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得的结论，从整体上来说是建立在经济决定、由充分信息和相对理性所产生的这么一种假定上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讨论，合作经济或计划经济总可以给出理想的结果，而个人主义经济只有在（形式上的）特殊环境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撇开充分信息的假定，这些结论的某些力量必定会失去。因此不如此就是不理想的情况，可能因预计的失误或错误信息而偶然产生。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可能似乎比上述情况更为实际），在决定合作经济或计划经济如果发生错误，就会产生对理想的偏离。但并没有理由说，因为有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就把缺少充分信息时发生的不同情况都等同起来。在我们有根据地下任何结论之前，对哪怕是尝试性的结论，都需要做好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首先可以讲，先前所得的结论未必是因缺乏充分的知识而完全失效，作为趋势来看，我们的推测还可能是正确的，决不会离题。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特别要讨论因不完全的知识而发生的偏离，哪些是特别有联系的，哪些是一点也没有联系的，哪些是实际上可能遇到的。但在此我们是处于特别为难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分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不会很深刻。
关于对理想的偏离，我们也许可以很有效地区别为：在各种活动中因努力和资源分配不当而发生的偏离和因无用乃至有害的各种活动发生的偏离。在实践遇到的某些更为偏离理想的情况可能属于后一种类型（虽然在理论讨论中仍强调前者）。我们在第五章、第八章的实例中指出了在一个个人主义的经济中发生的显著偏离理想的情况，是由存在可以叫做完全反社会或对社会无用活动的结果所导致。只要偏离理想主要是由于这种掠夺活动的存在所导致，就可以有某种根据说，缺乏充分的知识不会显著地影响到我们关于理性的集体经济的结论，因为这里所要决定的问题决定着所要从事的某种活动是否能对整个集体产生合意结果。只要待决定的问题本身不含糊（但要注意广告这样的情况），似乎不必深究事实，就可以轻松地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这种活动是反社会的或对社会无用的吗？” 也可以设想在一个有理性的计划经济中一种大而且很显著的偏离理想的情况是不大会被人忽略的，并且比不显著的偏离更不容许发生。
更一般地说，不充分的知识实际上不可能严重到完全推翻我们的论点，我们可以引证业务实践的经验，或管理非竞争经济的经验作为对这种论点的支持，至少可以大致判断什么是可获利的信息，什么是集体企望的信息。这些当然构成我们先前讨论中假定的（为作出决定所需的）有关知识的总和。虽然嗜好、欲望和生产技术的迅速改变可能严重推翻这个论点，但无论在个人经济或是在集体经济中，最能够适应消费者愿望的，是更正错误的能力而不是避免错误的能力。
只要由不充分的知识造成的偏离的确对处境有所影响，考虑其最可能发生的形态和可能有的影响就成为很紧要的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充分的知识对有理性的个人非个人情况的影响并不是对称的。当有完全信息的个人情况未能实现其理想结果的时候，不充分的知识可能使情况接近理想，也可能远离理想。但在非个人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面对这样的不同情况，因为对最适度情况的任何偏离，几乎都必然是不利的。
在进行考察以前，把有关的情报分为以下三类：
[1]关于影响任何个体本身活动的信息；
[2]关于影响几个个体活动的信息；
[3]有关气候、一般资源情况等的所谓自然现象信息。
毫无疑问，直接有关的个体较之任何中央统筹机关，一般说来更容易得到第[1]类的情报。因此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就可以有说服力地讲：某些企业的经理人比之政府代理人，一般会得到关于有效运用其设备所需条件的更好信息，即使政府代理人自己在某一时期曾是相似产业的经理人也不例外。代理人很少可以完全精通任何特定厂商的业务，当地试图同时运作很多细节不同的产业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如果主要是对从事者本人有影响的活动，只要从事者掌握了完全的知识，即使在个人主义的安排下，也会进行得很理想；可以料想，即使信息不全，在个人主义的秩序下一项活动也会非常接近理想。
当某些人不知道那些只有统筹机关的成员才知道的某种技术信息时，以上的结论会发生例外。例如，有些农民对政府所深知的农业技术上的一项特别改良，可能一无所知。但这种例外不过要求统筹机关把信息传播一下。
