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原误作“卷十”，今改正。）《佛图澄传》引（注释：《高僧传》引文为：“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不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注释：《历代三宝记》卷三“魏甘露五年”条下注文为：“颍川朱士行，景先出家，即汉地沙门之始也。”）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此遽易吾说也。
8.《牟子理惑论》辩伪
《理惑论》三十七章，全文见梁僧佑《弘明集》卷一，题汉牟融撰，附流云：“一名苍梧太这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殆即是书。融，字子优，不字子博，《后汉书》有传。其为太尉，在明帝永平十二年，史不称其有著书。本书称“孝明皇帝云云”，其决非太尉融所撰，更不俟辩。即谓汉末有同姓名者，然书中自序，称“灵帝崩后……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谒请署吏”，则苍梧平民，非太守也。故仅就原书标题论，已支离不可究诘。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义不相属。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初托诸笮融，或以笮字形近转讹为牟，或因笮融不得其死，传此书者欲别依托一有令誉之人，偶见后汉名融者有一牟太尉，又事热心求法之明帝，与佛有缘，遂展转嫁名于彼。此所推测，虽不敢必当，要之，后汉初之牟融，决未尝著《理惑论》，而后汉末无牟融其人者，则可断言也。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善属文者所在地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其中更有数点最足证明伪迹者。
一、原文云：“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注释：原误作“道士”，今改正。）相见。”考《后汉书·西域传》：“于阗自王敬矫命造乱被戕，桓帝不能讨，自此与中国绝。”灵献之交，中国人安得游于阗？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于阗交通盛开，作伪者乃有些言耳。
二、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耽（注释：原语作“既”，今改正。）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灵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
三、原书凡三十七章，自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注释：《弘明集》卷一原文为：“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下七篇，故法之焉。”）佛经皆译“章”为“品”。作伪者窃取斯义，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见于（维摩诘经》之佛国品，乃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之总名，亦名三十七法，非篇章之谓也。作伪者耳食误用，殊为可笑，即可证其书出支谦罗什所译《维摩》盛行之后矣。
四、原文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注释：《弘明集》卷一原文为：“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云。”）后汉人著述，亡佚虽多，其传于今者亦不少，至如单篇零札，裒而录之，可逾千篇，除襄楷奏议外，吾未见有一语及佛法者。王充《论衡》，专以批判为业，亦未齿及。此实汉代士大夫不知有佛学之明证。既无闻见，安有毁誉？此作伪者，道晋宋间情状耳。
此书龂龂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此盖在顾欢《夷夏论》出世前后，其他辨毁容，辨无后，皆东晋闻三教辩争之主要问题。而作此书之人，颇以调和三教为职志，亦正属彼时一部分之时代精神。故断为晋后伪书，当无大过。但理既肤浅，文复靡弱，其价值又出《四十二章经》下矣。
惟有一事足资旁证者，著书之地，托诸交趾。原序云：“时交趾（注释：《大正藏》本《弘明集》卷一《理惑论》原序为“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此或为汉末交趾佛教颇盛之一种暗示，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为孔道也。
9.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玄奘法现为中国佛学界第一人，其门人慧立，本住持幽州昭仁寺，贞观十九年，奘师初归自印度，开译场于长安之弘福寺，诏征天下晓法能文之僧襄焉，立以其耳年六月应征至，任缀文，自后追随奘师二十年。奘师寂，立乃综其生平，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都八万余言，而彦悰为之笺，悰亦奘门弟子也。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其后关于奘师传记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续高僧传》、智升之《开元释教录》、靖迈之《译经图记》、冥详之《玄奘法师行状》、刘轲之《大遍觉法师塔铭》。宣、升、迈、详，皆奘门人，惟轲之铭，作于开成四年，距师寂一百七十五年矣。诸家所记，什九皆取材于慧立之本书，故本书实奘传之基本资料也。
本书近百余年来，英、法、德、俄文皆有译本，为之疏证者且不少。其在本国，则因《大藏》外无单行本，见者反甚希，研究更无论矣。清季，扬州刻经处始从藏中抽印，学者便焉，然讹脱尚不免。此本为民国十二年季冬，支那内学院所校印，欧阳竟无生先以朱印本见寄，读之欢喜踊跃，举其特色如下：
第一，文字的校勘。依日本弘教正藏本，对勘丽、宋、元、明四藏本，凡文字互有异同处，皆斟酌其义理较长者改正，复用可洪（注释：原语作“可珙”，今改正。）《音义》、慧琳《音义》校勘俗字，文字上殆已精审无憾。
第二，记载的校勘。取《大唐西域记》及道宣、智升、冥详、刘轲所记述，其事迹有异同详略处，皆旁注比对，令读者得所审择，最为利便。
第三，遗像及地图之附录。卷首有奘师遗像，神采奕奕，竟无师系以一赞，能状其威德，令读者得所景仰。复有刘定权所制《玄奘五印行迹图》，盖参考西籍复制，大致甚精审。
