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可能一下子在某一个时刻决定，在所有战斗中都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所有战斗中肯定有一个重要时刻，可以被看作是决定这次战斗胜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再进行的战斗，只能算作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能看成是原先那个战斗的继续。如果能对这个时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在战斗失利时考虑是否能够利用援军有效地将这个战斗持续下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由于没有明确地把握好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使得人们有时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消耗了生力军；相反，在还存在转机的战斗中，有时却又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挽回败局的大好时机，这些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以下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拿附近用三万五千人的兵力与拿破仑率领的六、七万兵力进行会战，结果败得很惨，几乎是全军覆没；可就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吕歇尔将军企图以一万二千人的兵力让会战起死回生，结果只能是异想天开，以毁灭告终。
另举一例，就在那一天，大约二万五千名普军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名法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一直战斗到中午，结果失败了，可是兵力尚存，遭受的损失与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差不多。而普军却错过了大好时机，这时完全可以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带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军来扭转局势，可他们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这样做了，那么这次会战也许就不会失败了，甚至还会转败为胜。
所有战斗都构成一个整体，每一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决定战斗的胜负。这个总的结果也许不是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讲的那种胜利，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根本无法预料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有时则会因为敌人提前撤退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计划。在许多时候，哪怕是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总是早于构成胜利概念的主要成果出现的时刻。
我们不禁要问：一般情况下到底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即从什么时刻起用一支势力较大的生力军去扭转局面完全是一种无为的消耗呢？
如果把无所谓胜负的佯攻排除在外，那就是：
[1]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夺取对方的一个目标，那么当对方失去这一目标时就是胜负己定的时刻。
[2]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对方丧失这个地点的时刻。但并非总是千篇一律，当所要占领的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会这样。假如是一个非常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无论它有多么重要，敌人都会不冒任何危险地把它重新抢夺回来。
[3]在上述情况除外的其他所有场合，尤其是在以消灭敌方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决定胜负的时刻取决于胜利一方有很强的凝聚力，斗志也很旺盛，而失败的一方即使再增加兵力（有关这一点，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我们已经讲过）也于事无补。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就把这一时刻作为划分战斗单位的依据。
在战斗过程中，假如敌人的军队只有极少一部分秩序混乱或者丧失战斗能力，而我方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处于散乱状态，那么我们就无法恢复战斗；假如敌人完全丧去战斗能力，但很快又恢复了，那么我们仍然无法恢复战斗的。
所以，实际作战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也就意味着留作预备军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只凭这一点，就可以影响胜负），那么对方想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可能性就越小。任何能在战斗中合理使用兵力，以及随时都能充分利用预备军的精神效果的统帅和军队，都能更大限度地取得胜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战争中，法国军队，尤其是在拿破仑的统率下作战时，往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另外，胜利的一方参战兵力越少，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重新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来得就会越早。比方说一小队骑兵在迅速追击敌人以后，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够重新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能够很快消除，而整个骑兵团要恢复原有的秩序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状态的步兵想要恢复原有队形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如果是多兵种组成的部队，由于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不同，战斗一开始时队形就会发生混乱，相互之间又不可能都明确地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变得更加混乱，所以恢复队形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重新组织和集合军队，并稍加整顿，安置适当的地点，重新恢复战场秩序，这些需要的时间也是很长的。可以这么说，队伍越大，恢复秩序的时间也就越久。
显然，当胜利者还没有调整好状态时，黑夜的到来自然就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间。另外，复杂的地形和隐蔽地也会延缓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是话又得说回来，黑夜对胜利者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想要利用黑夜进攻而取得良好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像1814年3月10日，在郎城约克进攻马尔蒙那样成功的例子是很少见的。同样，隐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能起到掩护作用，使敌人无法反击。所以，黑夜、隐蔽地和复杂地形，对想恢复战斗的失败者来说，会更加困难。
我们前面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特指单纯增加的兵力，即从自己后方调来的援军，因为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常见。当然，如果援军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讨论，战略范畴内的翼侧攻击与背后袭击的效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使战斗恢复而采取的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属于战术范畴。我们之所以讨论它，是因为我们必须谈到的战术效果，以及必须使概念涉及到战术范畴。
军队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有可能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并非始终如此，有时也可能适得其反。这一问题取决于战斗的各个条件，我们不想在这里深入地讨论它。但下面两点有助于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
