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由很多因素决定,我想敏感可能是第一位的。我恰好是个敏感的人,而且生活处处给我荒诞。
证明自己
第一天报道的时候,门口武警拦住我,要证明。给单位打了电话,才被放进去。办公室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单位的人。但是武警再也没有拦住我要证明。一拨一拨的武警换来换去,有的陌生面孔偶尔拦住我。
问,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上班。
回答之后,上楼的时候,心里苦笑,我怎么能算这个单位的人呢?只是临时借用而已。那个证明我身份的证明不知被丢在什么地方。
局外人
2008年5月19日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通知下午两点在办公楼前一起集合,哀悼汶川遇难的同胞。通知时只通知了正式人员,我想到时自己一人默哀吧。下午1点40分早早来到办公室,两点的时候,楼下边人开始集合,排位置、整队行。我呆在楼上想起昆德拉的一篇小说《爱德华和上帝》,觉得开始那几段描写的就是我现在。2点28的时候,默哀开始了,楼下汽笛长鸣,我站起来,对着国旗,默默向死者祈祷。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也许暗喻了以后的路。
借宿的地方两年搬了三次家
在忻州两年时间,借宿的地方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是国庆节的时候,好好的楼房拆了,要修草坪。机关后勤管理中心在和平西路临时租了些房子,我随着杂志社搬过去。和平西路离单位很远。有五里多路,坐车不方便,每天步行四趟,二十多里。那是一幢刚竣工的大楼,临时办公,单位又大都没有钱,没有装修就那样搬了进去。前后楼盘相互之间离得很近,还有一些没有竣工。为了防火,或者什么原因,没有窗户,玻璃都打不开。一进去,就有股窒息的石灰、水泥和不知名的混合气体的味道。每天中午,一到下班时间,急冲冲往回赶,为了能多睡一会儿。晚上,回去之后,看门的老头咯哒一下把门从外边锁上了。他还同时看着几幢未竣工的楼。整个大楼里就住着我一个人,咚咚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我的脑海里出现无数恐怖电影的镜头。然后笑笑,进了住的那间屋子,呼吸着窒息的气味,看《我弥留之际》、《百年孤独》等现代文学。后来,大概又过了一年,也是一次假后回来,发觉单位大楼前的鱼池填了,几个工人正在上面抹水泥。过了几天,原来是鱼池的地方建起一座汉白玉台阶,上面竖了一根金属杆,用来升国旗。一下子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不知道以前那些金鱼哪里去了?国旗一直飘扬,没有见升过,也没有见降过。后来,杂志社又搬到单位对面一个院子里,我跟了去,想起战争时代的动荡不安。
把饭解决掉
刚来忻州,在机关后面一个灶上吃饭。老板兼厨师,胖乎乎的一个家伙,很爱笑。每天的饭菜没有一点油花,像日历一样苍白和重复,而且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吃饭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只我一个每顿都吃。国庆节后,住的地方搬到和平西路,不愿意每天吃完饭再回多跑路,而且也实在吃腻了,便在半路找一小饭店或大排挡,把饭解决掉。在这些地方吃饭的人大多是民工和学生,洗碗的面前放两大盆子,把刚用过的碗筷放进其中一个水十分浑浊的盆里,摸布呼啦一次,再在另一个里涮一下,还滴着水就又端出来。老板们把饭上得很满,有几次看见端饭的人拇指插进碗里,开始觉得恶心,后来竟能隐忍不发了。每天东游西荡乱吃,几百天时间,每日三餐,吃遍了单位周围的小饭店。我知道了这个城市哪个小饭店的米线好吃,哪里的盖饭又便宜又量足,哪儿的饭店是正宗四川风味,各种有特色的风味小吃一一吃遍。而且,让我奇怪的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都不是忻州的,四川腊味、云南米线、武汉鸭头。每年正月初七上班。忻州这个城市大部分小饭店不营业。2009年春节过后上班,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发愁去哪里吃。在县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单位上班并不忙,人们拜年、喝酒。在村里,过完二月二,年才算真正过完。可是城市没有多少人情味,也没有民俗味。我埋头电脑前,开始弄工作报告,规划这个系统全市一年的工作,这是一个单位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同时,心里盘算哪个饭店离住的地方最近。有时,想吃一碗面,得走好远。打车,车钱要比面钱贵好多。
寂寞如此庞大
新鲜感很快过去了,一心想的是怎么快点调下来,把家安顿住。忻州这个地方没有多少朋友,寂寞缠住了我。杂志社的那间房子兼做库房,每一期出来的杂志都堆在那儿,整整半屋子书。床下、柜子里、桌子下,都塞满了书。我喜欢书,躺在这些书堆中间,没有坐拥书城的感觉,有时会想,地震来了,往哪儿跑呢?没有一丝空隙。办公桌上有一台破旧的286机子,显示屏也打不开,古董一样摆在那儿,开始还擦擦,后来灰尘越来越多。公家的东西谁也不好扔,也不能卖,它只能摆在那儿,被尘埃淹没。同时被尘埃淹没的还有我焦虑的心。
