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真理，更多地是通过批判而不是条文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就是批判，所以，批判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与实际更加接近，而且通过反复应用，会让人们对这些习惯产生依赖，从而更加相信这些真理。我们不但要确定用哪种观点建立理论，而且还要确定用哪种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单纯地描述历史事件区分开来。单纯地描述历史事件往往是罗列一些具体事实，最多不过是讲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包括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存有疑问的史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研究是两回事。
第二，从原因推断结果。这属于纯粹的批判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理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在理论中需要用实际经验来确定、证实，或者需要加以说明的论点，都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既有赞扬，又有指责。在此，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面两种，纯粹的考察历史的批判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要探求事物的源头，即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它不能像平时那样半途而废，即不能仅仅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假设。
由原因推断结论时，常常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无法了解真正的原因。就实际生活与战争而言，这种困难常会出现在战争中。在战争中，很难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而行动的动机，就更难说清楚了，因为这些动机不是被当事人故意隐藏，就是因为它们出现得既偶然，又短暂，所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要与历史的研究相结合，即使如此，有的时候原因与结果还是会不吻合，也就是说结果不能被当作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或唯一产物。这样一来，注定会会产生脱节现象，即我们无法从所有历史事件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一旦出现这种脱节现象，就必须停止研究，不需再继续推论下去。假如自以为已知原因足以说明结果，并且对它过分重视，那真是最糟糕的了。
批判的研究除了上述外在困难，还存在一种很大的内在困难，那就是战争中的结果极少是只由一种因素造成，大部结果都是由诸多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只单纯地认真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往往不够，关键还必须弄清每个原因所起的不同作用。如此说来，就必须深入地对原因的性质进行探讨，这时批判的研究自然就会进入纯粹的理论领域。
批判的研究，就是对所运用的手段进行检验，搞清当时的指挥官所使用的军事手段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实现了指挥官的军事意图。
要想了解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必须研究手段的性质，这时研究就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在批判中，最为重要的是找到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等的、不会产生疑义的真理，不能凭主观想象作出论断，因为没有事实根据，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被人信服，同样道理，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某种观点来反驳你的论断，如此一来争论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且得不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任何教训都得不到。
前面已经讲过，不管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可以进入理论的领域，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假如有一种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真理，那么在考察的时候就可以把在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依据，不必再次去追溯求证。然而，在这种理论还没有成为真理时，在考察时就一定要追溯到底再次求证。如果经常这样，著作家就会感到非常烦恼，因为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要想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分析，都从问题的源头开始考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著作家就只好满足于自己随意提出的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然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就不够清晰，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证实。
所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即真理，才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倘若批判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无法使人得到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心悦诚服，并经得起考验。
假如认为理论可以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含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考察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这也是一种误解。倘若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一丝一毫侵犯神圣的理论，这简直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对问题细致分析的精神，同样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只有批判具有这种精神，才会进入真正的理论研究领域，从而更进一步说明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反，假如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照搬理论，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研究得出的所有肯定的结论，比如原则、规则或方法等越是成为呆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远离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理论本来是供人应用的，指导人实际行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只能由实际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能将理论上的这些结论用以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能与步兵同一战线，而应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常识规定，然而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不加分析地加以指责却是愚蠢的。在批判过程中，首先应该探讨违反这一规定的原因，只有在发现违反规定的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加以反驳。再比如，理论上已经明确指出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几率，然而，凡是采取多路进攻而又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不加以分析就认为失败是由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是采取了多路进攻，并且获得了战斗胜利的情况下，又反过来说理论上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存在片面性，是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批判时的分析精神所抵制的。理论上经过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确认了的，批判时就没有必要再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作出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论据可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手段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探讨采取的手段与目的是否相适应，当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就很容易完成。
假如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此无法有条不紊地充分发挥它的作战力，那么奇袭的效果，即奇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假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使用包围攻击的战术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否为了取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他所选则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倘若他采用这一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而他又没有从具体情况出发，仍然像以往见到的那样，只是依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作出选择，那么，他必定会犯下错误，因为他误解了手段的性质。
在此，批判地探讨原因、检验手段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将重点放在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很容易。假如人们抛开同整体的联系，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能够随意地这样做了。
可是，像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彼此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其结果也会对整个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都会使最终的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样，每一种不同的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标。
所以，只要某个现象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继续研究原因所导致的后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依据最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还可以视这一目的为达到最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由此，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再存有疑问，不再需要进行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研究到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说能够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这样的向上溯本求源的过程中，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所以，同样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也许是适合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也许是必须抛弃的。
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事物的原因常常是与依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必须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能够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当然，这种从下至上、从上至下的追溯，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事件脱离原因越远，影响它的各种情况就越多，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因此人们所探讨的原因离事件越远，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也就越多，而且还要分辨这些原因将对事件产生怎样的影响。假如找到了某次会战之所以失败的原因，那么也就找到了此次失败影响整个战局的原因；然而，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面对不同的情况，其他因素也会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立足点的提高，也会增大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因为目标越高，为达到这种目标所必须运用的手段也会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渴望追求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须做的，以及可能做的都应该加以考察研究。
这样一来，考察的范围就会大大增多，而困难也会增大，人们就更容易迷惑、慌张。因为，面对那些还没有发生但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加以考察并作出许多相应的假设。
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向卡尔大公进攻时，拿破仑的目的是：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赶到之前，迫使他决战。倘若仅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这种手段应该是选得很正确的，并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因为卡尔大公的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抵抗，当他发现敌军兵力那么强大，而且行动那么坚决时，就匆匆退出了战场，并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阵地。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不但可以直导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援助莫罗与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同时还能取得与他们的紧密联系。拿破仑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是这样设想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但是，假如从较高的立足点--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战役，拿破仑选择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无疑是一种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倘若奥地利人在施太厄马克将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组成强大的预备军，那么卡尔大公就能够进攻意大利军团，果真如此，意大利军团不仅会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惨败。当拿破仑到达菲拉赫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痛快地签订了莱奥本停战协定。
假如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而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与维也纳之间没有什么预备军，那么，维也纳也会因为意大利军团的步步紧逼而受到威胁。
拿破仑如果知道奥地利首都并没有军队掩护，而且也知道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据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进攻奥国的心脏就是存有目的的行动了。至于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如果奥地利人非常重视维也纳，甚至不惜以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为代价，那么进攻维也纳就可以被看作是最终的目的；假如拿破仑从某种情报中了解了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结束。如果对这一点还存在疑问，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更高的立足点继续批判，并进一步提出：假如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继续向本国辽阔的腹地后撤，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发展呢？很显然，假如事先没有对莱茵地区双方军队可能存在的事件进行研究，那么就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法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取得胜利问题不是很大；但这又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法国督政府利用这一胜利会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想乘胜追击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这个强国，还是只想占领大部分奥地利帝国的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筹码呢？想要推断法国督政府所做的选择，只有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