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仅限于讨论一般性的问题，我们还能提出一些并非纯粹破坏性的意见；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便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福利经济学的范围。我们试图分辨：在什么情况下，理性有可能促使公民们需要政府的干预，做了这个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对具体问题提出客观而明确的意见了吗？难道我们就能说，在某种给定场合，政府应该或不应该进行干预吗？再进一步地问，假如我们能够断定人们赞成干预，我们能提出干预的类型和范围吗？这里，像先前指出的一样，我是非常怀疑的。
诚然，要是有了外部经济，很多特殊情形的确可能出现：垄断产量可能太大，竞争产量可能太小。由于我们不了解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怎样在有关的不同领域内影响通常的结论，我们就不能假设这些偏离平均起来会相互抵消，因为假设未知事物有相等的可能性是一种谬误。除非在任何给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估计出外部经济的大小和影响，或除非在特殊的场合我们可以指明外部经济是可以忽略的，不然我们作为实证主义的经济学者是完全无权说话的。在一个存在外部经济的世界上，难道我们只依据理论就能断定配给制更易于加重对理想产量的偏离吗？或者从这个观点就说所得税比直接税不合意吗？或者就应该允许出售配给券吗？大多数表示福利经济学成就的结论似乎都值得怀疑，有些看起来甚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问题总的来说在于，只要在我们经济单位活动的结果上，我们承认有某种特定类型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那我们的分析很可能就会全盘崩溃。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把这些类型的相互依存关系简单地假定为可以忽略或者根本不存在，就会把人引入歧途。这样的假设并不是中性的，它宁愿坚决地引导我们接受放任主义的思想，我们切不可受欺而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有意义的结论。如果结论是这个样子的话：除非是出现重要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不然的话情况就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开始考察问题可能最有意义的部分。我们无非是为掩饰我们的无知找到了遁词而已。
我们能一般地说生产上和消费上的外部经济不重要吗？我非常怀疑这一点。我们只要考虑两个有相同人员和设备的工厂，一个设在与世隔绝的无居民区，另一个设在工业区，虽然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一样，其生产成本会怎样变化就够了。诚然，如只假设有相同的人员，我们就失去了论证的某些说服力，因为雇工的训练和技巧是从厂家地理上的接近得到好处的一个例子。
同样，我们可以想象到，要是处于另一个社会，就像在当地土生土长似的，完全吸收了它的文化，（虽然我们的机会并未改变）我们的消费需求和模式会怎样的改变，这也许就可以看出消费上有外部经济的意义了。
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人的购买力或一家厂商的产量有了微小的改变，对于环境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些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略而不计的。但我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注意这些微小影响的总计结果，因为这些微小影响的重要性可能会达到在它们经济管理方面的头等大事的地位。的确，我们的消费愿望还是很不确定和易变的，因而在消费者主权的讨论上，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数都是既细小又不重要的，只要用一种有些粗略随便的方法照消费者的需求去做就是了。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那么，要是用操纵价格来影响购买，它会真正深远地影响到消费者整体的福利吗？回答可以是肯定，但我们有把握吗？
这里应当澄清两点。第一，我并不认为由于我们的分析结构处于一种高度不完善的状态，而使我们不能尽到经济理论家应尽的责任——作出绝对明确的回答，因而对有关的实际问题，就可高举双手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而无能的想法并不是我的意旨所在。我相信政治家在很多情况下，不管分析得完全或不完全，在许多这样的问题上，都应当主动地或被动地付诸行动。自然，我不能否认，信赖一些常识和经验，总要比我对善良的意图是否合意进行挑剔，要有价值得多。我也不认为政治家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从“实用”经济学家的观察和判断上得到有益的帮助。第二，我真诚地相信这样的福利理论尽管不太高明，也能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在否决虚假的论点和轻率的谬见上会很有用，这种有益的作用是应该永远受到欢迎的。正如庇古教授曾指出的，抽象的议论要是只成为一个空箱子，是不能指出（在经验上）什么是正确的，但它却常常能（表示矛盾所在）指出什么是不正确的，甚而往往能指出什么是尚待证明的。勿庸置疑，这种作用在过去被证明为并不是没有什么价值。而这种价值，可能就是写这本书的主要理由。
但是像“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这类问题大部分还仍然是经济学上的空箱子，这就使现存的拙劣福利理论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应用。
依据经验上的调查和对经济单位活动的相互依存问题的分析，对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进展的希望呢？我不能装作能够提出哪怕是尝试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课题如果引起了实践家们的极端重视，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