2008年刚到忻州那个漫长又寂寥的夏天,在办公室呆得闷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楼顶上,望着天光云影和缩小了的汽车人群,觉得自己异常渺小,随时会消失在空气中。傍晚的时候,单位人们下了班,一辆一辆小车鱼贯而出,院子里一下空旷起来。人们三三俩俩结伴回了家属院,过一会儿,换上裙子、短裤等随便的衣服,出来溜狗,一大群人围在一张石桌前打扑克,不时发出争吵和大笑,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下了班同事或同事的孩子经常用单位的电脑玩游戏,习惯电脑写字和网络的我像缺了手脚,去一个住在文印室的老乡那儿蹭电脑。一次喝了酒后,老乡说,你以后不要老来我这儿玩了,影响睡觉。以为他开玩笑,但他说完话之后一本正经,还有种翻脸也不怕的表情,我大窘,不知道他想说这句话多长时间了。狗一样溜走。去网吧,都是些小孩子们在打游戏、看电影、聊天,去了两三次,不再去了。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被异常放大,每天去广场上散散步,天黑的时候,和一大群民工、流浪汉坐在广场的栅栏上,屁股下垫一张散发的广告纸,看大屏幕电影。一个夏天,演过些什么电影,一个也记不住了。后来,发现这个城市有一个迪厅,花五元钱门票进去可以一直坐到十一、二点。要一瓶啤酒或饮料十元钱。便经常去那儿。到了九点,场子里人就多了,一大群男男女女站在舞池中间摇头呐喊、狂舞,我静静地坐在吧凳上,看这些疯狂的人,有时也想下去跳跳,可是不会跳,也比那些疯狂的年轻人大了许多,不好意思下去。整个夏天,一直静静坐在那儿,坐着坐着感觉时光飞逝,自己真的老了。搬到和平西路后,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回去时慢慢溜达着,从不同的大路小路回去。其中有一条路过忻州师范学院,每次从那儿走过的时候,总是怀念自己的学校生活。看着结伴而行的一群群学生,恨不得自己缩小多少岁,加入到他们中间。有时,实在寂寞得慌,胃里也空得慌,希望找一个人去酒店里坐坐,酩酊大醉,可是没有合适的人。一次,在快到那幢楼的十字路口,看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几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腿往车里面塞,女人穿着一件绿色的夹克,拼命挣扎,后来被塞进去,车走了。我想,是绑架还是逃婚,或者什么?应该去报警。但我的视力,没有看清楚那个车牌号。而且觉得这个城市和我实在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每天注意新闻和小道消息,好多天也没有听到凶杀和绑架的消息,才感觉好了些。
回家的路
忻州的秋天短的像乌龟脖子,一眨眼就冬天来了。每个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黑暗还很粘稠,风嗖嗖的像磨了一晚上的刀子。路灯还没有亮,我脚步匆匆地赶往汽车站。白炽灯惨白惨白,照在睡意朦胧的售票员脸上,像蒙了一层白纸。车还没有来,几个买好票的人把手插在袖筒里不停地跺脚。
“忻州。”
“二十六。”
他们并不抬头,只是机械地把手伸出来接过钱,在电脑上打出票,然后再递出来,像机器人一样。
有一个月,我们经常加班,尤其是一到星期五越想回家,单位越忙。好不容易捱到工作做完,领导走了,打车到汽车站,没有车了。妻子在那边打电话,坐上车没有?没车了。五岁的女儿在电话那头哇一下哭了。挂了电话,望着绽放的霓虹灯和一群一群急匆匆的行人,感觉异常寂寞和凄凉。街头那些扇着扇子说说笑笑卖羊肉串的异乡人,散发着粉红色灯光发廊里打麻将的小姐,都成了我羡慕的人,他们的生活艰辛和卑微,但有一帮子人一起和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或许在藐视整个世界。有个星期五加班,熬了半晚,星期六继续忙,傍晚才回来。女儿生气了,不理我。晚上饭也没有吃,搂着美羊羊布娃娃在一块小地毯上睡着了。看着她孤单可怜的样子,觉得自己很虚弱和无奈。每次回到家里,女儿总是问,爸爸,你什么时候能调回代县来?前几天,女儿忽然问我,爸爸,你和妈妈都不在的话,我跟谁?我说,爸爸妈妈肯定有一个带你。她说,你们要是死了呢?我跟谁?我愣了一下,说,怎么问这个问题?她严肃地说,只问这一次,以后再不问了?女儿这么小,竟然有了这样一种沧桑感。
写材料的小杨和写小说的杨遥
昼与夜在我的生活中分开,白天,我是一个面带谦和微笑的小公务员,还是借调的,写别人的讲话,别人单位的总结、计划、汇报等等。晚上,我在小说里建立自己的王国,杀人放火、蒙面剪径。我泾渭分明,白天付出劳动,挣工资养家。晚上经营自己的世界,自由飞翔。但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好多时候,并不能按时下班,熬通宵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XX年的大事、喜事多,这就意味着这一年的活动多,材料也多。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愿意动笔,而且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出来。写着写着,对节假日有了恐惧症,因为几乎每个节假日都要开展活动,从年初的元宵节、到清明、七一、八一、国庆、中秋、元旦、春节,别人过节我们忙。再加上一些重大事件,写完一个又一个,整个单位的材料洪水一样向我涌来,上班时间就像钉子一样钉在电脑前,生活变得比高三生活还紧张。
