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感到没有这种快乐就会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去获得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为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而特意安排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可能要比肉体或精神的其他任何需要更能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如果人类没有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由种子生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能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不必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劳动，肯定不是用来帮助上帝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这些先决条件被满足之后，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上帝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实现上帝的神圣构想，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制造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作思考，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若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备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原因相同结果总是相同，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上帝的力量经常被察觉，或者更解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敢确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的各种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确定不移，农民才勤奋劳作、未雨绸缪，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娴熟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一切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依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非常显而易见，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若不是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赖散的，厌恶劳动的（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人居住了。正是这种原因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难以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富饶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走出野蛮状态。
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暴力革命可以把原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不见人影。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对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形成妨碍。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口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大致平衡，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局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因为在人类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可以在勤劳的帮助下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口稠密，它必然也能让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实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对精神的发展有利。当然，过大的刺激或过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规则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也许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整个地球不可能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冰天雪地，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的物质微粒都浮在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想得到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在没有根或树枝的情况下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生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也无可非议。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分立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它能够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不过，与栎树的情况一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导致输往树干的树液的减少，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最具智慧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没有奖勤罚懒，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从全人类着眼，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出现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不必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钦佩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做这种努力大都是受许多人的狭隘动机所驱使，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从人类现在的这种现状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华，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具有较高的天赋。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必然经历，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培养人的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令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这使得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被唤醒，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出现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