第一，翼侧攻击与背后攻击对决定胜负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决定胜负本身的影响。在战斗恢复时，首先应该去争取胜利，而不是避重就轻地去计较成果的大小。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一支赶来试图恢复战斗的援军，应该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不应该直接去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并不是这样，究其原因，下述第二点可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效果。
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与背后，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因为处于危机状态中的敌人往往是散乱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如果是在战斗初期，由于敌人的兵力集中，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肯定有所防备，所以这种攻击在战斗初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情况变得让他们有机可乘。
因此，我们只能坦然地承认，在许多时候，援军突袭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同相同的力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对恢复战斗毫无希望的军队，如果出其不意地去攻击敌人的翼侧或背后，就能重新恢复战斗。在这里精神力量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是无法估计的，于是大胆和冒险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在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还是一个未知数时，必须考虑到之前提到的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那么，援军所进行的新的战斗完全可以与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战果，那样原来的失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但是，在战斗的胜负已确定无疑的情况下，那就是另一回事，援军所进行的新的战斗会产生新的结果。假如援军兵力很少，难以和敌军对抗，那么新开始的战斗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利的结果。相反，如果这支援军实力强大，能独立进行下一个战斗，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但尽管如此，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也无法从账本中勾销。
以库涅斯多夫会战为例，腓特烈大帝的第一次进攻就占领了俄军的左翼阵地，并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这一天的战斗结束时又都失去了，因此第一次进攻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把会战的后一部分进攻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便是失利了，也不会把第一次战斗所取得的胜利从账本中勾销。
如果在战斗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能预料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设法扭转战局，这样就可以把不利的结果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甚至能够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意思也就是，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会很容易发现，在结束战斗以前，各部分的战斗结果都只是暂时的，在总的结果中有被抵消掉的可能，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假如我方军队被击溃得越多，同时也意味着敌人消耗的兵力越多，因此敌人的危机状态肯定也越严重，而我方在生力军方面的优势也就越大。如果这时总的结果突然变得对我方有利，战场和战利品都被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消耗的所有力量都都转化为我们的纯利，相反我们以前的失败倒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于是，敌人在短暂胜利时觉得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被一笔勾销，余下的只有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丧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难在战场上就是这样变化无常。
总之，如果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完全可以以更大的胜利来击溃敌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战斗(假如它真的很重要的话）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扭转战局，千万不要等着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利格尼茨进行决战时，道恩元帅曾有援助他的想法。可是当劳东失败的时候，道恩虽然有充足的兵力，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
这就告诉我们，在会战以前进行艰苦的前卫战，其实是一种下策，如果不是不得以而为之，就应该尽量避免。
此外，我们还得研究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战斗结束了就等于完结了一件事情，那么进行一次新的战斗时就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依据。可是，这一结论与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即复仇心是相互抵触的。从最高统帅，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具有这种感情，所以，复仇心最能激起军队的斗志。当然，在这里必须记住一个前提，即被击溃的不是整个军队，而只是其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复仇心肯定会由于整个军队都灰心丧气而淡化了。
由此看来，为了补救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展开第二次战斗时，就会很自然地利用到上述精神力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第二次战斗肯定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许多非主要的战斗中，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不是取决于复仇心，而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
在蒙米赖，令人尊敬的布吕歇尔，当他的两个军被击溃以后的第三天，于1814年2月14日再次率领第三个军奔赴了同一个战场，这完全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与他相遇的可能是拿破仑本人，那他肯定不敢去复仇；但他当时以为遇到的是马尔蒙，结果他那种高尚的复仇心带来了悲惨的结局，最终由于失算而遭到再一次失败。
几个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的距离，是由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来决定的。这种配置如果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属于战术部署。但是，有一种情况必须指出，那就是当它们的距离很近，无法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即在战略上它们所占的空间被看作是一个据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被看作是战术部署。可是，在战争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便是负有相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当的距离，虽然它们的主要意图是进行同一个战斗，它们也可能会分别进行战斗。所以，这种配置就被看作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类战略部署的有：军队被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被分成几个纵队进行行军；派出一些前卫和侧方部队，或者确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预备军；把分散宿营的军队集中等等。人们可以发现，这类战略部署是经常出现的，如果说它们在战略上被看作是辅币，那么主力会战，以及具有相同性质的会战则被看作是金币和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