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从甘肃省俄界地区出发，继续长征北上。16日，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前进中击溃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第六团的阻截，当日下午逼近甘肃省南部要隘腊子口。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是川甘两省的天险门户。素称“天险”，隘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有一条宽约30米的腊子河，深约3米，不能徒涉，河上有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在桥头和山崖上筑有碉堡，以一个营扼守隘口，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阻止红军通过腊子口。16日16时，陕甘支队先遣队红四团到达腊子口附近。红四团决定，以第六连从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第一、第二连迂回到隘口守军侧后，两面夹击，夺占隘口。入夜，攻击开始。团政治委员杨成武指挥第六连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桥头猛冲，国民党军居高临下。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固守桥头堡，第六连几次猛攻均未奏效。17日凌晨，第六连又由15名战士组成三个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突击，疲惫与消耗守军。团长王开湘（又名黄开湘）率领的第一、第二连从腊子口左侧攀登悬崖陡壁，迂回守军侧背，突然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守军腹背受击，近两个营被歼，其余溃逃，拂晓，红四团夺取天险腊子口。接着，红军在大草滩（今三草滩）歼灭守军一部，18日，在岷县道路上俘一个排。
点评：此战，红军用兵灵活，战法奇正结合。关键时刻，团长又能身先士卒，故此获胜。作战中，共歼灭、击溃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第五团2个营及第一、第六团各1个营。缴获手提迫击炮3门、各种枪支1500多支，为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打开了通路。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黑多的乡亲们，沿着腊子河继续北上，向哈达铺走去
在隘口以北两公里的朱立沟口（藏语直译为李子沟），新建的大桥跨河而过，一座大型的水电站正在建设之中。在工地上，正在负责施工的甘肃省电力设计院的高工告诉我们说：“这座发电站是1976年修建的。现在进行的是第二期扩建工程。当时鲁大昌的碉堡就在现在的二号机组那个地方，我们当时用了500公斤炸药才端掉的。隘口西边的陡壁，也炸掉了十几米。这次扩建还得再炸宽点，要不连机房都建不下。”
红军从这里走过半个多世纪了。站在今天腊子沟口，已想象不出当年那震耳欲聋的枪声和飘扬在硝烟中猎猎的战旗是什么样了。只有涛涛的腊子河水和耸立的石壁以及挺拔于隘口的纪念碑，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一切……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自8月底林彪率一军团先头部队进入达拉沟之后，蒋介石似乎就发现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一会儿坐镇成都，一会儿飞抵西安，倾其西南、西北之兵力，分南、中、北三路，“包剿”朱德、张国焘率领的从草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封堵”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追剿”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红一、三军团出川北上之后，火速调集20万大军，从南北两路同时向甘川边境地区推进，企图将我北上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消灭在达拉沟至腊子口以南的汉藏结合部地区。
早在中共举行俄界会议之前，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就奉蒋介石之命，将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和唐淮源第十二师调到夏河、洮岷地区，对红军实施“严密警戒”“并相机截击。”随后，他又命鲁大昌重兵死守腊子口，同时，他还命令卓尼土司兼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将所属两万地方武装，部署于迭部沟（即达拉沟至腊子口）和洮岷一线，全力配合鲁大昌的第十四师，共同“相机截击、歼灭”北上红军。
而此时的军阀鲁大昌却仰仗自己的势力，骄横霸道，在甘南这片自古就是卓尼土司的封地上，对主人杨积庆发号施令。要杨积庆拆除沿途栈道，实行坚壁清野，分兵各处袭扰并从后路堵截红军。这自然引起了杨积庆的极大不满，而鲁大昌也是洮岷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军阀，早就对土司杨积庆处处摆“主人”谱的样子心怀不满。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因此，两人早就貌合神离。在对待红军的问题上，态度更是不同。当鲁大昌驻防岷县，重兵防守腊子口，准备利用杨积庆遍布甘南各地。特别是迭部沟的藏兵，沿途反复袭扰、疲惫、迟滞红军，进而将缺衣少粮，人困马乏的北上红军，最后一举消灭在腊子口的深山峡谷之中，以绝后患。
然而，杨积庆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也听说红军进入达拉沟后，正逢秋雨连绵，当地天气阴沉，道路泥泞难行，加之，达拉沟沟深谷狭，桥深栈道残损不堪。大队人马很难迅速通过，因此杨积庆对红军处境深表同情。但是，他也迫于国民党政府和朱绍良的压力，为了在夹缝中保存实力，求得生存，他一方面响应命令，调兵遣将，掩人耳目，一面又冒着很大的风险。暗中派心腹人物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将手下的二万藏兵分散各处，不与红军为敌，并愿意帮助红军，“尽快走出自己的领地”，随后，他命令下迭部仓官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还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遭雨水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狭木桥修好，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杨景华等人很快按土司命令，召集迭部各旗总管、头人，按土司命令分散武装，抽调部众，抢修达拉沟、尼傲峡栈道、桥梁。随后，他又命杨景华秘密到崔谷仓与红军接头，在红军过境时开仓放粮，当时正好毛泽东正率领队伍从旺藏经过白龙江仙人桥，翻越卡拉尼巴等两座大山，向腊子口方向开进。9月16日，红军路经崔谷仓。杨景华即遵照土司的命令为红军开仓放粮，给每个过路红军提供十斤小麦，将崔谷仓囤积30万斤的小麦全部开仓放完，他们又打开另外一仓，放出半仓，让过路红军全部装上了粮食，解决了红军北上粮草不足。
为此，红军总政治部过路人员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粮仓的仓板上写下了：“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的告示，并在仓内留下苏维埃纸币两捆，作为粮款。
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蒋介石闻讯后，又命令朱绍良以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和杨积庆的地方藏军，在岷县、洮州（今临潭）和西固（今舟曲）严加防范，同时急调胡宗南部进入陕甘、调川军兵将进入甘南地区，围堵红军。
8月5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杨积庆所辖迭部沟一带。杨积庆土司再次给红军让路济粮。支援红军通过藏区。他还主动撤除所辖迭部的防卫，秘密派人为红军带路，让红二、四方面军沿着红一方面军北上路线向前进发。仅红军从达麻寺到鹦哥花园，一路上就得到了土司几百石粮食的接济。使红四方面军顺利再克腊子口，在临潭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当红军离开藏区后，杨积庆土司又命令所属和部落收留、安置失散在藏区的红军伤病员200多人。
然而，杨积庆土司所做的这一切，被视杨积庆为心腹大患的鲁大昌等人视为“私通红军。”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串通国民党特务进行密谋策划，利用土司内部矛盾，派其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策动杨积庆土司手下团长姬从周、方秉义发动叛变，将杨积庆土司一家包围在官宅之内。杨积庆土司等人当即进行武装抗击，但是终因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人，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就这样倒在了史称“博峪事变”的枪声中。同年9月，杨积庆8岁的次子杨复兴（藏名班麻旺秀）继任卓尼第二十代土司并兼任洮岷路保安司令。
卓尼土司，是甘肃藏区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管辖范围大的土司家族。盛时，辖地自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的甘肃南部，以岷县山麓为基础，东至岷州归安里交界百里有余，南至西固四川松潘交界400余里，西至洮州六峭库近200里，北至洮州交界150余里。下辖50多旗，600余族，20余万户。到杨积庆继任第十九代卓尼土司时，其势力虽然在上一代土司杨作霖时期受到过较大挫伤，但依然有辖地近四万平方公里，下有48旗、属民520族、约11600户。在藏区武装方面，设守备一员，千总两员，把总四员，外委七员，共统兵两万余骑，把守边口5座，隘口25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