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在草地以炒青稞和野草充饥，现在终于吃到了久违了的大米。到了哈达铺后，当地正值秋收季节，粮食入仓，猪羊肥壮。红军总政治部及时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后。各单位莫不杀猪宰鸡，有的单位一顿三荤两素。
杨成武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到哈达铺时，正是一个晴天的上午。眼前一片片的庄稼长着黄澄澄的谷子，成群的绵羊在山坡上啃着杂草。农民们三五成群地在田里劳动，偶尔还能看到骑在牛背上悠闲的牧童……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红军来了个别致的命令，全军上下，上到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挑夫，都发大洋一块。哈达铺是甘肃的边缘，东西十分便宜。一只百来斤的肥猪，五块大洋足够了，一只肥羊，才要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以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10个鸡蛋。蔬菜也只几毛钱一担。”
红军战士陈振国回忆说：“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后，有了大米白面油肉，杀猪宰羊，烹炸炖炒，常常晚上会餐。会餐时各单位还请来老乡作客，空中飘着肉香，到处是过年一样的欢乐。突然遇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吃得太多，身体接受不了，许多人拉肚子，个别同志饮食过量致死。林伯渠的马也因为吃多了小麦而被胀死。因此，总部马上下令定时定量，并不准私自在市场上买东西吃，卫生员和干部们还向大家解释肠胃久饿后不能猛吃猛喝的道理。”
肖锋是目前发现的几个在长征中坚持天天记日记的干部之一，他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打土豪筹粮食的情形：如“9月23日，打了两家土豪。他们把粮食和猪藏在山洞中，农民带我们去，捉回四头猪，挑回7000多斤麦子”。”又如“9月24日，打了两家土豪，搞到些烟叶和香烟送给军团的一些首长。打土豪得来的五只鸡，四头猪，用来改善部队的生活”。建国后担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国珍则在回忆录中说：“在哈达铺筹集了大量的粮食，主要是用银元买来的。在哈达铺附近的理川镇，鲁大昌的一个运输队驻扎在那里，我和先头部队赶到那里，把运输队截获，缴获了大量的布匹和棉花，分给大家做了棉衣。”
机要参谋童小鹏在9月18日的日记中也说：“下山出沟约20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着欢迎我们。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即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过来。”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当我们来到哈达铺镇子边一条河坝上集合时，群众主动聚拢来看我们，他们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其中有汉人，也有戴着白色圆帽的回民，还有几个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张脸的妇女，看来也是回民。他们毫无敌意，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将军还在回忆录中写了他的房东大爷：“房东大爷是一位谦和的老头，吃饭时举杯动箸都连称‘红军先生，请’。这时，大家都有些尴尬。酒过三巡后，才随和了一些，当王团长再次敬酒时，房东大爷站起来，慷慨地说：‘红军乃仁义之师，如此敬重老百姓，自古实为不多；红军乃天降神兵，一夜攻克天险，自古至今亦属少见，老汉今年六十有七，愿代表乡里向诸位一拜！’，说完拂袖离席，右腿屈膝下跪。当老人听说红军要北上抗日时，还把他65岁时酿造，埋在地下准备过70大寿的当归米酒拿出来，款待红军。”
红军战士杨定华则在回忆录《从甘肃到陕西》中，生动地记述了当地人民对于红军女战士的好奇和羡慕：“几位回、汉农妇格外亲热地牵着一个女同志的手向她们家里跑，一会儿所有女同志都被当地回汉农妇牵到家里了。她们对女同志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对女同志实行检查。她们向女同志胸前一摸，自然立刻肯定是男是女，红军同志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后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请她们吃了很好的晚饭。”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在今天的哈达铺，关于“一张报纸定方向”的说法，近几年来成了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因这个充满偶然性和传奇性的故事，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中说法不一。
众所周知，早在红军进驻哈达铺的八天之前，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调整了长征目的地。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他说还这样做的原因是：“原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由于张国焘分裂，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因此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就是在到达哈达铺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还决定让毛泽民和谢觉哉去新疆建立交通站，接通国际通道。但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中央突然改变了原定去苏联边界的决定，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定在陕北。
9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的第三天下午，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我们要到陕北去。”而决定红军长征最后落脚点的决定的突然改变，的确是起因于一张或几张、几十张报纸。现在的哈达铺的红军长征纪念馆中，还展出了一张当年登载相关消息的《大公报》（复印件）。那么到底这张报纸是什么报？又是谁最先发现了的呢？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韩尔明介绍：“目前至少有五种以上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报纸是《大公报》。张闻天1935年9月22日，写的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读书笔记。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9月28日的《前进报》上。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该文较为详细地摘引了1935年7—8月《大公报》关于红军在陕甘地区活动的报道，得出了“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的结论。另外他的夫人刘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1986年也回忆说：“我们到了哈达铺，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7—8月份的《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中，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有苏区根据地。”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读书笔记》，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红军在哈达铺留下的唯一的原始文献，而张的笔记中唯一提到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第二种说法，报纸是《山西日报》。最先找到报纸的，是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据曹德连回忆说：“1935年9月，我们到岷县附近一个村庄后准备宿营。这时，军团部派通信员来叫梁兴初和我去接受任务。毛主席说：‘指导员请注意，给我们找点儿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我带一部分人到邮局去了，找到一批近期的报纸。上面有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找到报纸以后，曹德连立即派人把报纸送给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聂荣臻的回忆，与曹德连的互相佐证：“在哈达铺，我和军团长林彪得到了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阎锡山部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就赶紧派人送给了毛泽东……”
