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陕甘支队主力全部到达榜罗镇地区，并进入就地休整。“榜罗”系吐蕃语译音，意为“盆地”。从地型上看榜罗镇也是这样，四周全是几百米的高山，在镇子四围成一个“盆”，榜罗镇就在“盆”底。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到达镇小学之后，又从当地和镇小学的资料室中发现了大量载有诸如红军在陕北，“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等5座县城，均为刘志丹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20年（1931年）之江西情形相仿”。这些书报上的信息，再次印证了中央在哈达铺做出的北上陕北的决定是正确的。
于是，在毛泽东住的榜罗镇小学校长办公室里，再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讨论了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同那里的红军会合，并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的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尽快传达会议精神，9月28日一大早，陕甘支队就在镇边的一个打麦场上，冒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重点阐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严重性。二是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是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四是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是严格整顿纪律，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注意扩充新战士。最后，他号召说：“我们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随后，又请贾拓夫（1934年作为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到瑞金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接着，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又先后讲了话。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充新战士，进行宣传等具体要求。
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陆定一在《榜罗镇》一文中写道：“昨晚通知，今天清早5点钟，召开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之所以挑选这样早的时间，是为了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些飞机，总是9点钟以后，在天空出现……”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于29日，亲率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先行出发。当天抵达通渭县城，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第一步。是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印发了《陕甘苏区略图》，在全军开展了到陕北去的政治动员。
9月30日，陕甘支队在通渭休整期间，在通渭城外的河滩上召开了军人大会，支队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第三纵队政委邓发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随后，全军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会餐和文艺联欢活动。
这次军人大会，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召开的两次军人大会之一。因此，在许多红军战士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第一次是在部队到达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那天，第二次则是通渭城外的这次盛大联欢。晚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激情朗诵了他的《七律·长征》诗。
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还在电令毛炳文：“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
还是在这一天，红二、六军团致电周恩来，寻找中央军委，是日与红四方面军沟通电讯联络。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泾水浊，渭水清，是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常常给没有到过渭河的人们留下几分神秘的色彩。然而，今天我在陕西的宝鸡、渭南，甘肃的武山、通渭等地看到的渭河，却非常令人失望，几近干涸的河床上流淌着的是臭气熏天，浑浊不堪的脏水，所谓泾渭分明。已经被泾渭合污所取代了。
但是，渭河在甘肃的土地上，是以“红”而光荣的，而不是以清而进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当然，传说中的渭河流域，也是人祖伏羲的出生地，且名列三皇五帝的中国古代帝王也多出于此。姜子牙就曾垂钓渭水。当年“宁在直中求，不在曲中取”的姜子牙，竟然用直钩钓出了腹有兵书的大鱼，引起了周文王对他的关注。因此。渭水也是姜子牙的发迹地。
站在散发着臭气的渭河岸边，听总后勤部驻武山综合库的刘副主任介绍：“1935年9月26日晨，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红军从鸳鸯镇丁家门村附近渡过渭河。一举就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让当时徒涉渭河的好多战士颇感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渭河的名气很大，要么是水深流急，要么有一场恶战。然而，红军过河时，一是枯水期水小，最深处才过膝盖；二是敌人前来袭扰时，毛主席指派两个连前往。打了几下冷枪，就把敌人吓跑了。”
刘副主任就是鸳鸯镇的人。他说：“我当兵之前，这里的河水还能用来淘米、洗菜、洗衣、灌溉。小时候经常到河边摸鱼捞虾，现在这河里鱼虾早已绝迹了。那时，渭河两岸种的都是水稻。一到收获季节，金灿灿的稻谷，能让人的心醉了。现在可好。成了一条废河，一条死河。”
据一份环保资料介绍：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的渭河，目前已经成为一条害河。仅2004年，渭河流域废水排放总量超过6亿吨，成为黄河的最大污染源之一。水清鱼跃，取之可饮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据水利总站测算，洪水季节，渭河之中每吨水的含沙量竟高达400公斤。由于泥沙的大量淤积，渭河下游也成了悬河。2003年8月，一场不大的降雨，竟使渭河流域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造成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亿元。在甘肃省渭源县境内的渭河源头的“品”字泉也早已枯竭。
这还是“长天一色渡中流，如雪芦花载满舟”的渭水吗？
通渭榜罗镇外红军当年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的打麦场，今天依旧还是打麦场。70年过去了，而打麦场功能却没有变过。我们来的时候，这里的夏收刚过，场上一垛垛的麦秸还散发着淡淡的麦香。当年毛主席讲话的那棵大核桃树也依旧枝叶繁茂。满树的核桃都有乒乓球大小了。当地一位姓丁的老人说：“你们再晚来一个月，这核桃就熟了。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红军来的时候核桃早下了树，你们又来早了。”
老人叫丁守义，是位复员军人，当时有70多岁。他说：“听老人们说，当年红军在榜罗，我们这南巷还是个土围子。围子里，家家都住有红军啊。红军在这儿住了好几天，最后才离开向北走了。我家还住过红军哩。’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18日当天，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和彭德怀的三军团，当天在大草滩至鹿原里一带宿营。毛泽东自从翻过腊子口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三个多月来的难得的笑容。据很多老红军的回忆录说，自从“两河口会师”之后。在川北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很难见到毛泽东有过舒心的笑容。陈昌奉说：“那天过了腊子口。主席一路上精神特别好。当前面的部队传来了红四团又在大草滩消灭了鲁大昌的一支部队，缴获了大批的粮食。主席高兴地说天助我也。”
据说，是夜，毛主席诗兴大作，信口就吟出了《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无从得知。因为这首《长征》现在文史两界都认同的创作时间是1935年10月，之所以有人说是作于9月18日的鹿原里，一是诗中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表述；二是由于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岷山后，第一天就到达了鹿原里。因为随后几天，主席一直忙于哈达铺整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干部大会，确定北上目的地等一系列重大事务之中，从工作和时间的比例上看，都不大可能有时间写诗。所以有人说，这首诗可能是在鹿原里写的，鹿原里就是《长征》一诗的诞生地。但是更多的人却认同《七律·长征》是问世于通渭，因为红一方面军的很多老兵都记得1935年9月29日，毛主席在通渭文庙小学诵诗的情景。通渭县城是红军走出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这天中央红军（此时称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原红一军团）的一大队，在杨得志、肖华率领下，日行军约50公里，顺利进驻通渭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也随队抵达。当晚，毛泽东在县城文庙街小学，与一大队先锋连指战员联欢，战士们喊着让主席出个节目。毛泽东说：“那我就给大伙念首诗。诗的名字叫《七律·长征》，不知行不行呀？”战士们就说好。毛泽东就大声地朗诵起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