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研究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败奥地利国家，法国的兵力还远远不够，以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造成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即使只想占领奥地利的大片国土，也会让法国人面临兵力不足的困难局面，那么，这种结果必定会对意大利军团的地位造成影响，而且使人们不再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毫无疑问，这正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立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原因所在。这个和约，让奥地利国家丧失了一部分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役之后也难以收复的地区之外，再没有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倘若法国人没有考虑以下两个问题，就无法签订这个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这一和约作为进军的目。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对上述两种结果的评价；尽管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使奥地利人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双方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奥地利人都将付出巨大的牺牲，然而只要签订这一条件并不十分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种牺牲，面对这种情况奥地利人是否认为值得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抵抗，直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将得到什么，它是否不会因为一时的失利而丧失斗争的勇气？
思考第一个问题，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每当人们提出极端的计划时，都会顾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由于这方面的考虑，人们才常常放弃这样的计划。
第二个问题也必须去思考，因为人们并不是同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对象作战，而是同实实在在的必须时刻警惕的具体的人作战。这一点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明白，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的赫赫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由于这种必胜的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向莫斯科发起了进攻，然而那次他失算了，因为经过数次大的战役他的威名已有所下降。在1797年，他的威名如日中天，而且人们还没有发现他顽强抵抗到底的威力，尽管如此，假如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受益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在1797年他的威力也许会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对这个战例的考察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作为实例这个考察已经充分说明：当人们追溯最终目的时，即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涉及的范围多么广泛、多么繁杂，遇到的困难将是多么巨大。从这里就能看到，对事物的了解除了理论认识之外，天赋的才能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要想阐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分辨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主要还是依靠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考察除了要检验已经使用的手段，还要检验可能使用的所有手段，这也不能缺少天赋的才能。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可能的手段，假如无法做到，就没有理由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使用的战术很少被提出，但不可否认，提出这些没有在实战中使用的战术并不是对已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现有理论加以规定，它只能依靠丰富的实际经验，通过智力活动才能得到。
那些少数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战术决不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经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战术视为伟大天才的表现，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尽管如此，这种具有独立性的创造仍然是必要的，而且这种行动主要表现了批判的考察价值。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围攻曼图亚，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集中兵力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所有乌尔姆塞尔军队，他的这种战术可以算是获得辉煌战果的最可靠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他也确实获得了他所预想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之后再来解围时，他都采用这种手段，并且获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受到了人们异口同声的称赞。
当时，如果不是彻底放弃围攻曼图亚的想法，拿破仑就不会在7月30日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无法保住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根本没有办法取得第二套辎重。事实上，后来的围攻已演变为单纯的包围，虽然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只需维持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却耗费了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曾经因为批判者无法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办法，而以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救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被众人批评和轻视，以至于这种方法最后被完全遗忘。这种战术在路易十四时代经常奏效，但是在百年之后竟然无人问津，成为世人所遗忘的角落，喜新厌旧的习俗对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呀！倘若认为这种手段还有使用的价值，那么进一步研究就不难看出，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拿破仑围攻防卫圈内设置的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时，完全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五万援军，因为他们即使是做一次尝试性进攻都是非常困难的。
在此我们不打算深入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觉得，以上论述足以说明这种手段的价值。至于在当时拿破仑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依据他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已经出版的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他曾考虑过这一手段的蛛丝马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这一手段也都没有被提到过，可见它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现在，重新提出这一手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只要人们能够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足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提出这一手段，同时将它与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分析，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不管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这都是必须分析的。
