多，马所得不足，就向各县开刀。1935年夏，马鸿逵委派省厅、局、处长及军部各处长为“清查县政委员”，到各县、乡、堡进行清查、稽核。后据民政厅长冯延铸公布，各县存在“十大害”、“八弊”、“十二费”，均系县、区、乡长与土豪劣绅巧立名目，向百姓苛派勒索，层层榨取。马严令各县迅速查明贪污、侵吞案，限于年底清结，逾期严惩。但各县、镇、保长均与房、科相勾结，层层贪污，盘根错节，根本无从查起。马气急败坏，一次即撤了8个县长（当时宁夏共十几个县），代以十五路总部“八大处长”；并以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毕业人员，接充区、乡长职务。严令各撤职县长亲自押带本县区、乡、保长到省受审。全省约有1500个区、乡、保长被押到省城。省府组织特别法庭，追交赃款，并枪毙了中卫县劣绅王有栋。从此全省各县的县、区、乡、保长才俯首帖耳。
1936年，马以十五路军参谋长李翰园为民政厅长，同时，将全省县、科、区及公安、政警的长官，一律调军官充任，并在县设县佐以辅助县长，但军官与地方官本是一丘之貉，一到地方，照样搜刮民财，贪污成风。侵吞县乡经费、滥报开支、贪赃受贿、截留正款，种种恶行，较原任尤甚。马又对各县提出警告，制“三杀”匾额，悬于县府大堂。其内容是：贪赃枉法，诈财受贿，欺骗百姓者，应处死刑；违背法令，紊乱手续，蒙上欺下者，应处死刑；用人不当，考察不周，旷弃职守者，连坐治罪。马为了不使暴敛的钱粮为县长等截留中饱，的确大杀了一阵：1935年省垦殖局总办王敏悟以侵吞清丈土地登记费而被枪决。1937年枪决宁夏、宁朔、平罗三县区舞弊区、乡、科长、助理和政警队长9人。1938年枪决侵吞公款的宁夏县县长戴义赞。1939年，判处宁朔县长哈尔玉、宁夏县长马毓乾等人徒刑。1940年，集合全省城官吏，当众以皮鞭责打财政厅秘书魏烈忠，以木榔头敲碎盐池县长刘兆汉的踝骨。但这一味的杀和打，也并不解决多少问题，后来马鸿逵到底变得聪明了一些，即压榨来的钱，要各有所得，按成分配。从1941年起，规定县长除月薪之外，每月给特别费100元，田赋征实每石粮按5％提成，缉私者也给奖金。这样分赃分肥之后，各县县长等人有所得，马鸿逵得的更多了。县政办到这个地步，马鸿逵才觉得满意了。此外，各县、区长还经常向马孝敬一些土仪，如灵武县的水果，中宁县的枸杞，中卫县的蜜枣、香梨，宁朔县的大米，平罗县白菜，按季节源源送至“将军第”。
至此，宁夏的县政，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规章，除了催兵、办粮、要款，再操心好公路两旁的“马公柳”，以备马鸿逵专车经过时观赏，此外别无建设，更不过问教育。县长实际上成了马鸿逵的“差遣副官”。
立威警众。马鸿逵在宁夏一人说了算，“金口玉言”，但他意犹未尽，还要故作姿态，施展权术，立威警众。1938年，赵文府、海涛等清查田赋时，回来呈报：“宁朔县长哈尔玉勾结地方绅商，日夜聚赌，不理县政，将六张田赋通知单未曾分发，又将农民贷款收清未解交。”“卸任宁夏县长马毓乾将本年乡镇经费4500元迄未发放。”马见呈即大张声势，要枪毙哈尔玉、马毓乾，各厅长、处长向马求情减刑处理。马说：“我是主席，你们是厅长、处长，我要枪毙贪污，你们要替贪污求情，谁是谁非，召集省府各机关公务员投票公断。”于是，马召集公务员到大礼堂，抬来票柜，让大家就是否枪毙这两人投票表决。结果大家投的票都是枪毙哈尔玉，不枪毙马毓乾。马却暗中指示赵文府嘱咐军需处两个科员投个不枪毙哈尔玉的票，银行两个职员投个枪毙马毓乾的票。