第四，年岁之标记。本书自贞观十九年以前皆不记年月，读者茫然不能确得其时代，最为憾事。校本卷端标列年号及奘师岁数，实为年谱之雏形。内中奘师西游之年，本书及一切传记皆谓在贞观三年，吾尝考定为贞观元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二五至一二九页），竟蒙校者采用，尤觉荣幸。
本书得此善本，吾深为学界庆幸。惟于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者。吾三年前尝发心造《玄奘年谱》，牵于他课，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赓续，偶因读此本，触发旧兴，抉其要点，先制一简谱以就正于内学院诸大德云。所征引书及其略号如下：
（原名） （略号）
《旧唐书·玄奘传》…………………………… 史传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即本书）………… 本书
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 续传
智升《开元释教录》…………………………… 开元录
靖迈《古今译经图记》………………………… 图记
冥详《玄奘法师行状》………………………… 行状
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 塔铭
以奘师之如此伟大的人物，其传记资料如此其详博，而苦不能得其详确之年代，洵学界一异事也。其圆寂岁月，为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无可疑者，惟生年不详，而享寿岁数，诸家多阙不载，或载而不实，因此，撰年谱者遂无从着手。今列举异说如下：
甲、五十六岁说。《旧唐书》本传云：“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此说纰缪特甚。师年逾六十，佐证甚多，观下文所列举自明。且师卒于麟德元年，岂尚有疑议之余地？况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耶。官书疏舛，一至于此，可叹！
乙、六十三岁说。《行状》述师语云：“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其年即师之卒年也。本书校本即从其说，以得寿六十三推算，定为生于仁寿二年。但据吾所考证，《状》文误记也（详说下）。且《状》中又云：“贞观三年，年二十九。”若以六十三岁推算，其年仅二十八耳，自相矛者一年。
丙、六十五岁说。《续传》云：“麟行德元年……告门人曰：……行年六十有五矣，必卒玉华。……”此与《行状》所记略同，惟易“三”为“五”。
丁、六十一岁说。本书未记得寿几何，惟于武德五年条下云：“满二十岁。”于贞观三年条下云：“时年二十六。”今依此推算，则麟德元年应为六十一岁。
戊、六十九岁说。《塔铭》云：“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春秋六十有九矣。”《塔铭》虽晚出，而所记最得其真，在本书可得切证。校者主六十三岁说，乃据他书以改本书，大误也。今例举其文：
一、显庆二年。本书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六岁。”然其年九月二十日师上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焉已至。”（本书卷九页二十一）以六十九年推算，是年为六十二岁，若仅五十六岁，无缘用“已至”二字。
二、显庆五年。校者标眉云：“法师年五十九岁。”是年为初翻《大般若经》之年，本书于本年条下记其事云：“法师翻此经时，汲汲然恒虑无常，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本书卷十页三），依《塔铭》六十九岁推算，是年正六十五岁，与本书合，《续传》及《行状》致误之由，皆因误记法师此语之年岁，盖以初译《般若》时所言为译成《般若》时所言也。其实依本书所记，语意甚明，盖六百卷《般若》，诚不易卒业，师以耆年任此艰巨，故当削稿伊始，作“加我数年”之思，以此自励励人耳。若如《行状》所记“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此语成何意味？而校者乃据以破本文之“五”字，益支离矣。
总之，慧立著本书时，偶遗却“享寿若干”之一句，遂令吾侪堕五里雾中，犹幸《塔铭》有明文，而本书所录此两条为极强之佐证，故奘师年谱之成立，尚非绝望。今试根据本书，正其矛盾，为简谱如下：
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西纪五九六）法师生。
仁寿三年（六○三）八岁。能诵《孝经》。
炀帝大业四年（六○八）十三岁。始出家。
大业十一年（六一五）二十岁。始受具戒。
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二十七岁。在成都坐夏学律。
案：本书云：“年满二十，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疑是误并两事为一事。
武德六月至九年（六二三——六二六）二十八至三十一岁。遍游京师江汉河北诸地，从师问学。
太宗贞观元年（六二七）三十二岁。是年八月，犯禁越境，西游求法。冬间抵高昌，为其王曲文泰所礼待。
案：师之西游，本书及一切记载皆云在贞观三年，误也。所以致语之由，盖缘师在外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归，从十九年上推至三年，恰得十七个年头，遂相沿生误。今考“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之语，始见于师在于阗所上表，而其表文实作于十八年春夏之交，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何从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师曾在素叶城晤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杀，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师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看本谱贞观十六年条下案语），若出游果在三年，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师出游冒禁越境，其所以能然者，则由霜灾饥荒，搀在饥民队中以行。《续传》所谓“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是也。考《唐书·太宗纪》云：“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正与《续传》所记情事相应。若贞观三年，则并无“霜俭”之事，其不合四也。以此诸证，故吾确信师之出游乃贞观元年而非三年。其详见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