1814年2月，当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这些战斗中打败了布吕歇尔的军队之后，他就不再理会布吕歇尔，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施瓦岑贝格，并且在蒙特罗和莫尔芒击败了他的军队。大家非常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声东击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部队，巧妙利用联军分兵进攻的错误而出奇制胜。在这些出色的战斗中，尽管没能挽救拿破仑最终的失败，但在多数人眼里，失败并不是拿破仑的过错。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提出：假如拿破仑当初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将他一直逼到莱茵河边，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局势必定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联军的主力也许不会进军巴黎，而是退回到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与我们的这种见解一致，但是既然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战术，那么在批判时就应该加以探讨，而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反对的。
较之前一例中提出的战术，在这里提出的战术更易被人想到，可惜人们总是习惯于追随某种现成的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将之忽略了。
虽然有些批判者意识到，应该提出更好的战术来替代受到指责的战术，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战术只是主观意识，却没有指出相应的论据。因此，不是人人都能信服他们提出的战术的别人同样也可以提出其他的战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没有任何论据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许多军事著作中，都会出现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其优点还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加以说明。所谓说明，就是结合目的比较两种手段的特点。假如能用简单、直白的道理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必然就会停止，或者从中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否则争论将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倘若我们不满足于在上述例子中提出的一个较好的战术，想要进一步证明不将矛头指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追击布吕歇尔更为妥贴，那么我们就必须提出以下理由作为依据。
第一，一般情况下，向一个方向持续进攻要比声东击西更为有利，因为后以战术比较浪费时间；另外在敌军损失惨重而士气下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连续发动进攻，更容易获得胜利。
第二，尽管布吕歇尔的兵力比施瓦岑贝格弱些，但是他敢作敢为、果断行事的性格使他成为最重要的敌人，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三，当时布吕歇尔的兵力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拿破仑所占的优势非常大，要将布吕歇尔逼至莱茵河边不成问题，因为布吕歇尔在这个方向上的援军都是不堪一击的。
第四，将布吕歇尔逼至莱茵河边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最重要的是让施瓦岑贝格这样一个以优柔寡断闻名的将领产生更大的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施瓦岑贝格侯爵一定非常了解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以及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受的打击。假如布吕歇尔在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段完全被孤立的战线上遭到重创，消息一定会犹如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岑贝格的耳里。拿破仑为了向联军施加压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发动进功，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显然是为了恐吓对方的，然而，那时的情况同战争初期相比大相径庭，拿破仑在郎城和阿尔西的两次战役中均遭到了失败，而布吕歇尔正率领十万大军向施瓦岑贝格靠拢。
当然，上述理由并不能使所有人信服，但是那些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至少不能反驳说：假如拿破仑继续逼近莱茵河，威胁施瓦岑贝格的阵地，那么施瓦岑贝格会转而进攻巴黎，威胁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足以证明，施瓦岑贝格绝对不会向巴黎进军。
现在，我们再就上述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讲讲这个问题。拿破仑自认为他所采用的是击溃奥军最有效的战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他所能够得到的胜利也只不过是图有虚名罢了，对攻陷曼图亚并没有起到特别的作用。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战术是阻止援助的最有效的办法。即使我们的想法也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这一战术并不是最可靠的，甚至认为采取这一战术获胜的可能性更小，那么也必须对这两种战术进行比较：一种是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是所获好处较少，也就是说战果较小；另一种虽然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是战果却非常辉煌。假如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必定会赞同后一种方式，只有看问题肤浅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态度。拿破仑当然不是胆小鬼，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战况的实质，并预见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战术时，往往需要引用战史，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实际经验比所有的哲理更有价值。当然，这种历史引证是有其特定的条件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里来论述。可惜这些条件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引用时更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在此我们还要考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批判者在评判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对事物已知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何时何地完全抛开这些现有的东西，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假如批判者想要对当事人进行赞扬或指责，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一方面要搜集、了解当事人所掌握的一切情报，以及产生行动动机的所有原因，另一方面又要排除当事人当时根本不可能了解的所有情况，同时还要抛开已知的战争结果。然而，这不过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原因，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人眼里的反映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些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细小情况已无从考证，而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未被提到过，即使那些被谈到的主观动机也往往夹杂着许多推测。这些主观动机大多是从当事人那里，或与他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但是在回忆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往往不是很详细，或是故意隐瞒实情。因此，当事人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人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不容易了。假如只是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同事件本身没有关联的事情，那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抛开所有重大的事情，不但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里我们先谈一谈结果。倘若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可采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判断产生结果的原因，这种推论不可能不被已知结果所左右，因为我们是在已经了解了结果的情况下考察这些事物，而且其中某些部分还要参照已知结果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对批判来说，战史中出现的所有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以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其他未知的事物是再自然不过的。所以，尽管有时想抛开结果，但还是不能完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