投票揭晓后，马鸿逵当众痛斥投票枪毙哈尔玉、不枪毙马毓乾者，说哈尔玉在军政界中没靠山没人情，而马毓乾是建设厅长马如龙的妹夫，有人情有面子。立刻令财政厅对投票不枪毙哈尔玉、枪毙马毓乾的4个小职员，每人奖给1000元。结果是哈、马二人谁也没有枪毙，完全是借机施展权术，诡谲变幻，立威警众。另一件是枪毙戴义赞案，开始，马大发脾气要枪毙戴，而几个厅长主张判处徒刑。马于是痛骂厅长们偏袒罪犯，还假惺惺地要向厅长们交出主席印信。吓得4个厅长马上联名签呈，枪决戴义赞。马即批了个“准”字，交军法处执行。有些头面人物出来求情，马则说：“去找4个厅长，只要厅长们答应，我没意见。”厅长们哪里还敢露面！戴义赞终于被枪决了。至于戴义赞是否真的罪有应得，在马鸿逵眼中并不重要。他并不是真的要惩办贪污，不过是借机树立他自己的威风。
马鸿逵还几次在办公的场合，责骂次子，谩骂之后，又命令宪兵拷打。一次由建设厅长马如龙倡言“大家跪下来替二爷求个情吧！”于是在场全体军政人员及士绅一齐跪倒在地求情，马训斥一番，始作罢论。教育厅长时子周是CC派，自恃腰杆子硬，在马鸿逵一次当众责打儿子，全体下跪求情时，他却昂然站立。后来，马鸿逵即故意寻隙挑衅，时子周站不住脚，只好离开宁夏。所以，责打儿子也成了马鸿逵威胁部属，抬高自己的一个手段。
非刑拷打。马鸿逵对抓到的囚犯经常非刑拷打。摧残致死者，难以数计，侥幸活命者，也多成为残废。宁夏大小监狱遍布全省，这样折磨囚犯的场所处处皆是。兹以位于银川城内东南角的东大狱为例，来看看马鸿逵是如何折磨囚犯的。
犯人入狱前都要搜身，所有东西全部没收，连裤带也不许有，只好提着裤子走路。牢房内除一个土炕外，只有一个破沙罐，供犯人便溺。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每次多则5分钟，少则3分钟，到时钟声一响，立即关闭号门，后到者要打军棍，或罚跪几十分钟。犯人的口粮，本来在省政府预算中列有专项，但因层层克扣，数量远远不够且不说，而且拨来的粮多是军粮局的仓底杂粮，大多发霉变质，以致犯人每天两顿饭吃不饱，多数犯人四肢浮肿，不少人因吃霉粮而呕吐腹泻。监狱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犯人得病者，有亲属的还可以送些医药去，无亲故者，只好听命于天。监狱一般不准亲属探视，尤其是政治犯，控制更严。有的家中有些办法的，多方送情托人，才得探视一次。家属送去的衣物食品，倒是可随到随收，至于犯人能否收到，也只有天知道。
不挨打的犯人是没有的，最普通的打是打手掌、打军棍、揭背花。打军棍时，犯人不许喊、不许动，否则加倍。揭背花是马鸿逵的独特刑法，即将犯人上衣脱光，左右两人架住犯人两臂，抱住两腿，由数人轮换用皮鞭在背上抽打，皮破肉烂，血点横飞；昏过去，用冷水喷洒，醒过来再打。
对于政治犯和其他重犯，则使用以下几种酷刑：
（1）上拔筋床：将犯人坐在一条特制的长凳上，两腿前伸，膝盖上压一木杠，两端各骑一人，然后在犯人脚后跟上垫砖，而且一块块地逐渐加多。
（2）敲踝骨：将袜子脱去，在踝骨下垫一层砖，上面用棍子敲打，踝骨被打碎则成为跛子。
（3）挫杠子：令犯人跪在两块砖上，左右各一人架住双臂，在两条小腿肚子上放一木杠，两端各以二至四人来回碾压。受此刑者，轻则两腿瘫痪，重则两腿骨被碾断。
（4）鸭子浮水：将四肢后捆，吊起来，面朝下；甚至将吊绳拴在大拇指上，背上还压上土坯。
（5）活埋：对政治犯经多次审讯仍不得所需的口供，最后就是活埋。
所有这些非人的刑法，其残酷程度，真不下于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
3．兵役暴政