第三种说法，报纸是《晋阳日报》。最早的发现者是“四老”之一谢觉哉。到了哈达铺后。谢觉哉“拿着一份《晋阳日报》去厕所。发现报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就连忙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找到了彭德怀。彭德怀看后非常高兴，就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彭（德怀）从毛泽东处回来，兴奋地对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其他领导已决定，到陕北去和刘志丹会合。’”
第四种说法。是毛泽东亲自找到了多种报纸。1976年9月，在长征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重访哈达铺，据他这次回忆“主席一进哈达铺，没有直接到住处。而是到对面的邮政代办所翻报纸，边翻边把有用的放在一边。我记得那些报纸是《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和《西安报》等”。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给周恩来当卫生员的陈诗林找的报。据1996年陈诗林回忆：“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对邓大姐说，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小老表，现在你也没啥事，以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与其他同志一道顺便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完立即走出四合院，一上街就碰上了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懿、严文魁、谢登鸿。我们四人吃完饭，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拿回来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和大家拿来的报纸有关系。”
韩尔明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他说：“当时哈达铺客商云集，订报种类较多。红军能够发现的，也许不只是一张报纸。当时，红军充满了对‘家’的渴望，都在寻找落脚的地方。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后，党中央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应该说，是党和红军中的多人，找到了好几种当时的报纸。才作出了前往陕北的重大决策。”
这次在哈达铺，我从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出来，也下意识地去了马路对面的当年的邮政代办所。这里曾是陕西王姓商人的店铺。两间铺面，约有十多平方米，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柜台上，还陈列着一张1935年9月12日的《大公报》。
当年是哪张报纸的报道，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今天我们也许难以准确地弄清了。但是哈达铺的报纸改变了中央的决策，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走在今天已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哈达铺，穿行在有着“红军长征第一街”之称的马路上，我不由得从心底里对拄着双拐陪同我们参观的韩尔明馆长，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韩尔明是1978年告别三尺讲台，奉命前来管理维护红军长征旧址，整理长征史料的。刚来时，五处旧址，只有三处已被确认。另外两处的确认，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韩尔明到来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在认真管理维护被确认的旧址同时，他还积极搜集整理史料，走访健在的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他说：“以我个人的力量，虽然不能让各个旧址都能得到确认。但是我相信，这些努力，迟早都会被认同的。”
到1985年宕昌县委、县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时，韩尔明已经在这里用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做完了建馆前的全部准备工作。
韩尔明是甘肃省舟曲县人。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30个年头了。从认定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住过和开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义和昌”药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及周恩来住过的小院“同善社”，红一方面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址“关帝庙”，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贺龙、任弼时住过的“张家大院”和哈达铺原来的“邮政代办所”，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他说：“1978年6月，我们刚开始筹备建馆，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就来了，是他给我们指认了周恩来在这里的住处。那天他到哈达铺后，直接向下街的一座小四合院走去，这里有3间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他指着院子肯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就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和周总理的住室。’将军看到周围有很多学生，就笑着问：‘同学们，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同学们齐声说会。他就在周恩来旧居前，和同学们一齐放声歌唱。随后又为我们题了诗‘红军越岷山，哈达大整编。万里云和月，精兵存六千。导师指陕北，军行道花妍。革命靠路线，红星飞满天。’临走时，将军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管理好，维护好。’1985年，跟随贺龙元帅长征时警卫员周龙也来到哈达铺，指认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贺龙、任弼时住过的‘张家大院’。至此，红军长征在哈达铺留下的五处旧址，全部得以确认。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也于当年正式成立。并承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题写了馆名。2001年6月，中共中央宣部正式命名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别时，韩馆长告诉我们：“2002年之后，宕昌县又先后投资几十万元，对旧址进行维修和扩建。如今，这里已成为红军在甘肃省长征沿途文物陈列最多，原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旧址。红军长征广场暨纪念馆展厅的建设，目前也已完工。主要由广场、展厅和纪念碑三部分组成红军广场占地25亩，可容纳数万人举行集会。据说，这是目前全国红军长征途经的14个省（区）中，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设施最齐全、功能最完备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红军到在哈达铺后，通过整编和休整，使全军明确了北上陕甘苏区的方向，增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部队的物质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红军走完长征中的最后一段路程，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9月23日，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首次打出陕甘支队的旗帜，率领7000多人，浩浩荡荡离开哈达铺，向东北方向的天水前进。
4日，当陕甘支队到达岷县间井镇后，突然调头北上，以急行军速度，一天半行程170里，于26日到达渭水河畔的武山县鸳鸯镇。此时，陕甘支队已胜利完成佯攻天水的任务，迫使大批原驻守于渭河沿线的敌人被调往天水。
26日拂晓，陕甘支队从容渡过了渭河。
而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决定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任朱绍良为所属之第一路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二路总司令。杨虎城为第三路总司令，马鸿逵为第一边防区司令，马麟为第二边防区司令。尔后，蒋介石又安排晏道刚和曾扩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和政训处长，以监视张学良。不久，张学良就职后，即率东北军主力及陕、甘、宁、晋、绥等地方军近20万人，向陕甘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27日，红军先头部队急袭通渭，占领通渭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