大部分时间都是给别人写东西,给自己写只能抽时间。把闹钟上到六点,只要单位不太忙,就起来写小说。八点多去上班的时候,单位还有好多人没有来,来了的有的还没有吃早饭,而我已经为自己工作了两个小时。有时候半夜有了感觉,四、五点就起来写。经常写着写着,闻到一股血腥味儿,有时早上起来流鼻血,边用水洗边充满悲壮感。每个星期天,只要不加班,就把手机关了,在家里写东西。女儿想让我陪她玩,我总是对她说,等爸爸写完这点儿和你玩。女儿不一会儿跑到电脑前,指着屏幕问,写完这一点?写累了,我把女儿举过头顶,抱着她转几圈。后来女儿变得非常懂事,说电脑是爸爸的,我写东西的时候几乎不过来打搅了。
但有一次忽然说,要是停电就好了。
爸爸可以陪我玩。
我听了很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
生活以一种异形的姿态出现,写小说的杨遥和写材料的小杨是两个人,有时白天在单位有人叫杨遥,感觉非常陌生,好像是在叫另一个人。以前读卡夫卡,评论家说这是荒诞小说,自己也觉得荒诞。可是现在,却感觉他笔下的生活非常真实,那个去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根本不可能顺利到达城堡,世事就是如此艰辛。忻州就是我的城堡,我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这不到一百公里的距离我足足走了二年,大概走了两万公里,还走不进来。在这种环境下,人非常容易异化。有段时间我经常胡思乱想,盼望发生一场大地震一切变为废墟,也希望碰上各种各样的歹徒自己当个英雄,甚至希望自己坐的车发生车祸。这种压力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并没有多大差别。
黑夜加班,熬到四、五点钟,回到杂志社,躺三、四个多小时,到了人家上班时间,赶忙起来收拾收拾,走在路上脚还在飘,又得投入紧张的工作。常常想起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中的一个场景,小马哥在纽约开餐馆,黑人欺负他,有一次把一盘炒米倒在地上,让他吃了。小马哥跪在地上,双手捧着米饭吃了。站起来几拳把黑人打趴下。十年前看的这部电影,这个细节竟然这么记忆深刻。我写下一系列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风从南方来》、《今天请你吃大碗面》、《怀念金鱼的夜晚》、《留下卡卡,他走了》、《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从明天开始好好爱你》、《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生活以这种方式给我提供了素材。而且,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卡佛,他笔下那种落魄的人物和我以及我接触的人根本没有区别。每个星期一和我一起坐早车到市里的人,大多是去市医院看病的人,他们夏天也穿着厚厚的衣服,裹着头巾或戴着帽子,但看起来还是轻飘飘的。有时,为了省钱,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排一个小时队买火车票。坐在火车上,这种感觉更明显,大概所有没钱赶路的人都来坐火车,我见过形形色色可怜的人。我发过一个宏愿,等我有钱了,修一条北京到太原的专列,专门拉没钱的人,车上免费提供茶水、饮料、伙食,放忻州北路梆子和二人台。
文学让我看见了光。尤其在心情异常烦躁和忧郁的时候,读着喜欢的书渐渐心平静下来,从当前的琐事中挣脱,在冥想中构筑着一个一个美好的世界,现实消失,自己仿佛成了一缕清风或一片白云,融入自然世界。生性敏感和生活的荒诞,使我的小说有了自己的风格,我渐渐地看见了路,尽管路上有浓重的雾和未知的陷阱,可我知道那是真真实实的路。因为文学,我呆在忻州这个小小的城市认识了全国各地好多好多的朋友,他们有些人生活在大城市体面地上班,有些人四处流浪衣食不足比我处境还糟糕,我们在文学的光下面一起取暖,用文字维护着做人的平等和尊严。因为文学,我确认了世界上真的有精神独立的男儿,有天使般美丽的女孩,在这个什么都日渐萎缩,什么都冒牌做假的时代,他们纯粹地活着,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文学没有改变我的处境,也没有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可是文学使我内心越来越平和,使我感觉越来越灵敏,我能听到树的声音,我能看到风的影子,我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在心中拔节生长。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许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和我一起在路上奔跑。