但当有关信息属于第二种类型，各个集体成员的活动都相互联系的时候，如果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则个体的经济成员所得的信息就会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信息传播机构可能会有所改进，但这种措施仍是不完善的，而且使孤立个体所得的信息一定要比统筹组织的职员少得多。在一种个人主义经济中，个人要当前和未来的活动最终是建立在非统筹决策的基础上的，在每一给定时刻都有正在制定的和将要制定的决策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传播关于别人未来活动的信息，就必须是不完全和陈旧的。
希克斯列举了预期不能实现的两类原则（这种情形可以因集中计划而减少）。第一，预期可能不一致，在这种情形下，显然在某些预期必然要遭受失望；第二，即使预期都相似乃至都相同，依据这种预期制订的计划也可能与预期的结果不一致。例如，季节初期的作物预期通报可以为农民提供某种指导，这可以使他们了解别的农民所订的初步计划，以便相应地调整他自己的计划并在计划中说明。但他们只是推测一下其他农民的计划有什么改变而已。相对歉收的早期情报，很容易引起预期价格高涨的联想从而使很多农民竞相扩大种植面积，在季节结束时造成供过于求。在一个完全统筹的经济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供过于求，也就是说，要是真的出现过剩，那也是出于其它的原因。但也要注意，管理机关这种获知预期事件信息的优越性是由于它能控制这种前景，而对于非管理经济的前景，事实上它也像任何经济成员一样，得不到任何可靠信息。
关于类型[3]即所谓自然现象的信息不全，不论在个人的安排上或者非个人的安排上，一般似乎都未见其有什么明显的长处。如果为了改进这方面的信息，需要统筹组织开支很大的研究基金，则非个人安排，可能有某种长处。再者，个人进行的研究，可能发生某种重复，因为不可能充分传播，甚至还可能有意保密所得成果。另一方面，试图组织统筹研究也有可能只会阻止研究。
我们从以上所能得到的尝试性的教训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个人发挥首创精神进行研究比较有利，也就是说，在研究者所从事的活动只影响本人时，知识的不充分可能正合个人的心意。类似地，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集体行动就会是合意的，这是由于这里必须考虑并协调很多个体的计划，不完全的知识有可能加强对集中统制的需要。但必须强调，因为前提太抽象，所以推出的这些结论至少必须打些折扣。
我们可以将信息不全对各种安排的稳定性的影响归结为几句话。不过至少有点抽象，因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有一种情况，只要提供完全信息，内在是稳定的；但要是知识不充分能变为不稳定，因为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下虽然会误解可以尽可能地好，但他还可能错误地相信不这样的也许会更好。
同样，如果集体成果不能意识到只要改变他们的活动就可以改善处境，知识不充分还可能使不稳定的情况成为稳定。未来的每项革新，只要认识到它的可能性，了解到它的结构，就会在目前产生影响；这个事例足以说明不充分的知识会增大稳定性。
一般说来，人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对作为他们决策基础的那些现有的信息和估计，往往存在怀疑，因而在他们的计算中引进了风险的因素。这意味着：既然人们喜欢确定而不喜欢风险，同时一群个体也有机会依据后果的确定性改变他们的活动，达到所预期的无差异边缘，那么他们对于只是看上去可能实现的结果，就不愿意进行这种改变。只要人们普遍抱着“捞取实惠”的态度，那么，存在着缺陷的无疑会使任何处境增大其稳定性。事实证明，很多被公认为为不完全的经济体系之所以能稳定，毫无疑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知识的不充分。然而在经济中也常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人，他们用很低的比率，甚至还可能是负的比率来折算风险，对于这些人，上文提到的疑虑有时就可能不重要了。然而，就是这些人也许也不太可能肯冒报酬极微的潜在风险，所以尽管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在想要影响现状的人看来，只有预计能得到很高利润的结果，才值得他去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因素仍可以增加现状的稳定性；然后也可能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因为人们可能高估改变成功后所带来的报酬，或者高估得到报酬的可能性，因而作出了改变，这种情况看来很难根据标准的概率计算来加以判断。
如果认为这一节在论点上使用的朴素心理观点有某种正确性，那就勉强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假如偏离理想使从事者获利甚微，公认的知识不充分的存在就将促成合作的协议，以免采取强制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明显的。第二个结论同稳定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说存在这样的风险时，个人的安排对于风险大、获利多的行业的投资将过多，然而对于风险不大、报酬更为适中的行业，将投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