凭借兵力霸占地盘，又以地盘来扩充兵力，二者交互为用，成为军阀的一个特点。马鸿逵统治宁夏17年中，残酷的征兵，是其暴政之一。
马鸿逵在其《回忆录》中，对宁夏的户政，颇为自诩：“经十余年之努力，已完成精密之户政制度。全省共编设一百四十个乡镇，一千一百○一保，一万一千三百七十甲（按：此数字不确），每户设有户口册。户口移动随时申报登记，严格而认真。”他如此重视户口，其目的有三：一是便于收税，从百姓身上尽可能地榨取。他供认：“过去以多报少，逃减赋税情形，完全无法存在。因此，田赋收入较过去增加二倍多。”二是为了反共，他自以为“除以军事占领外，宁夏境内，各级政府未见一潜伏共党分子出现，即因户籍管理严密之故”；第三个目的，他不仅在《回忆录》中没有说，在其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中也没敢提，但却纸里包不住火，即是为了便于他抓兵。17个年头，马鸿逵在宁夏抓了10万壮丁，宁夏解放前最高户数为12万户，即差不多每户都有1个青壮年为马鸿逵当兵卖命。现将马鸿逵的抓兵情况，分三个阶段叙述于下。
抗日战争前。马鸿逵于1933年从河南来宁夏时，仅带回1．2万人，蒋介石当时不仅不准他多带人回来，也不准他私自征拔壮丁、扩充武力。但野心勃勃的马鸿逵却偷偷地在5年当中征了4次兵。而每次征兵都有不同的借口，且花样翻新。1934年孙殿英进入宁夏。马鸿逵扬言：“孙殿英是土匪，有十万之众，进入宁夏，残害地方。宁夏老百姓应该拿起枪杆保卫家乡。”甜言蜜语，一下子骗征壮丁8000人，编为4个保安团，由马全良率领，全部参加战斗，屡有伤亡，尤以满达桥之战，伤亡最多。战后有些孤老寡妇曾包围马鸿逵乘坐的汽车，哭天喊地要儿子。马无耻地说：“向孙殿英要去！”随即扬长而去。对这些家属平时既无物质抚恤，找到他头上，连一句好话也没有。1935年，为了对西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一下子就“集训”壮丁1万名，并使之参加“韦州战役”。战役结束后，这批壮丁又全部编入马的正规部队。两次征兵之后，由于保甲长不当兵，因而不少身强力壮的人就钻营着当了保甲长。马鸿逵发现了这个秘密，就耍了个花招。1936年以集训为名，将全省保甲长调到宁夏城，说是交十七集团军集训之后，即可回家，实际是一个也没放回。这次抓兵9113人。1937年马又要扩充实力，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抽壮丁7640人。总计以上4次抽抓壮丁34000多人。由于如此频繁如此大量地抽抓壮丁，加上其他种种苛政，劳动人民在宁夏实在生活不下去，于是纷纷外逃。城乡富家子弟在天津、包头、平凉、兰州、凉州等地上学或做生意，不回宁夏。沿甘肃交界各县如中卫、中宁、同心等地农民，即往甘肃跑。沿绥远交界的各县农民则往定远营、五原、临河跑。还有部分农民和青年进步分子走向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有人估计全省每年外逃的不下25000人。这就造成宁夏人口基本上呈逐年锐减的趋势。据宁夏民政厅1940年公布的人口变动情况如下：
年份 人口
1935 1002876
1936 987930
1937 990724
1938 662110
1939 722808
拿1939年与1935年相比，人口减少将近28万人，扣除红军于1936年解放盐池、同心部分地区的5万人口，实际减少还有将近23万人，减少的大多是精壮的男劳力。这就必然引起田园荒芜，生产凋敝。这对马鸿逵的统治威胁很大。于是，马鸿逵又绞尽脑汁控制人口外流，派人到临近各省和本省各处捕捉，尤其对逃兵的搜捕更为厉害，逃跑两次者，抓住即枪毙。向各省行文，要求将逃往该省的宁夏户籍者勒令还乡。制止青年学生到外省上学，并且严令家属把外出学生叫回来。命令外地经商者回省。这些办法都收效甚微。他的最重要的办法，是加强保甲组织。从1936年起，在各县增设联保主任。各联保又增设专职书记一人，按月发给薪饷，负责推行保甲制度。保甲约规中明确规定：“于本保辖境内出入要道，设卡盘查行人，并设哨守望，派人侦谍。”并一律实行连坐切结，兄逃弟顶，父逃子替；一户逃跑，全族负责，连坐治罪。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农民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征兵抓丁。有的全家逃亡，有的被征兵之后伺机潜逃。有的以砍断手指、脚趾，以毒品摧残身体，以针刺瞎一个眼睛等对付“验兵”。猛于虎的苛政，造成惨绝人寰的状况！又由于许多年老孤寡拦阻马鸿逵乘坐的汽车索要儿子，马下令“再有人拦汽车告状，要枪毙县长”。吓得各县一听到马鸿逵要到县，便急忙密布岗哨，严禁群众在公路旁停留。马鸿逵除正规军队外，还经常在各县控制着八千到一万人的地方武装，名之为“壮丁训练队”，作为正规军队的预备队，并担负后方勤务、包围警戒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他将宁夏划分为三个警备区，金积、灵武、盐池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吴忠堡；中卫、中宁、同心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中宁县城；宁夏、宁朔、平罗、磴口、陶乐为一个区，司令部设在银川市，分别统辖各县壮丁队。县称总队、区称大队、乡称中队，以县、区、乡长兼总队、大队、中队队长，派军官负责指挥、管训。而这些壮丁，都自备吃穿，苦不堪言。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总动员的法令，如兵役法、国民军训、田赋征实等，这就给马鸿逵以更多的机会，借抗战之名，行其残民自肥、反对共产党、压迫广大人民之实。1940年在实行新县制的幌子下扩充和强化保甲组织，乡设民政主任，负保甲专责。区、乡、保、甲长都成了有薪金的专职人员，每年用于保甲费的开支达40万元之巨。对保甲户册籍的管理，花样不断翻新。绘制了“户籍图”，将各乡各村按顺序注明户号，即所谓“将不动之户宅地域，绘制成图，然后由图寻查能动之人，由不动及于动，由户及于人”。这实际是想把“能动之人”也限制成不动之物，以期使之都成为兵源。还制发了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和通行证，以防范“间谍”、“奸党”，并公布了检查法，组织军警保甲联合检查。每次检查，都有一些无辜的百姓遭受飞来的横祸。如1941年的总检查，共查出759人入户手续不合规定，都受到残酷的处理。有一次，一个逃兵通过永宁县望远桥、王洪堡，逃到中卫县境被捉获。马鸿逵亲自追问逃兵经过的路径后，立即将望远桥、王洪堡两个放哨的甲长枪毙了。银川市天成西商号，来了一位山西乡亲，当天没有申报临时户口，马鸿逵就要枪毙天成西商号经理，厅、处长和士绅向马求情，马认为是抗拒他的“政令”，借机发威，半个月不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